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公仆思想研究

“主”“仆”关系的历史变迁与“辈份”错位的逻辑分析（上）[来源： | 时间:2008-07-26 | 文章点击：3| 作者：代写论文| 字体：大中小]摘要：从“主”“仆”关系的异化与颠倒，”官”“民”秩序的确立与强化，“父”“子”关系的嬗变与“迷乱”，“主”“仆”关系的复归与重建和“伦理辈分”的错位与反正等五个不同的层面，系统地阐明了对干部和人民的关系的正确认识，厘清了官民关系的历史变迁，弄清了“父母官”、“勤务员”、“衣食父母”、“人民公仆”和“社会主人”等提法的历史由来，指出了继续以“父母官”自居的荒诞与谬误，从而对以“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作出了政治学的科学解读。

关键词：“父母官”“勤务员”“衣食父母”“人民公仆”“社会主人” 作者柳成焱：中共贵州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贵州行政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贵州省科学社会主义暨政治学学会副会长(贵阳550025)胡锦涛同志今年三月提出以“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同20024F底在西北坡提出并被称为所谓“新三民主义”的“社会主义人民观”，和2003年九月在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以“六个民主”为主要内柞的社会主义民主观等，是前后连贯、紧密联系和一脉相承的，因为这些论述的一个根本共同点，都强调应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干部和人民的关系。

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认识干部和人民的关系、并正确解读社会主义“荣辱观”，那么，“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论述，就是要求我们的干部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真正搞清楚：我国今天的干部究竟是人民的“儿子”?还是人民的“父母”?究竟是人民的“勤务员”?还是人民的“父母官”?究竟是“人民公仆”?还是“社会主人”?笔者认为，如果在理论上混淆甚至在实践上颠倒了这些关系的顺序和主次，其结果就必然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顺序的颠倒，“父母”与“儿子”的伦理“辈分”的错位，光荣与耻辱的是非观念的混淆。

一、“主”“仆”关系的异化与颠倒干部和人民的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曾在历史上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产：生和出现过多少颠倒与混乱?今天又应如何认识和处理呢?无沦是资产阶级政治学的自然法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国家学说，还是中国古典文献的记载，都明确告诉我们，当人类社会还处于没有国家以前的氏族社会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其低下，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统治，也没有奴役压迫，因而那时的天下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公天下”(《礼记。

礼运》)；人与人之间的相耳关系．也是“长幼侪居，不君不臣”(《管子。

君臣》)，“未有君臣上下之别”(《列子。

汤问》)的平等关系。

而作为公共权力的执行者、管理者和服务人民的氏族首领，则是通过召开氏族会议这种“民主集会”的方式，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直接选举和直接罢免的。

氏族成员与作为执行者和管理者的氏族首领之间的关系，是主人与仆人、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

当然，那时的氏族首领虽无“公仆”之名，但他们做的却是“公仆”之事。

这是一种没有任何等级秩序和阶级属性的民主政治，被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称为“原始的民主制”和“自然的民主制”。

但是，自从“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私天下”(《礼记。

礼运》)确立以来，这种“成员”与“首领”的平等关系，也从原来的主人与仆人、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被私有制的产生和国家的形成所根本颠倒了。

因为人类历史自从进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后，民主政治就被边缘化了，从而任凭神权政治和君权政治大行其道，并长期成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而取代了民主政治在原始社会时期所拥有的主导地位。

从此以后，人类社会从“公天下”变成了“私天下”。

所以，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

小雅》)。

与此同时，曾经是接受人民委托并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也变成了可以居高临下地任意统治人民、压迫人民甚至蹂躏人民的所谓“主人”：即国王、君主和大大小小的官吏。

这种局面的形成是由原始民主制的异化所导致的。

在远古时代的中国，这种异化的表现形式就是“尧舜禹”时期所推行的“贤人政治”，即《尚书。

尧典》所记载的“禅让制”：“尧”到了晚年的时候，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位既智慧超群又品德高尚的“圣人”“贤人”，所以由谁来接他的班的问题，就不再通过“民主集会”让多数人来决定了，而是让“尧”个人在“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去作出决定并指定“接班人”。

因此，“尧”根据自己的个人决定就把“大位”“禅让”给了经过考验的“舜”。

而到了“舜”的晚年，也是照葫芦画瓢，由“舜”个人决定，把“大位”传给了在治水斗争中建立了丰功伟绩的“禹”。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禅让制”。

后人总是不断有人对此推崇备至，只要一提到什么是理想社会，他们就言必称“尧舜”．其实后来的中外实践反复证明，这种由个人意志作出决定并自己给自己指定接班人的制度，是一种背离民主并向专制异化的制度，也是一种完全靠不住的制度。

因为对其所指定的接班人究竟是不是好人，根本没有任何制度保障和纠错机制。

当事者在作出决定的时候当然是满有把握的，叫做“你办事，我放心。

”但在事后却往往会出现与当事者的愿望完全相反的结果。

因此，当万众景仰的“禹”到了晚年之后，他就违反前人定下的“祖制”，废除了这种“禅让制”，“创造”了传“内”不传“外”的先例，把“大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从而废除了“禅让制”，开创了家长制、世袭制和委任制的先例。

从此以后，中国社会便进入了一个以“父传于”为标志的世袭制、家长制和委任制时代，而且又是那样的遥远而又漫长。

所以，随着“禅让制”的迅速“裂变”．主仆关系也从此被颠倒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也随之消失了。

但是，自从人类脱离原始社会以来，还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可能有“万岁”的社会制度。

因此，历史将会作证，只要专制政治的寿终正寝离我们越来越远，在民主政治条件下的那种以民为主的主仆关系必将实现重构，并把曾被颠倒的“主”“仆”关系重新颠倒过来。

二、“官”“民”秩序的确立与强化在中国古代历史的语境中，从奴隶制时代开始，“官”“民”之间的主从关系就被确定下来了：即官员从“原始民主制”时代的“仆人”变成了“主人”，“下位”变成了“上位”；而人民则从“主人”变成了“仆人”，“上位”变成了“下位”。

再加上后来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伦理秩序的禁锢与规范，又使这种被颠倒的“主”“仆”关系被改造和强化，发展演变成为“君臣父子”和“官父子民”的关系，并把孝父与忠君和官父与子民混为一体，进一步降低人民的地位，使人民成了官吏的“儿子”、君主的“孙子”。

所以，在中国古代的专制社会中所形成的“官场伦理”就是“君父” “官父” “子民”。

那么，这种演变又是怎样发生的呢?以及它们的命运又会如何呢？凡是建立在高度集权基础上的官僚专制统治，都具有私有制、世袭制、家长制和委任制的特征。

因而在那极为漫长而又久远的专制统治时代，君主与人民的关系以及官员与人民的关系，都是难以颠倒的主子与奴仆的关系，都是绝对的统治和绝对的服从。

当然，在人类历史所经历的那个漫长而又黑暗的时期，与专制政治根本对立的原始民主制所留下的星星之火仍在徐徐燃烧，从未熄灭：在奴隶制时代，有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政治在继续传承；在封建制时代，有欧洲的威尼斯等少数城市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在不断延续；即使是封建专制历史最为长久的古代中国，也曾有盛唐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柳宗元提出过以“官为民役”和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提出过“天下为主君为客”等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实现了对以往“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政治思想的陈腐观念的成功超越。

但是，所有这些处于边缘地带的“星星之火”，如同一股永不枯竭的甘泉，只能以其涓涓细流保持永不中断，却无法形成涤荡专制的微波，更不可能像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那样，形成冲缺专制的狂澜。

因此这种星星之火仅仅是少数或部分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生活的主流，甚至只是个别政治家的个人政治理想。

所以，两相比较，在整个专制统治时代，始终是专制政治长期居于整个世界的主导地位。

但是，专制集权的严重后果诚如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教授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所说：“权力集中，不论是一个人、一些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是选任的，都将导致暴政。

”而集权和暴政又必然或迟或早被不堪忍受的人民所推翻中国历史上的一切高度集权的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政府行为都充满了利令智昏的自利性和非理性，其结果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激起人民大众的不断反抗，从而导致了一个又一个封建专制王朝的不断倾覆，统统都未能跳出“其兴亦勃，其亡亦忽”的“周期率”(语出《左传》)的支配。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早在先秦时代就体认到，为了实现国家政权的健康长寿和长治久安，只有让人民大众从心理上感知和体认到这个政权的统治还是可以接受或可以忍受的。

否则，这个政权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当然，夏、商、周三代的“寿命”稍微要长一些，但“神龟虽寿，犹有竞时”，没有一个不灭亡的．而且到了秦朝以后的两千多年中，所有专制王朝的“寿命”都更短了，其生命周期，少则一二十年、三五十年、七八十年，多则一二百年、二百多年，没有哪一个王朝的“寿命”是超过三百年的，统统都是一个又一个地纷纷走向了灰飞烟灭。

因此，专制统治者从殷商先秦时期开始就认识到：只有把专制统治的集权与暴政尽可能控制在人民大众还可以承受和忍耐的范围之内，才能抓住国家政权赖以生存和得以延续的救命稻草．尽管如此，面对这种无比严峻的客观现实，即使是在那些十分明智而又开明的专治统治者的头脑中，也始终未能产生和形成“主权在民”、“人民当权”、“以民为主”的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而仅仅是产生和形成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

五子之歌》)这种建立在“臣民文化”基础之上的民本政治。

而在民本政治条件下的“君”与“臣”和“官”与“民”关系又是舟水关系，所以《荀子。

王制篇》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因此，“臣民文化”和“民本主义”的本质说到底仍然是“保民而王，莫之能御”(《孟子。

梁惠王上》)的专制政治。

当然，专制政治不仅在“民为邦本”的语境中穿上了“身段柔软”的“恤民”外衣，而且对人民的统治和压迫，也从横征暴敛的刚性手段转变成为“轻徭簿赋”的柔性手段。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某些官员对人民的“慈悲”“怜悯”与“亲民”“爱民”，这似乎拉近了“官”“民”之间的距离。

但是，这种统治的本质却仍旧是专横残暴的铁血统治。

因为民本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忠君”、“孝父”与“爱民”。

它最墓本的要求：就是对君主的忠诚，一定要像忠于自己的父亲那样；对人民的爱护，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子女那样。

当然，大凡那些具有民本主义政治情怀、能够做到“忠君如父”和“爱民如子”(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