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文学中“人力车夫”渗透的文化意象

人力车夫是伴随着人力车的传入而出现的一个新的城市底层社会群体,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如鲁迅的《一件小事》、郁达夫的《薄奠》、刘半农《车毯》、老舍的《骆驼祥子》,胡适和沈尹默分别创作的《人力车夫》、闻一多的《飞毛腿》,陈绵的《人力车夫》、欧阳予倩的《车夫之家》、洪深的《贫民惨剧》
等,都从知识者的视角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文学形式对这一群体进行了展现,可以说,人力车夫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意象,他既寄托了五四时期文人的某种道德和情感,也反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一、人力车夫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文学形象的深刻性和丰富性是与产生它的历史条件紧密相联的,它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是时代的产物。

人力车,作为一种用人力挽拉、供人乘坐的交通工具,20世纪初在全国各大城市流行开来,成为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汉口、广州等城市的重要交通工具。

人力车夫就是伴随着人力车的风行而形成的一个城市下层社会群体,成为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力车及人力车夫的风行是民国时期特有的社会图景,折射和蕴含着民国社会的多重信息。

在贫困的人力车夫身上,既看到了人力车这种新式交通工具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所带来的便利,加速了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又反映出城市贫民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及与社会各层面的关系。

因此,人力车夫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不仅仅是作为从事一种社会职业的群体而存
在,而是在中国特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意象,是了解和认识民国社会各面相的一面多棱镜。

人力车夫体现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落后性和悲剧性。

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交通工具大都实现了机械化。

铁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被用作城市公共客运工具,20世纪初出现了电气火车,随后新兴的公共汽车替代了公共马车和有轨马车的陈旧支线交通方式,20世纪20年代,飞机成为交通工具。

即使在机械化之前,西方的交通工具也是由动物拖拉的马车等,只有在中国,从古代的轿子到民国时的人力车,用的不是人抬人,就是人拉人的方式。

“人力车,可说是现在中国独有的交通工具的一种。

虽在日本还可以找到它的踪迹,却已寥寥无几,且已渐趋于消灭的状态,然而在中国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它不是没有减少的趋势,反而日益增多,几乎在较为进步一点的市镇里,触目皆是,而变成中国街道上特有的点缀品。

这便可以说明我国交通的不发达,在目下机械的运用时代,我们还未脱离人力运用时代的躯壳。

”[1]所以,在人力车夫与西方拖拉交通工具的动物和牲畜的对比中,既感受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非人的社会地位,也更有力地表现出当时有民国特色社会的落后性和悲剧性。

二、人力车夫寄托了知识分子独特的文化情感
人力车夫在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中,实际上是全部城市劳动者的象征,是联系城市劳动者生活和感情的纽带。

从五四
∗[收稿日期]2012-06-25
∗∗[作者简介]庞家伟(1979—),男,甘肃庆阳人,陇东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摘
要:人力车夫是近代出现的一个职业群体,中国现代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把这个意象逐渐强化和丰富起来,使其在中
国现代文化史上不仅仅是作为从事一种社会职业的人而存在,也是中国现代文明进程中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意象。

关键词:现代文学;人力车夫;文化意象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2)06-0082-02
(陇东学院文学院
甘肃庆阳745000)
庞家伟
论现代文学中“人力车夫”渗透的文化意象
∗∗∗第32卷第6期绥化学院学报2012年12月Vol.32No.6
J ournal of S uihua Univers ity
Dec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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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多数出身于农村或外地
中小城市,他们对中国农村的生活比较熟悉,在他们笔下,农
民形象的塑造大多都生动具体。

但进入城市后,并不生活在
城市贫民之间,他们与城市贫民的生活没有直接的联系,而
人力车夫正好架起了他们与城市贫民生活相联系的桥梁。

通
过人力车夫,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城市贫民的生活和思想。

换
句话说,他们的平民意识就是通过人力车夫才得到比较明确
的表现的。

再加之,人力车夫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一个拉
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
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
的击打。

”他们既可以看清社会百态,又比别人更能体会人世
艰辛,忍受百般屈辱。

同时,人力车夫接触的社会面广,既可
以接触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群,又可以深入各大街小巷,从
这一点来说,就像现在的“的哥”,坐车的人是社会各阶层的
人,既可以获取大量社会不同方面的信息,又可以真切感受
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利益冲突,更能真实的了解和深入社会。

所以人力车夫这个文化意象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里
具有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人力车夫是知识分子作为精英阶层所定位的的启蒙对
象,是进行启蒙怀疑和反思的典型意象。

人力车夫的命运蕴藉
着文人在反思、绝望中启蒙的生命哲学。

鲁迅的《一件小事》彰
显着作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车夫“宁为牛马为通衢,犹
胜转死与沟洫”[2],不多收车资,拉车兜倒妇人自觉到巡警分驻所接受处理,主动承担事故处理方式,一步一步地往前面的巡
警分驻所走去。

这一情节叙述隐含特定的心理结构。

“鲁迅作
品中很多细节、很多人物、意象,都可以看做人的生存状态的
一种深层编码”[3]车夫走向警局,反映出对其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无力抗争的宿命,但知其不可而为之,隐含着“反抗绝望”的战斗意识。

正好体现出人力车夫的一种战斗精神和人格力量。

这不由得在“我”眼中高大得逼人起来,被启蒙者在一瞬间的举动使“我”(启蒙者)自惭形秽,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两者鲜明的对比,实现了知识分子对于启蒙的怀疑和反思。

还如闻一多的《飞毛腿》,车夫成天把自己的车灯擦的亮亮的;郁达夫的《薄奠》,赞扬人力车夫拾金不昧精神;周恩来的《死人的享福》,人力车夫用自己的棉袍盖在乘客的脚上,赞美人力车夫的敬业精神;刘半农的《车毯》,为了乘车人坐的舒服暖和,用漂亮的毛毯做座垫,自己挨冻也舍不得用一匹毯子,生怕弄脏毯子。

九叶诗派是人郑敏在他的《人力车夫》诗中,更是发出了“反省吧,反省吧”的呼喊,“我们全体的手,全体的足”“去爆出蔓生的野草,踏出一条坦途”[4]都借反映对劳工精神崇敬之情和热情讴歌,不同程度地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小我”的反省。

正如郑也夫所说:“反传统的性格,崇尚以至将工农大众理想化,道德上贬低自身阶层——
—凡上述种种
在中国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身上都有明显的反映。

”[5]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从启蒙大众到“为我解剖”和自我批判,实现了对劳工神圣思想的巧妙结合,完成了知识分子灵魂和精神的重构和超越。

三、人力车夫是五四劳工文学的形象代言
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知识界提出“劳工神圣”这个
口号。

反映在文学界,“五四”前后,相继出现了一批描写城乡
劳动者生活的文学作品,但开始由于知识分子对于“劳工神
圣”口号的理解比较宽泛,带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再加之“知识
阶级中人和城市劳动者,还是隔膜的厉害。

知识界人不但没有
自身经历劳动者的生活。

连见闻也有限,接触也很少”[6],因此,文学作品中的劳工形象具有了明显的确定性,如织布工、学
徒、木匠、人力车夫、轿夫等等,其中作家接触最多的便是人力
车夫,遂使人力车夫成为五四劳工文学中最重要的形象。

在当
时全国的报刊中,从产量上创作了这类作品的最高纪录。

据统
计,在《一件小事》发表前后,报刊上登载了不少介绍人力车夫
的生活和斗争的文章:比如署名植的《上海人力车夫罢工》(1919年3月《每周评论》13号)、朱天的《人力车问题》(1919年10月11日至17日《民国日报·觉悟》)、善根的《人力车夫问题》(1929年2月《每周评论》8号),还比如《新青年》7卷6号上就载有关于人力车夫状况的调查;《小说日报》11卷6号上载有竹生的《拉车夫》、12卷1号上载有慕之的《不幸的人》等等。

不少作家相继以人力车夫为题材,用不同的文学体裁去塑造人力车夫形象,表达他们的情感,小说除《一件小事》外,还有郁达夫的《薄奠》、刘一梦的《沉醉的一夜》、老舍《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等。

诗歌方面有胡适的《人力车夫》、沈尹默的《人力车夫》、刘半农的《车毯》、陈南士的《走路》、顾颉刚的《春雨之夜》;剧作方面陈绵的短剧《人力车夫》、欧阳予倩的《车夫之家》、于伶《银包》、洪深《贫民惨剧》、陈大悲《平民的恩人》等都对人力车夫给予了关注,人力车夫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典型性题材。

正是由于知识分子们注意实际生活中下层人民,并把这
些人物真实地描绘出来,才使这一形象能在新文学领地占有
一席重要位置,人力车夫几乎就是贫困劳工的代名词。

人力车
夫的苦难,某种意义上是那个时代底层贫困劳工苦难的一种
浓缩。

用文学的形式表露对人力车夫苦难所持的态度,也一定
意义上是对那时代的贫苦劳工采取何种姿态的一种表现,通
过文人们的印象和感情的生发,现实中极为普通的车夫,经过
艺术提炼改造却成为最能代表劳工的典型人物,因此使人力
车夫身上折射出的社会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参考文献:
[1]何国强.粤海虞衡卅一秋———伍锐麟调查报告集[C].北京: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5.
[2]守常(李大钊).可怜之人力车夫[J].甲寅,1917.
[3]钱理群.北大演讲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4]郑敏.诗集1942-1947[C].上海: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
[5]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6]茅盾.评四五六月的创作[J].小说月报,1921(8).
[责任编辑姜广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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