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问过程中的未成年人权利保护

讯问过程中的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美国的经验和教训董开星【内容提要】尽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米兰达一案中认定，侦查人员在讯问之前必须要告知犯罪嫌疑人的宪法权利，但是对未成年人是否应该适用更加严格的标准一直是理论和实务界争论的话题。

详细分析美国的司法和立法实践后认为，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既要考虑未成年人区别于成年人的特点，又要兼顾社会各方的利益，通过对讯问予以全程录像、规范讯问策略等手段达到权益的平衡。

【关键词】未成年人讯问权利规范一、引言一般情况下，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由于年龄、身心等方面的原因，使其在面对刑事程序时具有天然的“脆弱性”。

这导致在相关制度的设定上需要考虑未成年人的特点。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是体现了这样的特点，其在“特别程序”篇中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强调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诉讼程序中的区别。

就讯问而言，在第270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的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到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可以这样说，与之前相比，这样的规定对于避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权益受到不恰当地侵犯提供了极大的保护。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侦查人员讯问策略运用的情况下，如何能保证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这些权利落到实处成为显然的问题；此外，虽然法律规定在讯问的时候应当通知法定代理人等到场，但是法律却没有对讯问何时开始予以明确，这可能导致在法定代理人到场前的谈话变为“准讯问”。

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行使。

另一方面，从社会整体利益来看，如何平衡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与打击犯罪同样重要，不能仅仅因为其为未成年人就给予不恰当的保护，而置社会利益于不顾。

如何权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慎重处理的一个问题。

类似的问题也困扰着美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

尽管根据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羁押后，“立即以未成年人理解的语言告知其法律权利”，并且“通知其父母、监护人关于未成年人的权利，以及被迫究罪行的性质，在带到治安法官之前拘留的时间不得超过合理的期限”。

⑴然而，由于联邦层面并无统一、详细的规定，加上联邦最高法院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问题上前后并不完全一致的认识，导致如果从法律文本上看，中国可能要优于美国。

但是美国在这方面的实践同样对中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有借鉴意义。

本文将以警察讯问为切入点，通过美国立法、司法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来分析美国在此问题的发展和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我们的参考意义。

二、联邦最高法院在讯问未成年人问题上的认识演进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建构方面，联邦最高法院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侦查机关是否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宪法所赋予的正当程序保护问题上，联邦最高法院有最终解释权。

然而，也正是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对此问题的认识随着时间、案件的情况而变化，导致了在不同判决中并不完全一致的认定。

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在1966年的Miranda v．Arizona一案⑵中确立了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沉默权等权利事先告知制度，这一判决虽然并非针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但是后续的实践发展表明，该判决还是对讯问未成年人制度产生了根本的影响。

（一）“全案情势”标准下的未成年人讯问规制在米兰达案之前，警察的讯问是否违反宪法上的正当程序标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般以供述是否违反自愿原则来评判。

即“执法人员的行为是否足以压制犯罪嫌疑人反抗的意志，并导致获取的供述并非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产物”。

⑶然而，这样的标准不仅给普通刑事司法带来了困难，因为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过程中各种讯问策略的使用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对这些讯问策略，除了那些明显构成刑讯逼供、威胁、恐吓外，并无明确的非法与合法的区分，比如欺骗手法的运用⑷等。

即便联邦最高法院在对讯问本质进行阐述时也承认，“警察对犯罪嫌疑人的任何讯问都具有强迫性成分在内，原因就在于这样的事实，即作为法律执行体系一份子的警察最终可能导致嫌疑人因为某一犯罪而被诉。

”⑸也就是说，法官不会问如果没有讯问的话是否会有供述，因为如果没有讯问，犯罪嫌疑人不会自我供述。

那么当这样的标准适用于未成年人时，联邦最高法院如何认定的呢？联邦最高法院曾经处理过两个案件：在1948年的Haley v．Ohio一案中，15岁的黑人男孩在午夜时刻因为抢劫杀人而被捕，在并未告知其有权聘请律师的情况下，被警察连续审问，并在第二天供认犯罪。

警察在告诉他的权利后，他签署了书面的供述。

对于这些供述，最高法院认为，“当仅仅是一个孩子（被法律轻易摆布的人）在我们面前，在审查记录时必须要给予特别的关照。

”⑹也就是说这些供述违反自愿原则。

对于有论点主张已经告知其权利，最高法院反驳说，“那样是假定一个15岁的男孩，在没有律师帮助的情况下，能完全理解这个告知以及依据这些记录的事实他有选择的自由，我们不能纵容这样的假定。

”⑺这样一来，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承认，在讯问中要注意未成年人的特殊身份问题。

⑻即在未成年人刑事审讯中，其需要比成年人更多的宪法保护。

这样的认识在14年后的Gallegos v．Colorado一案中得到了继承。

在该案中，14岁的男孩在被警察逮捕后就供述了，并被单独监禁了5天，在这期间既没有讯问又没有被允许见律师、亲属和朋友，那时他签署了一份正式的供述。

对此供述，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违反宪法权利，“在他不能与完全拥有认识和理解其供述后果的成年人相比，他在未能获得关于其权利的意见（从确保他权利的那些人那里）以及对其处境应采取的措施提供更慎重判断的帮助的情况下，是无从知道供述的后果的……成年人的意见会使他与讯问人相对时，少些不平等的地位（less unequal footing）。

”在最高法院看来，如果没有这些成年人的保护防止这种不平等，“一个14岁的男孩是不能够知道，更不要说主张他所拥有的这些宪法权利的，如果允许这样的指控继续存在，实质上将把他当作没有这些宪法权利看待。

”⑼在这两个未成年人案件中，法院都一再强调了“年龄”在认定供述是否自愿时的特殊意义，这反过来意味着，在警察讯问未成年人时，理应给予比成年人更多的关照。

然而，最高法院在这两个案件中，并没有明确回答，在警察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究竟应该以什么标准作为对其的特殊关照。

这样明确标准的缺乏，导致了在现实中，如果警察仍旧以针对成年人的讯问方法、策略来对待未成年人时，这种特殊关照可能会荡然无存。

而这在社会关注度高、敏感性强、破案压力大的案件发生时，尤其突出。

然而，当最高法院在米兰达案件中对警察讯问进行规制时，理应说这样的结果对未成年人应该更加有力，然而，现实情况却复杂得多。

（二）“米兰达警告”标准下的未成年人讯问规制在米兰达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处理了如何认定犯罪嫌疑人供述自愿性的问题，并“创造性”地提出“米兰达警告”作为认定供述是否可接受的标准，即将供述是否自愿的认定改为设定前置程序，警察必须在完成这些“宣告”并得到犯罪嫌疑人放弃这些“警告”后才能正式开始讯问。

与之前相比，这样做在通常情况下更容易判定供述是否违法。

但是由于该案并未明确回答此“警告”是否同样适用于未成年人，直到一年之后的In re Gault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反对自证其罪的宪法特权适用于未成年人的案件，我们注意到在小孩放弃特权方面特别的问题会产生……当供述的获取是在律师因法律上允许的原因不在场的情况下获得的话，必须采取最大的注意以确保供述是自愿的。

”⑽由此，最高法院再一次强调了在讯问未成年人问题上，当其放弃“米兰达警告”时，要确保其后续供述的自愿性。

但是如果我们对比“米兰达警告”前后的实践做法，就会发现，其实“警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供述违反自愿性的发现，因为如果警察通过某种方式使未成年人放弃其“警告”的权利，那么后续要再次主张“警告”的权利更加困难，因为在1994年最高法院处理的Davis v．United States一案中，其认定，一旦被告人放弃了他的米兰达警告，后续主张聘请律师的权利必须表达得足够清晰，使得一个理性的警察在这样的情况下，理解为要求律师的主张。

⑾而在2010年的Berghuis v．Thompkins一案中，最高法院主张这样的标准同样适用于主张保持沉默的权利。

⑿这样的认定也对下级法院在面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产生了影响，比如加州在一起未成年人犯罪中，针对被告人在放弃“米兰达警告”之后多次要求与他的妈妈说话或者其他要求是否是在援引他的米兰达权利，根据Davis案确立的标准不能认定为主张其权利。

⒀尽管Gault一案中也强调了在未成年人讯问中对其放弃后自愿性的特别注意。

但是并未直接回答是否以及如何对未成年人执行“米兰达警告”问题。

这导致在1979年的Fare v．Michael C．一案产生了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也引发了后续适用上的难题。

在该案中，犯罪嫌疑人在被告知“米兰达警告”后，由于处于缓刑期间，其要求立即会见缓刑监督官，⒁但遭拒绝。

警察告知他可以会见律师，其放弃了权利，并供述了其涉嫌的谋杀犯罪。

本案涉争的问题是其要求见缓刑官的要求是否是其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要求？对此，最高法院认为，要求见缓刑执行官有别于要求律师在场。

律师与当事人间的特权并不保护未成年人与他的缓刑执行官的对话。

⒂在确定Michael是否明知且理解地放弃了第五修正案权利时，最高法院使用了全案情势的检测方法，其认为，“全案情势的方法足以确定对未成年人讯问时是否存在放弃米兰达权利的行为。

当问题涉及未成年人是否放弃其权利时，我们看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需要采用其他的方法，而不是成年人的方法。

总体情况允许、要求对有关讯问的所有情况进行调查。

包括评估未成年人的年龄、过往经历、教育、背景和智力，以及是否有能力理解对其所作出的米兰达警告、第五修正案权利的性质和放弃这些权利的后果。

”⒃但是这一认定遭到了异议意见的反对，其认为，“无论何时，当未成年人要求有义务的成年人代表其利益时，米兰达警告要求这样的讯问中止。

这样的要求在我看来，不仅构成试图获取建议，而且是援引保持沉默……完全字面的形式要求援引米兰达保护将使那些只知道要求他信赖的人到场的未成年人的权利被抛弃。

”⒄确实，如果从最高法院判决的字面意思理解似乎表明法院对其之前确立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特殊照顾的说辞视而不见，转而支持使用成年人的放弃标准。

⒅但如果仔细分析本案与先前案件的区别，就会发现本案中被告的年龄是16岁，且对刑事司法程序有相当的认知，相反，前述Gault等案中，排除的是15岁或者更年轻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而这样的“事实”区分，在有学者看来，也与心理学的相关研究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