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笔的起源与发展

毛笔的起源与发展作者：王熙林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20年第22期摘要：毛笔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书写工具，其出现过程源远流长。

在其演变及发展至今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社会需求、制作方法和使用形式，是先民勤劳与智慧的体现。

文章在结合我国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不同社会需求为基础，尝试考证毛笔出现的机遇与成长的环境，从而梳理出我国毛笔在千年中的发展流程与变化。

关键词：毛笔;起源;书写形式;演变毛笔，是一种起源于中国的传统书写工具。

它既可以满足人们对文字和图像记录的需求，同时又是兼具艺术性创作和使用的书写绘画工具。

毛笔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好像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但在日常的书写形式中却很少用到。

毛筆是由什么演变而来？先民们究竟是何时开始使用毛笔？最原始的毛笔究竟是什么样子？又是经历了什么才发展成现在的样子？我们对此知之甚少。

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人们对毛笔的起源问题的研究中，最大的阻碍还是其自身的材质。

古代毛笔的材质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毛笔材质大体相同。

古代毛笔使用的材质为竹木、兽毛、丝线、生漆等，这种材质经历千年后，大多难以保存至今，所以到目前为止在考古发掘工作中这类文物的发现可谓是凤毛麟角，汉代之前的实物出土更是少之又少。

我们也只能通过有限的考古发现零散的出土文物及相关旁证，来基本地梳理和还原我国毛笔雏形出现到基本形制成型的发展过程。

毛笔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现象，一定是在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时，伴随着社会需求与技术进步所产生的。

可以说毛笔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标志。

今天我们对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的生活状态已很难以了解，除了一些有限的考古发现外，更多的认识是从那个时代留存至今的岩画和壁画上得到答案，如云南沧源岩画（图1）、内蒙古阴山岩画（图2）、宁夏贺兰山岩画（图3）等。

岩画这种先民们在狩猎和生产之余的随性活动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想象。

在洞穴与山崖的石壁上，先民们信手拈来的磨刻，虽寥寥数笔却成为今人跨越时空与先民们对话的捷径。

其内容丰富，有大量生产、祭祀、狩猎、战争等内容的详细描画，其中可以清楚地辨识出大量的生活工具，如陶罐、石锤、骨针、弓箭、长矛等，虽然其中没有发现任何具有书写功能的工具，但我们从中可以分析了解到，那几种工具是当时先民们手中所掌握的尖端技术。

从骨针、骨锥可以看出小型骨器、木器加工技术的成形，从弓箭可以看出对绳索的使用已非常娴熟，从长矛可以看到先民们已经解决了两种材质的连接固定技术，开始使用复合工具。

人们已经掌握了毛笔生产的各部分基础技术。

至此，毛笔的产生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社会需求的推动。

通过历史学者们多年来的不断努力，毛笔最早的雏形概念已经可以追溯到5000年之前，具体时间至今争论不休，但是已经可以基本认定，一种功能上近似于毛笔的书写工具的起源时间可以较宽泛地判断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殷商文化时期。

虽然我们一直苦于缺乏同时代的出土实物佐证，但是通过对同时期我国多地区分布的文化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彩陶标本作为旁证，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大部分绘画图案确实为先民们用手直接蘸取颜料绘画，或直接用口喷绘，但是其中有不少绘画形式明显为使用丝麻或兽毛等纤维材质的工具蘸取颜料后进行绘画，其中最明显的为20世纪20年代发现的仰韶文化，其中有大量的彩陶出土。

这些彩陶制作极为精美，绘画线条细腻流畅，可以明显观察出图形线条的粗细变化过渡和清晰的笔锋痕迹，有些彩陶局部转折处的线条甚至出现了在现在的书法绘画形式中常用到的飞白和皴擦画法（图4～图6）。

这种娴熟的绘画技法绝非仅仅依靠手指和简单的树枝、树叶涂抹能够完成，一定是在绘画过程中使用了有相对明确功能性的绘画工具才得以完成，这种工具虽然并未发现留存至今的具体实物证明，但一定是现在毛笔和书写工具的滥觞。

19世纪末我国殷墟甲骨的发现，也给人们对毛笔的起源研究增加了另一个有力的旁证。

在众多的龟甲兽骨中，其记录的文字大部分为刻画形式，其中少部分甲骨上层还保存着红色朱砂涂抹过的痕迹，有的部分甚至是直接用朱砂书写的笔画痕迹，这种甲骨经过详细观察，线条笔法的运用与此前新石器时期陶器上的花纹相比，其线条更为细致美观。

这种更为精细的书写笔法，绝不仅仅是因为甲骨相比陶器更为光滑更易书写的原因。

通过对线条的观察，人们发现相比之前陶器上的线条，甲骨文上的笔法变化更为自如，线条边缘更为光滑、清晰，棱角分明，同时极少出现分叉、停顿和反复描画的痕迹，所有笔画基本为一笔带过，并且线条纤细流畅，我们无法推测先民是用何种形式的工具书写，但可以确定这种工具的笔锋一定非常精细无疑。

这种笔法明显的变化，无疑证明先民们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殷商时期的数千年时间中，对这种原始书写工具进行的改进从未停止过，在发展过程中，对其性能逐渐完善，工艺也在逐渐发展。

并且对此类甲骨详细观察后发现，同类型的甲骨上均较少出现过火的裂纹，可以推测此类型的甲骨并非我们所常见用于占卜的卜骨，可能用作记录重要事件，这种用途可以推断此时的人们对文字和事件的记录需求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在毛笔部分制作技术出现后，社会也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时代，从而更加肯定了此时期已出现早期笔的推断。

虽然这种猜测被普遍认可，又有相对丰富的旁证作为依据，但是今人能亲眼看到的古代毛笔年代最早的也不过是战国时期的几处墓葬发掘出的毛笔。

近几十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战国至汉代的毛笔有了相对直观的认识。

战国时期随着我国文化的逐渐成熟稳固，在这个阶段的文化发展中，文字和书写材质以及书写工具都得到了快速的进步，毛笔的使用已经相对普遍。

毛笔的材质与制作工艺也逐渐成熟，此时正是原始毛笔向秦汉时期的标准毛笔进化的重要历史时期。

通过对战国时期的毛笔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这时期我们通过考古发掘所看到的毛笔实物，长度全部保持在21～29厘米，这与当时的主要书写载体竹木简规格和书写习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竹简的规格大都保持在30厘米以内，而古人的书写习惯则是在书写到未完成时如需要停止，便用竹简直接将毛笔卷起来存放，既方便携带又不易遗失，因此毛笔的大体长度非常容易统一，始终受到竹木简长度的影响，基本保持一致同时略小于竹简长度。

但是在笔毛与笔杆的连接方式上仍存差异。

目前在我国考古发掘中，有战国时期毛笔出土的考古发现微乎其微。

其中年代最为久远的当属湖南长沙的左公山楚墓，1954年在湖南长沙左家公山墓葬发现了战国时期楚国毛笔一支，发现时这支毛笔密封于一根竹管之中，取出后才发现是一支完好的毛笔。

此毛笔全长21厘米，杆长18.5厘米，径0.4厘米，笔毛长2.5厘米。

通过观察发现此笔笔毛是用上好的兔毫毛制作而成的，但制作方法与现代毛笔有一定差别。

此毛笔并不是将动物毛须整理成形后直接嵌入笔杆之中，而是将其平摊成排在笔杆上围成一圈，然后用细小的丝线缠绕，外面涂抹生漆胶固而成，这就是“置入式毛笔”的笔杆与笔毛的结合方法。

我们还发现此件毛笔的存放方式与其他毛笔发现时的存放方式不同，并不是我们常见的直接卷在竹简内保存的方法，而是将毛笔放在一根竹管内，应该为长期不使用时所准备的妥善存保存方式，也印证出毛笔的使用需求增加，衍生出的毛笔配套工具也在逐渐完善，这便是当时的笔袋。

另一支具有代表性的毛笔是在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战国墓葬中发现的，通过墓葬规格和出土文物可以判断此墓葬为战国中晚期。

与左公山楚墓相同的是此墓葬也是楚国的贵族墓葬。

墓中大量的随葬品显示了光耀夺目的楚国文化，在众多的随葬品之中，还发现有大批的竹简和一支书写竹简的毛笔。

此毛笔全长22.3厘米，杆长18.8厘米，毛长3.5厘米，为兽毛制成，笔杆纤细而精巧。

笔毫有清晰的尖锋，明显可以看出此笔已经是将笔毛单独加工成捆，之后在笔毛的上端用丝线扎紧，然后将笔毛整体纳入笔管之中。

这就是所谓的“纳入式毛笔”的笔毛固定方法。

此笔笔锋尖挺，是抄写竹木简牍的良好工具。

通过对以上两种不同的毛笔制作方式进行观察，我们不难看出同样为战国时期的楚国墓葬，毛笔的制作工艺却不尽相同。

“纳入式毛笔”的制作工艺明显要优于“置入式毛笔”，其笔身更坚固，使用时间更持久。

在使用过程中，“纳入式毛笔”更是优势明显，这种制作形式解决了“置入式毛笔”笔毛不集中、聚锋困难、储墨量少、笔腔容易中空、书写时容易分叉等工艺缺陷。

同时通过对目前出土的战国至秦汉时期考古所发现的毛笔进行观察研究发现，之前的“置入式毛笔”仅出现在几个战国时期的墓葬中，秦汉之后基本没有发现，所以我们可以大胆推断，“置入式毛笔”应该也为秦汉之前毛笔常用工艺的一种。

在战国时期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笔毛与笔杆的连接固定方式仍然存在两种方法同时使用的现象，此时的毛笔制作工艺仍然处于依靠制笔工匠的个人经验与喜好来制作而成的形式。

但是随着秦朝大一统时代的来临、书同文车同轨时代的到来，“纳入式毛笔”这种工艺较为复杂，却有着显著书写优势与更长的使用寿命，已经基本上取代了前者，已经成为秦汉毛笔的规范制作工艺，这一推论可以从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与甘肃天水放马滩遗址中得到印证。

睡虎地秦墓的主人叫“喜”，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

秦王政元年（前246），年仅17岁的喜即登记名籍为秦国服徭役，尔后历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治狱鄢等与刑法有关的低级官吏，最后亡于任上，他亲身经历了始皇亲政到统一六国的整个过程。

他的整个生活年代正好经历和记载了秦朝最辉煌的时代。

墓中没有发现过多的贵重的随葬品，但却有一套完整的书写工具石砚、墨块及1155枚写满秦朝律令的竹简。

这些竹简基本为喜本人所书写，可以说是其一生的积累。

其中所发现的毛笔便是一根“纳入式毛笔”，使用痕跡明显，应当为喜生前所用之物，可以看出这种形式的毛笔已经成为国家行政记录的标准用笔。

如果说睡虎地秦简的书写主体为个人行为无法体现出当时社会普遍的毛笔制作形式的话，那么放马滩遗址则可以涵盖整个地区和文化的基本形式。

放马滩遗址的面积较大，文献记录载体多样，内容形式丰富，时间跨度较长。

此遗址不仅有竹木简牍的发现，还有丝织品甚至纸张的出现，当然这些文物的年代较晚，但从中可以看出此遗址的全面性。

这些丰富的文物资料可以涵盖当时在这个地区全面的社会结构。

其中有大量内容为行政生活中所记录的事件，更贴近人们的生活层面。

在这样的遗址中发现的毛笔全部为“纳入式毛笔”，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形式的毛笔已经普及到社会中的各个阶层。

秦代毛笔的出现基本以“纳入式毛笔”取代了“置入式毛笔”，这一重要的工艺改革，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满足了当时人们对书写形式更高的要求。

秦代的毛笔不管是在工艺上，还是形制功能上，都已经与今人所用的毛笔非常相似，可以说此时毛笔已经完全发展成形，完成了中华文化在发展中的重要技术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