刘在平：“新权威主义”讨论会综述概要

刘在平：“新权威主义”讨论会综述
新权威主义是我国当前一种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潮，它的出现是我国中青年知识分子对改革发展的思考进一步深化的表现。

关于新权威主义的热烈讨论是在去年11月份由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等单位举办的“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上开始的。

最近，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和理论信息报又联合组织了“当前政治思潮中的新权威主义”讨论会。

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新权威主义作为政治发展模式选择的社会背景和条件
对于社会现实状况的分析与理解，是政治发展模式选择的前提。

主张新权威主义的同志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一个集政治、经济为一体的“政治全能主义”。

只有实现政治、经济的“二元化”才能保证经济形态的转化和经济的高度发展。

从而为实现民主政治创造条件。

但在“二元结构”未实现之前或实现之初，必须由足够的权威力量去排除旧体制受益者的力量等障碍。

因此，这一阶段在政治领域里仍然需要强有力的集权。

但这时的集权已放弃了对经济的控制，并且以推进经济变革和利益多元化、进而推进政治民主化为己任。

持此主张的张炳久称这一阶段的权威为“半集权制”。

吴稼祥进一步论述道：健康的、充分运行的市场经济才是政治民主化的前提。

但市场运行需要在经济与政治分离的条件下实现。

这种分离靠扩大公众参与是不行的，因为在目前情况下靠选举产生的代表只会逃避市场，或片面受某种利益集团的操纵而分割市场，因而必须由理智、坚定、具有现代化意识的权威来实行有力推进。

他在发言中据此强调，新权威主义是通过市场达到民主政治的“特别快车”。

新权威主义还认为，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压抑、挫伤了中产阶级的成长，历史出现断层，因而不能即刻追求由中产阶级作为社会依托的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自由民主政治，尤其不能从“体制决定论”的观念出发引进西方民主机制，否则将会导致90年代经济、政治全面的滑坡现象。

在现实条件下，改革应由权威推进，递次展开，循序渐进。

持反对意见的同志指出；“政治全能主义”问题的解决关键不在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而在与权力结构、权力关系本身。

当过于集中的权力全面控制社会并且不受制约、缺乏行为规范与科学的决策程序时，靠集权本身从经济领域抽身是不现实的。

顾昕认为，权力在控制、干预经济中无制约的膨胀和渗透，已完成了与利益的缠绵、结合，现在实行新权威无法将这种结合分开。

王逸舟以东欧国家经济局面的打开与民主大踏步密不可分、我国沿海一带经济发展也与民主发展并驾齐驱为例，认为市场机制与民主政治是互为前提、互为动力的，靠先通过集权实现市场经济，然后再实现民主的设计只能是充满善意的
幻想。

现实中改革的困境表明，经济形态的转化已受到传统政治框架的束缚，必须靠民主力量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获得深化发展的条件。

李盛平、肖国亮认为，我国现阶段以致于近代以来具有现代化意向的新权威决非空白，既不乏新旧权威的更替，也不乏强有力的政权，但始终徘徊于“怪圈”循环而无根本突破，困境迭出和我国在现代化序列中位置的后移表明，集权政治必须变革。

李盛平等还认为，对现行社会的分析不能忽略对社会转轨中多项变量的洞察和对国际大系统发展趋势的预测。

我国各种复杂的、变化的利益要求多元广泛的表达渠道和综合机制，社会系统需要高度科学的决策体制进行整合与调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各种社会团体的民主意识与文革前和文革中已不可比拟，“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提出了必须完满回答的民主政治问题，国际上不仅发达国家在调整结构，社会主义国家中如苏联公开性和言论自由的提出等都表现了共同的历史意向。

尤其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虽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但自十一届三种全会以来已经不可逆转。

在此情况下主张新权威主义只能是逆水行舟，无异于主张放弃改革。

二．关于新权威产生的依据及其合法性
远志明等对于新权威何以产生、何以得到认同并具有合法性问题提出疑问。

他们认为新权威主义并未回答靠什么来选择思想开明、具有现代意识的主体承担新权威角色的问题。

赞成新权威主义的陈坡认为，目前新的政治权威的合理性在于，思想上提出正确的主张并坚定不易地贯彻下去，政治权威由此产生和存在。

持相左意见的同志认为，对于任何权力来说，只有解决了权力范围限制、权力时间限制、权力更替规则限制、权力运行程序限制之后，才能谈得上其指向与目标的保证，才能谈得上反腐败的成功。

不少与会者认为，现代权威的依据来源于公民基本民主权利与权威合法性之间的双向认可。

因而权力更替中的选举制度、权力运行中的监督制度、权力结构上的制衡制度、权力时效上的任期制度等的确立及其作用的实际发挥，才能取得公民的充分认可，并取得合法性。

三．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价值取向
秦晓鹰认为，关于新权威主义之争古已有之。

辛亥革命后期就有人反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推崇袁世凯实行权威统治；抗战前夕有人主张英明的军阀出来统治；抗战结束主张专制的蒋介石以《中国之命运》与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

每当中国到关键时刻，总是有推进民主还是依仗权威的选择。

这里包含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价值趋向问题。

一是经济发展不应当是更高的、更优先的价值趋向，其实民主需求、民主生活本身对于经济发展及商品经济的形成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是民主与自由不可分离，应该共同构成价值取向，脱离自由的民主和脱离民主的自由同样是不完整的，更不应该先去追求“经济自由”；三是民主作为价值取向应该在现实中追求，决不
能等待权威的恩赐和给予，也不可能是权威训导、培育出来的。

因此历史上“军政——训政——宪政”的设计不可重演。

黎鸣进一步论证了民主与科学、自由共同构成社会的自组织机制的观点，认为它决不应该是可有可无的手段或条件，而应当是社会发展价值取向本身。

既不可能夺取政权时需要民主，掌握政权就忽视民主，也不能经济好了再找回民主，经济不景气先不搞民主。

我们不能简单地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公式出发，认为民主也是由经济繁荣决定的，或是经济繁荣以后才是可取的。

文艺复兴、英国革命、明治维新都不是以经济振兴为前提的，我国历史上振兴经济、发展贸易、甚至经济改革的努力不乏先例，但总是难免在政治集权与腐败面前撞车、滑坡。

我国现实中不存在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的经济体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搞所谓经济体制改革，不改革权力关系而寻求“二元化”，是一种避实就虚的价值追求，必将走向死胡同。

四．关于“开明专制”与“精英民主”
刘在平针对靠“开明专制”克服危机、推进经济变革和政治自由的观点发表意见，认为“开明”与“专制”不可能真正统一。

开明君主在历史上确实有过，但总不免走向反面，或其后代不肖，或其本人有“明主”变为“昏君”。

尤其到了当代，社会系统的复杂、多变，以及整个世界多方面的一体化趋向，更使“开明专制”丧失了存在的条件。

任何权威只有在利益表达渠道多元、畅通，先进科学思想咨询作用得以发挥，监督、制约机制健全，选举与表决程序完善的民主体制中，才能保证决策无重大失误。

历史到今天，任何政治强人思想的英明与才能的发挥难以逞斜线上升或直线平衡，而必然是大幅度的升降涨落，民主体制的作用在于保障最佳人选在其政治社会化最佳发挥期里以最佳方式充当权威角色。

会议关于“精英民主”的讨论亦有深化。

孙立平就此作了如下分析：一方面有人担忧权威弱化和秩序失调，因而强调固化权威，缓行民主；另一方面又有人担忧用专制加强权威会阻碍民主进程，而倒退到人治、专制的时代。

而现在应该有“第三种担忧”：就是既无民主又无权威、秩序的状态很可能出现。

他列举了腐败现象对政治道德的冲击、改革中的政策失误、怀旧心理和“逆反”心理的蔓延等，认为权威与民主双重危机的产生并非危言耸听。

双重危机的互相作用又会导致“混乱——专制——新的混乱”的恶性循环。

在此情况下，出路在于建立新的权威基础，即法制与民主。

但由于传统的权威基础向新的权威基础转化时会出现“权威真空”的断裂，因而我国近期民主化的目标应当是：以议会民主为形式的“精英民主”。

孙立平的发言使大家认同，对知识精英作用的充分肯定是建立在对局势与危机进行冷峻分析基点上的。

与会者认为，对危机的感受、对发展模式的理性选择，单靠利益需求是难以完成的。

知识分子由于其开眼看世界、接受最广泛最新颖信息的能力，由于其穿透现实、克服短期行为、把握战略循环的思维层次而富于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具有现代化素质和意向，因而是现代化的社会动力。

尽管在抨击“脑体倒挂”，充分承认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尤其是政治民主化进程中重要地位等问题上取得较多共识，但仍有的同志对“精英民主”的主张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权威真空的原因将不是由于权力角色承担者的匮乏或其意向、素质的弱化，而是由于权威合法性的失落、公民对权威认可程度的降低。

因而问题的关键是由知识分子充当权威再推动民主，还是把推动民主建设当成知识精英的现实作为。

“精英民主”主张的悖论在于：知识精英向权力精英转化的前提必然是民主体制。

同时，知识精英在集权结构中受传统体制“同化”在所难免。

与会者认为，无论是“精英民主”还是“大众民主”都只是从政治生活主体角度出发思考问题的，而民主的实质在于权力制衡和体制保障，舍此无论是“精英”的还是“大众”的民主都不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