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先待后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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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我们的大学里“贩卖知识”、“贩 卖文凭”、“养成资格”却是大行其道。
曾昭奋老先生在“ 清华园里可读书?”一 文中强调 “大学者,非出大官之谓也,出 大师之谓也”。
守先待后 文化自觉
一、文化的失重 二、历史文化资源的流失 三、通识教育之途径
二、历史文化资源的流失
极目华厦大地,生态环境不容乐观, 但更重大的隐忧则是国人之心态。 治水土流失易,治人心流失难。历 史文化资源的流失导致人心之流失。
一、文化的失重
据虞昊、黄延复先生估计,从1925年(叶 企孙先生返校任教)到1940年(抗日战争 爆发前入学的物理系最后一批学生毕业), 清华物理系毕业生中,后来被评选为中国科 学院院士(此前称呼“学部委员”)和同等 称号的就达22人之多。
一、文化的失重
他们是:王淦昌、周同庆、龚祖同、赵九章、 傅承义、王竹溪、翁文波、张宗燧、钱伟长、 彭桓武、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于光远、 葛庭燧、秦馨菱、张恩虬、胡宁、陈芳允、 李整武、林家翘(美国科学院院士)、戴振 铎(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
(四科中选取一科); 其它人文学科,外国文学系、哲学系、历史学系、
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和中文系一样,为 学生开设理科必修课一学年,第一学年不分系,理 科与文科所学内容相同或近似。
一、文化的失重
民国年间的学者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人文学者多具科学情怀,自然科学 家拥有人文情怀。他们不畏艰难, 培养了大批品格纯正、富有学养的 人才。
一、文化的失重
50多年来,中国的大学以褊狭的情 怀、独裁的体制、专制的文化、依 附的精神而傲然独立,严重滞后于 现代化大学建设发展的大道。
一、文化的失重
哈佛大学理工科毕业生须修满人文、社会科 学方面8门课程的学分,方能合格。360年 来,哈佛大学诞生过6位美国总统,30多位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必然有一套软件和与之 匹配的硬件。如果给它命名,软件的名子叫 做“大学理念”,硬件就是一个国家的制度 安排。
二、历史文化资源的流失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硕果仅存的一位,中华民 族是唯一一个历史文化没有中断的国家。 伟大的中华民族自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在亚细亚这 片大地上披荆斩棘,开拓进取,终使之成为人类 文明曙光最早升起的地方之一。 60多年来,一股民族虚无主义的浊流恶浪泛滥成 灾,使许多中国人丧失了民族自尊心。
大学之大正在于有容乃大,哪怕是极冷僻的学问, 在大学里也有学者研究,这种研究,纯是出于爱智 的天性,而不是由于什么级别的课题。
大学不仅仅是培养“有用之用”的地方,它更应 是培养“无用之用”的场所。
三、通识教育之途径
梅贻琦先生早就批判过“只重专门不重通识” : “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 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 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通识,一 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 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 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 者,通识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识为基础之 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三、通识教育之途径
蔡元培在谈到学术自由时指出:“大学以思 想自由为原则……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 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 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 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 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虽在一校中,两 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 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一、文化的失重
60年来,中国大学教育体系出现了极不合 时代潮流的状况,其最显著的弊病即文化的 失重。 所谓“文化失重”,特指全能主义政治制度 中,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失去自 身的特性,顺从、依附于自身学术以外的政 治生态圈、经济生态圈,难以形成良性的学 术文化生态圈。
一、文化的失重
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大行其道早已不是 个别人的道德品质问题了,而是我们的 政治制度、学术体制、科技政策、评价 机制背离真正的学术精神而导致的必然 结果。
守先待后 文化自觉
——现代大学理念一探
守先待后 文化自觉
一、文化的失重 二、历史文化资源的流失 三、通识教育之途径
守先待后 文化自觉
祖国大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分裂确有 其中国特色,我们的大学对此难辞其咎, 大学制度值得进行彻底的反思。
弥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裂缝、增进 它们的整合,需一个软件和一个硬件。 软件指的是大学理念,硬件指的是政治 安排。
一、文化的失重
据《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统计,从1925 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开始招新生到1940年 (1936级),共计有毕业生82人,1/4 强的清华物理毕业生获得院士荣誉,比 例之高,当为罕见。
一、文化的失重
在体制和独立性上,我们的大学已是今非昔比了, 已经行政化了。大学的主事者均由上级指派(空 降),毫不顾及学校师生的意愿,大学俨然变成 了官场。
守先待后 文化自觉
一、文化的失重 二、历史文化资源的流失 三、通识教育之途径
三、通识教育之途径
中国大学欲确立通识教育模式,须建立 现代大学精神;欲建立现代大学精神, 须具有包容的理念、民主的体制、自由 的文化、独立的精神。
包容的理念即是蔡元培先生所强调的: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 也”。
三、通识教育之途径
蔡元培说:“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 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 民族,没有不贫弱的。只有从学术方面 努力,提高我们的科学知识,更进一步 对世界做一种新的贡献,这些都是不能 不首先属望于一般青年学生的。”
三、通识教育之途径
洪堡的思想:“大学生要具有自我负责的理 念,并带着批判精神从事学习,因而拥有学 习的自由,而大学教师则是以传播科学真理 为己任,因此他们有教学的自由。” 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说:“大学的目的并 不在于教给学生一些知识,而在于为其养成 科学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无法靠强制,只能 在自由中产生。”
三、通识教育之途径
张中行老先生风趣说到:“……学术空气就 形成一种压力,迫使人往书堆里钻,希望过 些时候,能够从里边找出点名堂来。即如我 这无能且杂务不少的学生,也就不得不钻图 书馆,翻看书库中那些乱七八糟的,由正经 正史,直到诗话词话之类。”
三、通识教育之途径
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它包括教学自由、研究 自由与学习自由等。 约翰·S·布鲁贝克认为:“学术自由是学术界的 要塞,永远不能放弃。” 蔡元培先生则把学术自由作为自己“兼容并蓄、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办学方针的内在要求。 德国教育之父威廉·玛·洪堡提倡的“尊重自由 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和学习自由”成为现代大学 的基本原则。
牛津大学的主要行政人员,均选自学校的教授和 研究员。大学的实际行政工作由院长主持,校长 由各学院轮流选举产生,任期四年。由所有的牛 津毕业生组成的大学评议会负责选出每任校长, 而实际的行政监督和工作建议则由教员大会负责。
一、文化的失重
在当代我国的大学校院里,知识情怀业已被 技术情绪所取代,更遑论“大学之道,在明 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二、历史文化资源的流失
刘国钧先生在《文科教育之精神》一文中深刻指 出:“文史哲三门都有是民族精神的泉源,一国 文化的精华。要了解一国的文化或其人民之生活 方式,社会组织,政治理想,经济结构,以及做 人的标准,行为的目的,都有得取径于此。所以 他们和国家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文学我们可 以培养民族生活的理想,从史学我们可以培殖爱 护国家的情绪,所以人文科学的影响是博大而深 远的。”
1949年以后,大学办成了机关,层出不穷的政治运 动,全是在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整肃教授,1957 年的反右运动更是独步一时,使士气荡然无存。
中国大学始终是国家的行政事业单位,其组织机构 类似政府的组织机构,其制度的行政权力高于学术 权力。
三、通识教育之途径
“自由的文化”意在使莘莘学子就其性 情,选择合适的大学,切己的科目。它 所要求的硬件是学分制、选修课、必修 课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
三、通识教育之途径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来的: “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 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 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 主地位。”
三、通识教育之途径
好的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梅贻琦先生、竺可 祯先生都有民胞物与的情怀,以自己的人格光照后 人。
真正可怕的是我们制度安排和政策导趣和好奇带动研究的精神、不媚 俗的精神、不苟且的精神、耐得住寂寞的精 神、尊重前人和时贤的精神,我们一样都不 具备。我们能够凭自己的兴趣选择和研究我 们衷爱的课题吗?我们能够做到竺可祯先生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吗?我们能够做到 “十年磨一剑”吗?
三、通识教育之途径
今天,我们的大学在外力的干预下显得意志 脆弱,在失调的政治生态、异化的经济生态 的污染下变得精神茫然,充溢着浮躁情绪和 急功近利行为,大学的师生对自己的学术天 职存在某种程度的迷失;神圣的学术殿堂充 斥着浓厚的工具理性和商贾氛围。
三、通识教育之途径
“民主的体制”之理论基础即“大师论”,具体 体现为教授治校。
朱熹在《四书集注·大学章句》中称“大学”为 “大人之学”,在这里“大人”指的是道德完善 之人!“大人之学”指的是大人修身之学!是使 人成为道德完善的人之学!也就是“使人成为道德 完善的人”的规律和道理。
一、文化的失重
当年蔡元培先生一再强调:“大学为纯粹研 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 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三、通识教育之途径
“独立的精神”旨在强调大学应在精神上保 持独立性,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大学管理 应该民主化,扩大教师和学生的参与程度,保 障民主程序的公正。
蔡元培基于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学 术自由”大学理念,提出了“大学自治”与 “教授治校”,并将之作为保障“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等得以实现的根 本制度。
二、历史文化资源的流失
陈寅恪先生为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所作之 “审查报告”中高屋建瓴地指出:“窃疑中国自今 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 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 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在思 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 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 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 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 昭示者也。”
一、文化的失重
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先生有一段名言:“学校犹 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 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 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清华大学充满着“从游之乐”,注重古今汇通、中 西汇通、文理汇通,在这样的大学理念指导下,钱 中书、吴晗、曹禺、钱伟长、钱三强……一代大 师鱼贯而出。
一、文化的失重
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 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 南开大学、燕京大学……采用现代大学 理念,注重古今汇通、文理汇通、中西 汇通,这种通识教育模式为人才辈出提 供了强大的理念支持。
一、文化的失重
中文学系文学组第一年必修课程: 国文(今称大学语文)、英文(第一年); 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二科中选取一科); 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三科中选一科); 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普通地质学、普通生物学
二、历史文化资源的流失
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引述《大学》 文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 止于至善。” 梅贻琦先生心中存一坚定信念:现代大学担 当民族文化传承之大任。
二、历史文化资源的流失
中华文化乃一种特殊之文化,在它的演化史上,不 依赖宗教情怀,但却有一种极强的向心力,形成多 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守先待后”,即我们应正确对待自己在中国文 化史上地位,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头曾深情地写道: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 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 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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