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市城市文脉、城市文化研究

浅谈上虞市城市文脉、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一个城市只有注重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不断提高文化品位，才有生命力。一座城市，是由历史和时间塑造的，而建筑就是其见证。

上虞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是中国古代“三皇五帝”之一的大舜的出生地，是梁祝传说中的英台故里，也是中国青瓷的发源地。如何在城市建设发展中注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统一，注重文物古迹保护和现代化建设的相互协调，尽力把保护历史风貌、体现人文传统和建设现代化设施结合起来是我们在下阶段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

近年来上虞市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把加快工业化、推进城市化作为两大主要任务，确立了“工业立市、开放兴市、生态靓市、合力建市”的发展战略，强化了“规划立城”这一理念，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呼应大绍兴，全力营造环境，整合提升优势，广泛吸纳引进，建设与上海配套的特色制造业基地、现代物流基地、都市农业基地和休闲旅游基地，在杭州湾南岸一座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滨江生态型现代化中等城市正在崛起。

在推进城市化发展的同事，更应该注重对城市文脉、城市文化的研究。城市化要与历史文化遗产、文化教育相连接，互相促进。在一定意义上说，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一个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文化含量和文化品位不高的城市是没有生命力的。每个城市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环境的特点，突出城市建设的特色，加强城市文化建设，提高城市文化品位。要十分重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弘扬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

提到上虞的城市文化、城市文脉首先呈现在人脑海的自然是曹娥江，说到曹娥江不得不提位于曹娥江西岸百官镇孝女庙村，被誉为“江南第一庙”。

相传东汉时上虞曹家堡一位垂髻弱女曹娥，１４岁那年父亲落水失踪，少女沿江号哭十七日无觅，奋不顾身投江寻父，五日后背负父尸浮出水面，以生命的代价谱写了一曲孝义赞歌。时人为了表彰她的德行，改江名为曹娥江，并建庙立碑，代代祭祀。

曹娥庙坐西朝东，依山面江，占地６０００平方米，分布在三条轴线上的十八九处建筑物，布局严谨而又错落有致地组成了这座声誉日隆的庙宇。庙内拥有的宋碑、雕刻、壁画、楹联艺术，号称“四

绝”，早已饮誉海内外。镇庙之宝如宋碑，后殿２２扇门上的唐宋诗意花板木雕等。

宋碑亦名曹娥碑，为王安石婿蔡卞所书，其行楷体遒劲酣畅，神采飞扬，为宋代行楷体书法的典范。后殿花板木雕，更令人拍案叫绝的艺术珍品：李白《赠汪伦》诗意浮雕，诗人神情凝重，乘舟欲行；汪伦在岸上挥手放歌，送别挚友；空中白鹤结伴双飞，反衬惜别之苦；更兼山川、屋宇、花树、宝塔巧妙营构，把一种依恋难舍、友情难割的氛围烘托得淋漓尽致，尺幅虽小，而意境无限。在杜牧的《清明》诗意图中，作者以春花盛开体现“清明时节”，以溪水潺湲表明“雨纷纷”。宾客问路、牧童遥指、酒娘顾盼、酒保殷勤，一一刻画得传神尽意，形体笑貌栩栩如生，展示出雕刻艺人高超的技艺和对唐诗感受的准确把握。显然，一种感受所萌生的感情也许是肤浅的，而从这种感情中提炼出来的艺术往往是辉煌的。

曹娥庙最感人的还数它闪射出来的人伦之光。古往今来，它牵动过多少蟒袍玉带，迎来过多少文人墨客，感动过多少平民百姓，已经无从稽考，但是，庙内的帝王封匾、文士题咏、名家勒石、乡贤雕塑等一干传存，却清楚而浓烈地显现出华夏子孙安身立命的共同基石——孝义，是多么受人尊从和代代承传。瞻仰曹娥庙，无异于上了一堂人伦道德的教育课。

带着对上虞市城市文脉、城市文化的探索走进上虞博物馆，青瓷陈列室被布置在一个显著的位置，其中一件西晋青瓷佛寺罐上装饰着一组舞蹈胡俑很是吸引人的眼球，他们的头部用一个范子印成，而身体其余部分则捏塑成各种姿态，或抖擞击鼓，或翩然起舞，形象维妙维肖，栩栩如生，自然和谐，自不待言。青瓷的装饰可谓巧夺天工，各尽其妙，无论循规蹈矩的印纹印花还是潇洒飘逸的曲线纹饰，不论异曲同工的浮雕贴花抑或别开生面的点彩绘彩，皆打破了青瓷装饰单一的审美格局，开辟了新颖的别有洞天，为瓷器的装饰艺术注入了永恒不息的活力。

早在越国时期，杭州湾南岸便成了原始瓷的中心产地。至东汉中晚期，从原始瓷蹒跚走来的成熟瓷器终于在浙江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创烧成功。随着制瓷技术的播撒张扬，一个颇具规模的瓷窑体系迅捷在宁绍地区形成，其伟岸雄风一直接续到北宋，它就是人们普遍所称的越窑。

“人从月边去，舟从空中行。此中人延伫，入剡寻王许，笑读曹

娥碑，沈吟黄绢语。”上虞境内，一条以东汉孝女曹娥命名的江流，不仅记录了文人墨客寻山问水的雅兴事，更是见证了越窑青瓷的兴衰史。时移世易，俟及三国两晋，青瓷的烧结中心仍在曹娥江中游地区，考古人员发现窑址达１４０余处，比东汉增加了近３倍。三国鼎立后，“有吴之务农重谷，始于此焉”。农业的发展为制瓷业提供了保证，而人口的增长和厚葬风的盛行又使瓷器的需求量相应增加。此外，曹娥江中游一带瓷土和燃料充足，交通便利，令瓷器生产急剧发展，以至迎来了晚唐五代的全盛期。其时，在青瓷的发源地上虞，涌现了一大批如袁宜、范休可、项霸等制瓷名匠。在六朝建都的南京以及附近县市大量出土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赤乌十四年”（２５１年）墓出土的青瓷虎子，器身刻有“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字；江苏金坛县出土的一只青瓷扁壶，器身两侧分别刻有“紫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土甲者也”、“紫是鱼浦（在上虞白马湖）土地”等铭文。

入宋以后，越窑制瓷业始式微衰落。其何以奄奄一息，一时成为众多学者研究晚期越窑的一个难点。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时任上虞市文物管理所所长的李刚先生，不仅餐风沐雨、爬山涉水对宁绍地区五代北宋窑址及其地理环境反复进行了调查，还焚膏继晷地查阅了卷帙浩繁的古籍，最终考证得出：宁绍地区极度繁荣的农业所导致的燃料短缺和工匠雇值上升，于是敲响了当地制瓷业的丧钟，继而默默地消失于杭州湾南岸。

中国有句古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桃李芬芳的春晖中学就是选址在这么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

在曹娥江畔、象山脚下的小小的白马湖畔，却留下了朱自清先生、夏丏尊先生、丰子恺先生等一大批文化名人的足迹；他们以其各自独特的人格和艺术魅力给这块土地涂抹上的浓重的文化灵光。

白马湖真的很美。那种毫不张扬的、静如处子的、质朴自然的模样，让久居闹市的心刹那间就平静下来。在一派广袤的田畴之中、在宁静秀丽的湖畔建立的春晖中学，是著名教育家经亨颐先生的大手笔，出手不凡的学校像一块磁石，吸引了中国文化史上众多的大家硕彦前来任教，名师荟萃更使春晖星光灿烂。８０多年过去了，昔日名师已陆续驾鹤西去，惟有当年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平屋，依然静静地伫立在湖畔，岁月风尘掩映不住的光辉熠熠照人。

晚晴山房是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居处。平房建在山坡上，登上一二十级台阶便到了门口。简陋的陈设、破旧的衣物、粗茶淡饭、淡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