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_何福平(政策建议)

2010/
11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何福平
摘要：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出
现了大规模的“择优迁移”，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成了影响当前我国粮食生产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是我国农地流转的重要诱因，受种粮比较利益偏低的影响，农地流转后的出现了“非粮化”；同时，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自身也会带来劳动供给的“非粮化”倾向。

实证结果表明，农村老年劳动者的健康自我评、有无养老金、有无配偶、子女外出情况、灌溉条件、交通条件、种粮机械化程度、粮食销售价格、种粮方面的产业化组织和地区差异等10个因素对农村老年人种粮参与具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种粮参与；粮食安全；Probit 模型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 （2010）11－074－03
作
者：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福建，福州，
350001一引言
近年来，有关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
在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庞丽华，
2003；白南生等，2007；吴海盛，2008；李琴、宋月萍，2009），研究表明农村老年人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家庭外出打工人数对其农业劳动供给有显著影响。

以上研究大多把农村老龄化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鲜有从其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入手，把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作为自变量进行研究。

因此，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背景下，探讨如何合理利用农村老年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充分发挥当前农村老年劳动者的种粮积极性，对于缓解当前农业劳动力短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与“非粮化”之间的关系，找出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并通过对福建省三地市农村的调查，实证分析农村老年人种粮劳动供给行为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二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影响
未来十年内，我国仍将面临人口持续增长、膳食结构改善和工业用粮的增加，全社会粮食消费需求将持续增长；而粮食供给面临耕地和淡水资源约束趋紧、国际粮食市场供求变数增加等诸多挑战。

在短期内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发生根本性进步的情况下，粮食产量的增长必须依靠劳动力的增加或粮食播种面积的扩大，而这两大要素的增长呈现下降态势。

（一）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现状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农
村前往城市，
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14533万人。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
超过4亿人，
而农村老龄化的严重程度将超过城市。

杜鹏（2004）、周福林（2006）等学者根据2000年的“五普”资料推算，我国60岁及以上的农村留守老人数量已达到1800万左
右。

据笔者调查，
以龙岩市某村为例，全村共有324户，1444人，其中有劳动力1034人。

该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占全村劳动
力总数的70．3%，
在本村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劳动力中，51岁以上的占81．3%，
30岁以下的仅占3%。

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择优迁移”带来了农村家庭经营模
式和家庭成员劳动供给行为的改变，
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老年人成为农业生产的维持者；二是老年人难以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三是以留守农村的老年人为主体的村庄活力不足。

（二）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非粮”效应在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新型农民尚未成为种粮的主体，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一来减少了种粮劳动供给，二
来减少了粮食种植面积，具有明显的“非粮”效应，影响着我国
粮食生产安全。

1.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直接减少了种粮劳动供给农业生产对体能要求较高，上年纪的人退出劳动供给可以被视为其福利状况改善的一个显示性指标。

如果继续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很可能导致受伤，增加引发各种健康问题的可
能性，
从而会显著降低老人晚年的福利状况（John Giles ＆Ren Mu ，
2006）。

庞丽华（2003）的调查结果进一步显示，50－59岁、
60－69岁和70岁以上三个年龄段参与正式劳动的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比例都在80%以上，而从事非农生产的只
有20%左右。

由于粮食生产劳动强度大，
劳动条件较差，具有很强的季节刚性，需要多个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协作，大多数农
村老年人难以承担种粮劳动。

他们在保证口粮的前提下，
往往更愿意种植其他的经济作物，以让自己劳动供给曲线尽量
往右延伸，
获得生活来源。

2.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促进了农地流转，出现了“非粮化”趋势
随着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村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受到影响，农业发展方式难以转变。

在很多农村地区出现了农户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农户拥有的农地资源不匹配的现象，影响了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

受当前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地
分配不均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李启宇等，
2010；杨丹等，2010），农村土地流转作为一种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
置和改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有效途径逐步发展起来。

然
而，土地流转加速进程中的耕地用途“非粮化”态势在全国不
同程度普遍存在，一些宜粮产区甚至粮食主产区缘于GDP崇
拜和种粮比较利益偏低，土地流转明显带有“非粮化”的倾向，
成为当前农村出现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动向（瞭望，2008；
陈卫群，2009）。

进一步，农地流转、种植业结构调整降低了农
村劳动力的体能门槛，增加了老龄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弹性，同
时对高人力资本的新生代农民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老龄
化”在短期内得到了巩固，从而出现了“老龄化”与“非粮化”
之间的恶性循环。

三农村老年人种粮劳动供给行为的实证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在当前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背景下，深入
分析农村老年人种粮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因素，在保证农村
老年人福利不下降的情况下，增加老年劳动者的种粮劳动供
给，不仅可以提高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而且可以缓解农村
种粮劳动力的不足与国家粮食安全的矛盾，延缓刘易斯拐点
的到来。

本研究随机抽取了福建省泉州、南平和龙岩三市的
318位60岁及以上的具有劳动能力的农村老年人，利用劳动
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等指标来测度其种粮劳动供给状况。

在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比较不同特征老年人种
粮劳动参与率和种粮劳动时间的差异，然后利用二元Probit模
型分析探讨农村老年人种粮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最后，对研
究结果进行小结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农村老年人种粮劳动供给与时间分布概述
根据三地市的调查，60岁及以上老年劳动者中，有68%的
人仍然在从事农业劳动，其中有59%的老年劳动者直接参与
种粮劳动。

从地区来看，泉州市种粮劳动参与率仅为35%，南
平市为67%，龙岩市为64%。

从种粮劳动供给时间来看，种粮
家庭老年人参与种粮劳动的比率为97%，参与者年平均种粮
劳动时间为685小时；未种粮家庭老年人参与种粮劳动的比
率仅为20%，参与者年平均种粮劳动时间为231小时，其中，
半数以上为义务或无偿帮助其他家庭，仅有46%的老年人因
此获得收入。

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老年人从事种粮的劳动
时间显著减少，60－64岁年龄段的老人年平均种粮劳动时间
为367小时，而65－69岁年龄段的种粮劳动时间下降为288
小时，70岁及以上的种粮劳动时间约为101小时。

男性平均
种粮劳动时间高于女性为297小时，而女性平均为269小时。

（二）农村老年人种粮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1.模型与变量
根据已有的研究经验、当前的政策条件以及调查所得的
数据情况，本文拟从农村老年劳动力这一微观主体出发，对其
种粮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现将假定的影响因
素分为（1）个人基本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健康自
我评价、有无养老金、是否有配偶；（2）家庭特征，家庭人均收
入、子女数、外出打工人数，耕地面积；（3）农业基础设施，包括
灌溉条件、交通条件、种粮机械化程度；（4）政策认知，包括对
粮食直补、农机补贴政策、粮食销售价格和农资价格的评价；
（5）经营特征，户主是否参加种粮方面的产业化组织。

依据已有理论与文献，农村老年人种粮劳动参与率可以
表示为以下函数形式：（3．1）
式中，ε为随机扰动项，反映无法观察到的其它影响因素。

农村老年人种粮劳动参与存在“参与”和“不参与”两种情况，
当“不参与”时取值为0，“参与”时取值为1，为离散变量。

由
于行为主体只有参与种粮劳动和不参与种粮劳动两种情形，
因此本文采用二元选择模型中的Probit模型对农村老年人种
粮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进行回归分析。

2.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Eviews5．0软件对318个样本的截面数据进行
了Probit回归分析。

在处理过程中，首先将所有可能对因变量
有影响的自变量都引入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见模型
一），然后根据检验结果，在一个或多个不显著的变量中，将z
检验值最小的那个变量剔除再重新拟合回归方程，并进行各
种检验，直到所保留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都通过显著性
检验为止（结果见模型二）。

具体的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模型
一和模型二的LR统计值分别为36．361和33．214，均高度显
著，表明模型的模拟效果良好，应拒绝回归系数均为0的假
设。

表1福建省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种粮劳动参与的Probit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一模型二
估计系数z统计量估计系数Z统计量
性别（x1）－0．103－1．371－－
年龄（x2）－0．059－1．137－－
文化程度（x3）－0．320－1．552－－
健康自我评价（x4）0．421＊＊2．0160．518＊＊＊2．874
有无养老金（x5）－1．044＊＊＊－3．591－1．271＊＊－2．036
是否有配偶（x6）0．234＊＊1．9720．341＊＊2．223
家庭人均收入（x7）－0．001－0．227－－
外出打工子女数的占比（x8）－0．113＊＊－2．023－0．337＊＊－1．989
家庭耕地面积（x9）0．1341．123－－
灌溉条件（x10）0．357*1．8720．333*1．834
交通条件（x11）0．341＊＊2．223－0．447＊＊－2．197
种粮机械化程度（x12）0．396＊＊＊7．8310．769＊＊＊7．653
粮食直补政策评价（x13）0．0171．430－－
农机补贴政策评价（x14）－0．318－1．270－－
粮食销售价格（x15）0．331＊＊2．4110．899＊＊2．414
农资价格（x16）0．0080．596－－
种粮方面的产业化组织（x17）0．763＊＊＊2．9770．554＊＊＊3．952
地区虚拟变量（x18）0．331＊＊2．4430．298＊＊＊4．225
c－0．767*－1．802－0．659＊＊－2．440
伪判决系数（Pseudo R2）0．4010．352
最大似然比（LR statistic）36．35133．214
样本数318318
注：*、＊＊和＊＊＊表示估计系数不等于0的显著性水平分别
为10%、5%和1%。

从模型二的估计结果来看，农村老年劳动者的健康自我
评、有无养老金、有无配偶、子女外出情况、灌溉条件、交通条
件、种粮机械化程度、粮食销售价格、种粮方面的产业化组织
和地区差异等10个因素对农村老年人参与种粮劳动具有显
著的影响；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耕地面积和
粮食直补政策评价对老年人种粮劳动的参与影响不显著，但
与先验判断方向一致；农资价格的影响为正，性别、农机补贴
政策评价的影响为负，
三者皆与预期相反且不显著。

健康自我评价和是否有配偶对农村老年人参与种粮劳动
有正向影响，
而养老金拥有情况却有负向影响。

由于在南方水稻产区，种粮的体能要求和季节性要求比较高；同时，在机械化程度不高的山区，必要的劳动协作不可或缺，因此，在农忙时节农村种粮的劳动力短缺严重。

当老年人健康自我感觉越差参与种粮劳动的可能性越小。

如果夫妻双方健在，参与种粮的可能性就越大。

而养老金的拥有使得农村老年人以劳
动自养的形式退居其次，
相对而言其所在的家庭收入水平也比较高，参与高体能劳动的必要性也就偏低，参与种粮的可能性就越低。

子女外出情况对农村老年人参与种粮劳动有负向影响。

家庭中外出子女的比重越高，留守老人的非正规劳动（家务和看管小孩等）的负担就越重，在农忙时节就难以腾出相对完整的时间进行粮食耕种。

同时，外出子女寄回家中的收入也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老年人以劳动自养的压力，
减轻了其进行农业劳动的负担，供给种粮劳动的可能性则下降了。

因此，
子女外出的比例越高，外出的距离越远，留守老人从事种粮食劳动的可能性就越小。

灌溉条件、交通条件和种粮机械化程度对农村老年人种粮劳动参与具有正向影响。

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业劳动的体能要求。

由于粮食生产的土地规模
效率较经济作物明显（王培先，
2003；张忠明，2008），农业机械化程度越高，种粮的可能性越大。

良好的灌溉条件和机械化水平使得种粮的劳动强度大大降低，原本需要青壮劳动力才
能承担的重活，
季节性很强的劳动可以为老年劳动者所替换，种粮的现代化程度越高，老年人可从事于种粮劳动的可能性
就越大，
其“退休”的年龄就越往后推。

“要致富先修路”，交通条件对于粮食等大宗农产品来说非常重要。

良好的交通运输
条件可以把粮劳动者的肩膀解放出来，
使老年人继续参与种粮劳动成为了可能。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与“非粮化”极其之间关系的分
析，我们发现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是农地流转的重要诱因，受
种粮比较利益偏低的影响，
农地流转后的出现了“非粮化”；同时，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自身也会带来劳动供给的“非粮化”倾向，这都将给我国粮食安全带来影响。

因此，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提高农村医疗服
务水平。

借鉴城市养老的经验与做法值得，
必须建立“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进一
步加大养老保障资金的投入，
即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之忧。

同时，加强农村医疗服务，健全农村医疗保障。

健康是农村老年人提供种粮劳动的前提，也是影响其劳动供给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因此，要加快发展农村医疗事业，强化农村医疗服务，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2.进一步完善农地流转政策，加强对土地流转“非粮化”
的监管。

首先，应该分类制定政策，采取多项措施，鼓励、支持
多方位的主体投资农业，
从事粮食生产；对从事养殖业、特色农业的加以引导，适度发展；对占用基本农田发展都市型农业
应加以限制。

其次，
明晰农地产权，加大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让农地转出方和转入方更加珍惜农地资源，做到农地利用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3.实施粮食战略工程，推进国家粮食核心产区和后备区建设。

一方面，国家要利用财政转移支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粮食风险基金、农业机械化发展、强农惠农项目等给粮食
核心产区全方位的扶持，
避免“产粮大区，财政穷区”的发展方式进一步延续。

同时完善目前实行的普惠制粮食直补、农机
补贴等措施，
整合其它一些惠农补贴和支农资金，专门用于种粮大户按其规模化种粮面积或提供的商品粮数量进行奖励或补贴，提高老年人的种粮积极性。

另一方面，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制定政策要消除或平衡种粮与高效农业之间的效益剪刀差，国家要逐年提高粮食收购
价格和粮食保护价水平，
通过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确保粮农共享粮食涨价的成果。

4.建立和完善粮食产业化组织，引导离乡农民或兼业农民把土地经营权流转给种粮大户、种田能手或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进行集中开发，规模化经营。

政府要对种粮大户从信息服务、技术咨询、政策指导、信贷扶持、农业保险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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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