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马湖作家群的创作特色

论白马湖作家群的创作特色内容摘要：白马湖作家群以其显赫的文人群体组合和丰厚的创作实绩，显示出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标高格的意义，尤其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历史时段和特定文体领域里，有着的不可漠视的重要价值，在人生态度、写作立场、审美追求、精神品性等方面，均呈现出别样的美学风格。

关键词：白马湖；散文；作家群；创作特色白马湖作家群是一个气类相近、旨趣相同的文人组合体。

1920 年代初以来，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春晖中学，汇聚了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叶圣陶、朱光潜等一批知名作家，还包括经亨颐、李叔同、马一浮、俞平伯、刘大白、匡互生等重要外围人物。

其中多为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的成员，有同窗、同事和师生等多重关系。

经常性的文学交流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或曾在白马湖讲学，或来此地客居旅游，白马湖成为联结他们共同事业和深厚情谊的精神纽带。

他们一起办学校、编杂志、开书店、搞创作，活动涉及文学、教育、出版、艺术等诸多领域。

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氛围使他们产生了相似的文化心理和语言习惯，形成了他们相近的文化个性与艺术风格。

他们秉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山水诗酒精神和佛教精髓，追求艺术化的生存方式，力图实现人与自然的完美和谐。

“白马湖”作家群在文学创作上诗文并重，尤以散文著称。

他们在散文的文学观念、文体创新及内容形式等方面都作了可贵尝试与探索，丰富了现代散文的创作模式，是对文以载道、游戏消遣等传统文学的否定，为现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们的散文样式异彩纷呈，包括随笔、杂感、序跋、游记、书信及抒情散文等，作品多发表在《春晖》半月刊和《山雨》等刊物上。

特别是1924年和1925年，朱自清和叶圣陶、俞平伯等联手编辑出版了《我们的六月》、《我们的七月》两部诗文专集，标志着这个作家群体不俗的创作实绩。

其作品基本属于闲情散文，风格与语丝、京派作家有相近之处，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是对山水的流连和对日常生活的注重。

在他们的散文世界里，显示出积极面对人生、坚持平民立场、追求艺术灵性、融合宗教感悟等精神特质，这正是白马湖散文作家清新恬淡、真切自然的人生态度与艺术精神的外在呈现。

一、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

作为文人，白马湖作家们崇尚艺术化的生活，对山间明月和江上清风的自然美景表现出浓厚的兴致；但他们又是一群有抱负的文人，经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是抱着积极的人生态度从事文学活动的。

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认识，他们一面保持着个人心境的宁静，无意仕途，淡薄名利；一面又做着切切实实的文化教育工作，从事“于人生有益”的艺术创造。

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生态度，构成了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以出世的精神认真做入世的事业，以平和清醒的姿态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生，在展示现代文人独特审美趣味的同时表现对黑暗社会的义愤和抗争。

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刘延陵等人积极参与社会人生的作品，几乎都是在“白马湖”时期完成的。

他们较多地写身边的琐人琐事，表现的情感却是与时代、社会息息相通的。

朱自清写于白马湖的名篇《刹那》，略说他“对于人生的态度”，既反对古来名士派的“及时行乐”观，又批评现时颓废派的“求得刹那间官能的享乐”，提倡一种紧紧抓住现在、执着现在的“刹那主义”，表现出清醒的现实人生观。

正是这种“执着现在”的态度，使向来“温柔敦厚”的朱自清时有痛斥时弊的愤世之作。

在其温州“踪迹”的一组散文中，就有《生命的价格——七毛钱》、《航船中的文明》等批判现实、慨叹人生的犀利之作。

丰子恺的《车厢社会》、《吃瓜子》，叶圣陶的《骨牌声》，夏丏尊的《谈吃》所反映人生“不平等”、“苦”等现象，均为批判传统陋习之作，是对人生世相的真切观照与批评。

当然，白马湖作家群“入世”程度和“入世”方式比之于身处时代洪流中的革命作家又有所不同。

他们不可能像左翼作家那样肩起更重的社会负担，更不会直接参与政治活动。

故而其创作虽对现实有所批评，总体而言是文明批评多于社会批评。

但他们积极入世的精神品性，却承续了反封建传统的“五四”精神，从而具备了独特的审美价值与文化意义。

二、平民色彩的写作立场。

在浙江新文学作家中，白马湖作家群的“平民色彩”是最为浓厚的。

“平民意识”是这个作家群成员对自己的角色定位。

其“平民”立场并非单指“平民”身份，而是具有平民意识的行为指向和文化追求，是在思想倾向、文学观念乃至生活境遇上与“平民”有更多的精神沟通。

白马湖散文家多出身于平民阶层，有着一种源于本土的平民气息。

“白屋诗人”刘大白曾治印一方，谓之曰“江南布衣”，可视为其平民立场写作的真切自白。

夏丏尊把自己的房子取名为“平屋”，意在表达自己“平民、平淡、平静”的人生理想与追求，也是他趋近平民的心灵写照。

在这种意识的观照下，作家们把目光投向了底层民众，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或为劳动者而歌，或替受难者鸣不平，在诉诸真切情感的同时坚实地实践着文艺为人生的使命，从而成为平民阶级的代言人。

朱自清的散文名篇《生命的价格——七毛钱》，从题目即宣示出作家对冷酷社会剥夺人的生命价值的人道主义愤慨，饱含着对苦难者的深切关怀与同情。

《背影》、《给亡妇》等写自己“家道中落”后的生活窘境和贫寒夫妻相依为命的深挚感情，同样是一种平民生活的日常观照。

夏丏尊的散文《闻歌有感》把目光投射到了妇女的命运上，劝导妇女应有主宰自己命运的意识，通过实现人生的价值来争取自身应有的地位。

他的一些议论性散文，如《知识阶级的运命》、《悼一个自杀的中学生》等，议论所及多为下层知识分子，或为地位低下的知识分子的命运而感慨，或替遭遇不公的中学生鸣不平，都是在为平民百姓说话，显现出作家的平民关怀精神。

丰子恺的《穷小孩的跷跷板》、《劳者自歌》、《车厢社会》等，同样把笔触伸展到日常生活层面，状写普通平民的真挚生活与思想，充分体现了他的平民立场。

周作人在《平民的文学》一文中，曾将封建传统旧文学概括为“贵族的文学”，并指出新文学作为“平民的文学”而存在，两者的区别即在于是否忠实地反映了“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描写大多数人的“真挚的思想与事实”。

白马湖作家们灌注了“五四”新文学的平民意识和平民立场，是以发现人、尊重人为旨归的“五四”精神的又一重要呈现。

三、淡雅隽永的审美追求。

在以平民立场积极入世的同时，白马湖作家又往往以“从容不迫的达观态度”对待散文创作，“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呈现出平实质朴、真挚自然的美学风范。

恬淡宁静的白马湖山水涤荡了作家们的心灵，构成了他们独到的审美视野和艺术创作。

他们在富有田园诗趣的自然环境里对日常生活作艺术观照，实践着“人生艺术化”的追求，向读者展示了纯净清丽的自然环境和充满真善美的人文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人们一方面能与自然和谐交融而使心灵得以纯化，另一方面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艺术化观照而充分品味生活的真滋味。

他们的散文犹如白马湖的水，恬淡清脱、隽永疏朗。

这种朴实清淡又不同于平铺直叙，而是铅华落尽后的天然风姿，绚烂之极后的反朴归真。

所谓风华从朴素出来，这正是白马湖散文的艺术特质，也白马湖散文的风骨所在。

夏丏尊将其散文结集为《平屋杂文》，“平屋”之名，既为纪实，亦含“平淡”之义。

他的散文多以白描为主，有时无任何技巧可言，却往往在平淡朴实的文笔中蕴含浓郁的情致，给人清隽纯朴之感。

无论是描绘生活、回忆友人之文，还是针砭时事、关注民生的作品，均能以朴素自然的笔法描写出真情实感。

其《白马湖之冬》将家常气氛、现代知识分子心态和山水诗趣进行了完美融合；《“无奈”》、《长闲》等文也是感怀所至，信笔成文，浑然天成。

丰子恺的散文以感情的真挚和语言的素朴著称，如《湖畔夜饮》首先描绘酒阑人散、皓月当空、花影满堤的西湖春夜气氛，接着以一首春月歌引出一位多愁善感的长者形象。

文中虽未用形容刻意描绘景物，但那些隐伏在笔下的水光、涟漪、春意、拂柳都似在画中一般。

其文絮语漫谈，娓娓道来，给读者很深的诗情感染，如米酒般余味无穷。

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朱自清为我们描述了一幅秀美的工笔画，形象可视可感，作家表达的对白马湖的亲切、爱怜之情，也寄托在了对美与自然的向往之中。

白马湖散文的这种淡雅质朴之美，将作者的高洁人格、纯正思想、诚挚感情也包含其中。

正是他们在清逸简单的生活中享受人生乐趣，保持自己的本性，其文章才能直抒胸臆，成为完美的人格力量和纯正朴实作风的表露。

四、宗教色彩的精神品性。

白马湖作家群有一个颇具特色的标记，就是他们多受过佛教思想的浸染，同宗教有密切联系，这成为探寻白马湖作家群文化性格的重要角度。

白马湖作家群深刻的宗教渊源，源于他们共同的精神领袖李叔同的影响。

李叔同法名弘一法师，精修律宗，弘扬佛法。

他在出家前就与经亨颐、夏丏尊在“浙一师”共事，彼此意气相投，在思想和精神气质上互为影响。

李叔同超尘绝世的精神品格和悲天悯人的情怀风范，对当时的文人知识分子产生了具有典范意义的感召效应，使白马湖作家们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对宗教的向往，以寻求一片心灵的净土。

丰子恺受李叔同的影响最大，是白马湖作家群中与佛教最有渊源的作家。

他在“浙一师”求学期间即成为李叔同的弟子，二人都喜好艺术，共同的思想情操和人生追求使他们形成了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

出于对佛家思想的体认和对李叔同的由衷敬仰，丰子恺在三十岁生日时皈依佛门，法名婴行。

作为白马湖作家中最虔诚的佛教“居士”，丰子恺写下了诸多体认无常、护生护心之作，如《大帐簿》、《渐》、《秋》、《伯豪之死》等，以佛家心态感悟生命的空寂和虚幻，感叹人生的无常和世事的变迁，反映出他以宗教观照人生的独到体悟。

夏丏尊虽未皈依宗教，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

他折服于李叔同在清苦简单的生活中达到的高远境界，体悟到了什么是“真解脱”和“真享受”，并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翻译了《爱的教育》，将教育和宗教融为一体。

其他白马湖作家也多是李叔同的挚友，从对其品行的敬重延伸为对佛教的兴趣，继而与佛学发生较深的精神联系。

因此之故，宗教精神的渗透，成为白马湖散文的一个重要艺术表征。

值得注意的是，和通常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危机不同，白马湖诸公在创作中所体现的宗教精神是以积极入世的文化人格为基础的，就如同李叔同出家“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一般，他们对佛教的认同甚至皈依，体现的是一种对现实人生的热切关注和执着追求，以此来追求更高境界的灵魂生活，最终求得圆融丰满的人生。

与现代文学史上其他流派相比，白马湖作家群以其丰富的内涵、鲜明的特征和卓著的成就而成为一个独立存在。

他们歌唱出与众不同的声音，表现出返璞归真、温润腴厚的艺术风格；那些平淡隽永、清澈通明的美文，亦成为文人敬仰的典范。

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中，他们的作品成为各级学校培养学生写作技能的范本，朱自清的《背影》、夏丏尊的《白马湖之冬》、叶圣陶的《没有秋虫的地方》、丰子恺的《杨柳》、《山中避雨》等至今仍常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可见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