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税收征纳关系中的两重循环

试论税收征纳关系中的两重循环更新日期：2009-7-21 16:40:34索引号：530625-012238-20090721-0011发布机构：永善县国家税务局发文日期：2009-07-21名称：试论税收征纳关系中的两重循环文号：6主题词：税收征纳关系两重循环??试论税收征纳关系中的两重循环?廖锡彪?摘要：所谓的两重循环是指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作为两重循环是人类社会活动中存在的两个简单的循环现象，当然在我们税收的征纳活动中也必然存在，而作为开展活动中的人都希望自己在良性的循环模式下进行，但这种绝对理想的模式并不存在，在税收的征纳关系中，我们如何来调节和平衡这之间的关系呢？笔者从目前税收征纳存在的一些实际恶性现象中着手，采用博弈理论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去研究分析，企图对今后税收征管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税收征纳两重循环我们讲税收征纳关系本是一对矛盾，这对矛盾以既对立又统一、既斗争又妥协为运动常态。

税收征纳关系的理想模型，是以信息对称（完全信息）、责权利对等为基础，以征纳双方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现代信息技术和社会化为依托的自觉的文明的密切的充分的征纳合作。

绝对的理想模型并不存在。

因此，研究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征纳博弈和税收征管，具有现实意义。

一、分析在税收征管的实际中，制约和决定征管质量的因素和变量以及目前存在的系列不良现象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一切经济行为的最高准则。

国家利益和纳税人利益在数量上的消长关系反映并决定了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在指向上相似而在形态上各异的价值取向。

税收管理质量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两大因素：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政治文明程度。

前者表现为税收管理的技术和手段，后者表现为税收文明的模式和路径。

征纳主体间信息不对称，是征管质量、征管效率的重要制约因素和主要决定变量。

预见并尽可能消除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传导效应，是建设税收文明的重要而又紧迫的课题。

（一）存在的第一种不良现象分析一方面，我们都知道纳税人无一例外都是“经济人”，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他们总是谋求生产经营信息特别是财务信息相对屏蔽化，力图以一种自认为是理性、安全、自控的模式应对税收管理。

税务部门无法客观、全面、及时、准确地掌握纳税人的涉税信息，少部分纳税人甚至藏匿于“信息盲区”。

纳税人的信息输出屏蔽有完全屏蔽和选择性屏蔽之分，前者表现为无赖和流氓行径，具有盲目性和对抗性，为数不多却屡禁不止；后者表现为投机和欺诈行径，具有试探性和妥协性，为数众多且手法多样。

另一方面，我们的税政信息公开度偏低，方式也较为简单，渠道也单一，系统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较差，不能为纳税人充分获取、利用。

因此，征纳双方在信息传递中存在双向屏蔽，直接导致国家税收减少。

由于目前征管技术和手段的某些缺陷，因信息屏蔽引发的税收减少很大程度上不可补救。

（二）存在的第二种不良现象分析首先在一定时期以来，由于非常复杂的原因，纳税人财务核算虚假现象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已经成为具有群体化、社会化、公开化趋势的一大顽症。

伴随纳税人生产（经营）流程形成的财务信息流，总是处于人为的挖补和剪贴状态，看似规范的财务核算往往掩盖着虚假的原始信息。

最终，真实的信息反而无从查考。

其次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和企业管理信息化建设相脱节，征管信息源狭窄，接口不统一，数据不充分；广泛存在于基层税务机关的不规范执法行为与“信息处理必须结构化、数模化”的技术要求相背离。

再次受机制、体制、环境和社会因素影响，某些税收案件的查处过程是涉税信息一再衰减的过程，案件经历的部门和环节越多，信号衰减现象越严重。

许多税收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总在权力运作和利益分割中重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覆辙。

这表明，源头信息与末端信息不对称问题非常突出。

（三）存在的第三种不良现象分析目前我国现行税制存在三大突出问题。

一是弱干强枝；大部分税种没有经过人大立法，而是以政府条例的形式执行，大量的政策条文以部门规范性文件的面目出现，法规层次低、效力差。

二是税政复杂；多元税制并存，内外有别，城乡有别，不同所有制有别，不同经济（行政）区有别；政策信息零乱纷杂，条理性差，新旧交错，难以梳理和操作。

三是变动频繁；政策条文变动大，权威性、规范性和稳定性差，形成“补丁税制”。

补丁税制阻滞了税收信息的传输和采集，使有限的涉税信息混杂大量错码、乱码和数据垃圾，加大了税制操作难度和运行成本。

更严重的是，弱干强枝、复杂多变的补丁税制与税收司法的“业务接口”极其复杂，进入司法程序的涉税信息，常常在有关部门的认定和取舍中大量损耗。

（四）存在的第四种不良现象分析主要针对税收服务而言。

从总体上说，我国现阶段的税收服务是不规范的、低层次的、表面化的、虚拟化的服务。

税收服务的非互动性和税务机关职能机构设置上的非适应性导致接收纳税人需求信号的迟滞性和纳税服务的非系统性、非连续性，形不成完整的税收服务。

（五）存在的第五种不良现象分析一是目前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信息系统互不兼容，自成体系，还没有形成资源共享的信息网络，从而增加征收成本，浪费资源，降低效率，助长一些官僚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

伴随分税制出现的两个税务部门，也存在重复开发软件，信息衔接不畅等问题。

流转税的三个主要税种呈“板块式并行结构”，不仅意味着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链条不完整，抵扣不均衡也不准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管理的难度和无奈。

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是当前我国法制建设的最大顽症。

在人治和法治激烈博弈的社会大环境下，税收执法始终处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税务机关时常处于孤军奋战。

行政干预、领导意志、人情干扰、司法腐败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税收执法，对法人涉税案件的处理尤其要面对行政干预和社会压力。

（六）存在的第六种不良现象分析一方面，如果政府具有非诚信的行为，这将践踏纳税人的权益，制约税收征纳关系的健康发展。

第一，受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对等、民主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影响，纳税人和政府的委托与受托关系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非诚信关系。

民主政治的滞后发展使得基于政府效用最大化的预算最大化和隐含其中的预算虚假、浪费和预算资金无效运行现象得不到制约和追究，降低了用税信用。

政府运转效率低下，社会公共产品（服务）成本高质量差。

第二，大范围的税收流失加剧了财政收支的矛盾，使得刚性化十足的财政支出过分依赖国债和赤字。

国家税收控制力的减弱或滞后发展或在某些领域缺位不断刺激纳税理性向违法方向试探性地“滑动”，而且这种投机性的“滑动”可能因为情绪化思维的激励，演变成一种大面积的报复行动。

另一方面，纳税人如果出现非诚信的涉税行为，将会降低了纳税人群体的税收信誉和经营信誉，导致实际税收负担的巨大差异，加剧分配不公，强化纳税人的攀比心理和税务当局的管理欲望，使税收征纳关系陷入积重难返的恶性循环。

（七）存在的第七种不良现象分析我们知道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对于推进依法治税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着眼于树立依法治税观念。

目前，在依法治税工作中，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思想认识问题：从领导层来讲，有些领导干部对依法治税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法治观念淡薄，人治思想严重，仍习惯于传统管理和依“长官意志”办事，以致在实践中出现了少数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和权力滥用等问题；有些干部对依法治税虽然有一定的认识，但面对财政管理体制的制约和税收计划任务的左右，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和干扰，显得望而却步、裹足不前、不敢作为。

从执法者来说，有些人头脑里“官本位”、“税老大”意识作祟，习惯于居高临下、随意执法，对法律上的约束感到不舒服，对依法治税很不情愿；有些人受传统的法律是治民工具观的深刻影响，一味强调纳税人要依法纳税，却很少讲执法者也应依法征税，甚至有的把执法权变为自己随心所欲的工具。

就纳税人而言，有些是依法纳税观念不强，受自身利益驱使，千方百计欠、偷、骗、抗税，致使国家税款严重流失；有些人虽然依法纳税观念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意识在不断增强，但由于“后顾之忧”，即使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多数也不敢诉诸法律予以维护。

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统一和提高思想认识。

从理论上讲，税收的本质特征，决定了一切税收活动都必须依法进行，同时也决定了依法治税在税收工作中的核心地位。

从实践来看，依法治税是正确处理征纳矛盾的根本方法和唯一途径。

这一主要矛盾所具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充分表明，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永恒的主题。

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核心和灵魂，是指导税收工作的基本原则，是统揽税收工作全局的根本指针，也是衡量税收工作的主要标准。

值得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各级税务机关强调以组织收入为中心，并主要以税收计划任务的完成情况来考核工作绩效。

在组织收入思想指导下，税务机关任务观念很强，相对法制意识却较淡薄，大都将主要精力放在调剂税收余缺，确保税收的平稳增长上，出现了收入形势好的时期和好的地方有税不收、放宽减免、执法偏松、对偷税逃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现象；收入形势不好的时期和地方挖地三尺、严查重罚、甚至出现收“过头税”、寅吃卯粮、乱征乱罚的情况。

这不仅造成税收执法上的时期性和地域性差异，而且给依法治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必须确立依法治税中心论，主要用是否做到了依法治税来考核税收工作的绩效。

实际上，税务机关只要抓好了依法治税，使纳税人自觉依法纳税、税务人员做到依法征税，税收收入自然会达到及时足额、应收尽收。

并且其他各项工作也因找准了努力方向而迎刃而解。

税务机关应始终坚持依法治税为本，如果仍一味强调以组织收入为中心，无疑将本末倒置、舍本逐末。

上述七种现象具有某种程度的因果联系。

纳税人民主意识的缺失，导致社会政治、税收博弈虚拟化、空洞化；反过来，政府的一些不作为行为又导致纳税人民主意识进一步缺失。

二、分析税收征纳关系中存在的博弈手段和方式我们仅从税收征纳的视角考察，税收公平至少要依存于两大关键性因素：一是制度效力和管理张力；二是税收遵从程度。

两大因素互为条件，互相制约。

就经济关系的性质而言，“征纳主体间的对策性行动是其理性选择的结果，动态而论，双方的一些出牌组合一般是在充分考虑到对方行动的可能性的前提下策划和实施的。

”这样的过程，就是税收征纳关系中的博弈。

谋求主体利益最大化（以依法治税为前提的税收收入最大化、以可承受风险为底线的财务利益最大化）是税收博弈的实质性目标。

绝对的（完全的、纯粹的）税收遵从模型并不存在，因而征纳博弈就不可避免。

就整体而言，纳税人的实际税收遵从度是一个介于遵从和不遵从之间的“摇摆的”或“滑动的”变量。

这是因为超理性的纳税心理和行为与非理性的纳税心理和行为都不具备足够的生存活力和适应空间――在利益驱动下，超理性的纳税心理和行为显得极不现实；在税收监管下，非理性的纳税心理和行为显得很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