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绣枕上的雀鸟到屏风上的白鸟

从绣枕上的雀鸟到屏风上的白鸟
现代文学史上，凌叔华以其婉约含蓄的小说风格在女作家中独树一帜。

作为五四之后的女作家，与同时代的庐隐、石评梅、冯阮君等书写冲出家庭束缚的新女性和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不同，凌叔华的小说仍以大家庭中的旧式女子为主，没有了时代的呐喊和躁动，取而代之的是淡淡的忧伤以及触动人心的深沉。

张爱玲，在文学史上则以老道的文笔和阴郁的文风著称。

作为四十年代生活在上海大都市的女作家，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几乎都沾染了那个时代浓厚的商业和俗世气息。

将凌叔华和张爱玲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历来甚少，即使有，也只是探讨两者之间的不同。

但笔者认为，她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虽然表面风格不同，笔下的那些旧式女子却有着本质上的相似，体现了中国文学中旧式女子的发展历程。

生活在闺阁中的旧式女子是凌叔华小说中的主角之一，像《绣枕》中的大小姐、《吃茶》中的芳影、《茶会以后》的阿珠、阿英等。

这些女性，生于高墙，长于高墙，颇有点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味道，所受的教育也大抵是传统的道德规矩。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她们也终究逃不过时代的影响，开始走出高墙看世界，渴望有自己的生活。

《绣枕》是凌叔华最为人称道的小说之一，主角大小姐是养在深闺，靠着绣花消遣过日子，试图靠女红博得男人的欢心而觅得一个如意郎君的女子。

她用尽心思，花了半年时间为总长绣了一对靠垫，
希望借此能和总长的儿子结婚。

然而绣枕送去后当晚就被弄脏，当了脚踏垫，最后送给了下人。

可怜这位大小姐，在家里等了又等，直到两年后才知道了事情原委。

大小姐等待的苦楚可想而知，而最悲哀的莫过于她心中希望的彻底毁灭。

绣枕上的翠鸟和凤凰，其实正是大小姐心思的象征和寄托。

她希望自己的美丽、乖巧能得到别人的欣赏，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觅得好姻缘，能从翠鸟变成凤凰。

但最终，她这种将自己的女人价值隐藏于刺绣中的示爱方式还是失败了，大小姐最终仍然只能是一只守着闺房的翠鸟。

这对美丽的绣枕在官场中被践踏，不仅是大小姐梦想的破灭，更象征着男性社会对女性的蹂躏，体现了大小姐单纯美好的内心愿望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冲突。

《吃茶》中的芳影同样也是闺阁中的小姐，但显然已经比大小姐开放了许多。

她可以走出闺阁，自由出入公共场所，和同学、男性朋友逛公园、喝茶等。

同学的哥哥刚从外国回来，在相处中对她非常体贴，芳影便心仪这位温文尔雅的同学哥哥，幻想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

但幻想最终还是破灭，在她眼中对她细心照顾的同学哥哥，并不是出于爱意，而是出于礼貌和对女士的尊重而为。

这又是一场落空的渴望。

这里，凌叔华在《绣枕》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现了这些闺阁小姐们与外在世界的潜在冲突，展现了旧式女子走出家庭之后遇到的第一个困惑，在新旧两种文化、东西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的困惑。

凌叔华笔下的不少闺阁女子都或多或少出现这样的困惑和矛盾。

她们开始尝试走出高墙，但是由于家庭、文化、教育等影
响，仍然以传统的文化和道德观念看待周围的一切，仍然想着男女授受不亲，仍然把自己当成那只绣枕上的雀鸟，等待着别人的欣赏和挑选。

凌叔华不仅写出了旧式女子婚前的少女生活和心态，同时也把目光延伸到她们婚后的太太生活和心态。

这些太太们延续着少女时期的心态，那就是守住婚姻和丈夫。

如《女儿身世太凄凉》中的婉兰，虽然婚后生活郁郁寡欢，但为了面子和家庭，不得不屈从，守着已经变了心的丈夫。

又如《有福气的人》中的章老太太，她的福气完全是她为了自己的家庭和丈夫，委曲求全多年所修得的。

再如《中秋晚》的敬仁太太，在第一年结婚的中秋夜，坚信夫妻和睦必要吃团圆饭、团圆鸭，结果不仅团圆鸭没有吃上，丈夫也失去了与干姐姐见最后一面的机会，夫妻之间的隔阂由此而生，四年后她便与丈夫完全不和了。

这一切正是因为敬仁太太过于在乎婚姻，在乎家庭，于是迷信一切，到最后反而失去了一切。

凌叔华正是通过这些旧式女子单调苍白的生活，反映出她们看似安逸实为压抑变形的情感世界和内心世界。

同时，这些旧式女子都有一个相同点，虽然她们与周围的世界有冲突有矛盾，但是并没有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理，而是有着随遇而安的心态。

如《绣枕》中的大小姐，等了两年没有等到消息，也只是继续孤独的生活；《吃茶》中的芳影也只是空留相思和落寞；《女儿身世太凄凉》中的婉兰虽然也有冲出家庭的冲动，但最终也只是感叹：“咳，也
不过怎样罢了！人生死活都是刹那间事，何苦认真呢”[1]；《中秋晚》的敬仁太太最终也只是把自己的命运归结为天意。

生活在大时代变化动荡中的这些旧式女子，她们生活的高墙被历史的进程打破了，但心灵的枷锁却并未被打破。

个人在时代中是渺小的，更何况是女子呢？“女儿身世原是如此”，那又何必过于执着呢？所以她们也就甘于知天命，抓住一直赖以生存的家庭。

到了张爱玲四十年代的小说中，主人公仍然以闺阁中的旧式女子为主，“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2]，但此时的她们，生活经历和心态都已经不同了。

凌叔华笔下那些等待爱情来临的闺阁小姐，在张爱玲笔下，大都已经成为了守着家庭的太太。

她们的生活不外乎就是打牌消磨过日子。

但此时的太太们，除了丈夫之外，她们更想要抓住的是丈夫的钱财。

比如《倾城之恋》中流苏的嫂嫂们，守着丈夫和没落的家庭过日子，而他们的女儿相亲结婚的对象也不外乎要家底好；《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更是一个守着钱财过日子的人；就连《留情》中的敦凤，本出生于上海数一数二的大商家，但是她的生活目的也只是寻找一个能够给她饮食依靠的先生，在丧夫之后又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米先生，成为姨太太。

敦凤对于米先生也谈不上感情，看中的只是一张长期饭票：“对于他，根本也没有什么感情”，“我是完全为了生活”，“我为了自己，也得当心他呀……总想把他喂得好
好的，多活两年就好了。

”[3]
除此之外，张爱玲更深刻地写出了另一种封建家庭中的闺阁女子，受过新式教育，但又未彻底过上新生活的女子。

最典型的人物，莫过于白流苏。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受过西洋教育，也敢于与不合的丈夫离婚，但是旧式家庭的生活道德使得离婚后寄宿在家里的流苏毫无立身之地，饱受兄嫂欺凌。

为了逃出阴沉沉的家庭，流苏把赌注押在了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范柳原的身上，和范柳原开始了一场若即若离、费尽心机的爱情角斗。

最终，战争的爆发成全了她，流苏终于守住了范柳原，成为了范太太，逃离了公馆，在家人面前扬眉吐气了一番。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也是如此，从背景来看，她是一个没落家庭中走出来的小姐，逃难到香港求学，为了生存，投奔于姑妈。

最后在姑妈的引诱和控制下，成了一名交际花。

这个过程中，葛薇龙有过退缩挣扎，但最终还是抵挡不住金钱富贵的诱惑，沦落为靠男人而生活的高级妓女。

显然，在张爱玲笔下的这些旧式女子们，无论是停留在家庭中生活的太太们，还是走出了家门的小姐们，生活和心态都与凌叔华笔下那些女子有所不同。

首先，作为已经没落的最后一代，她们显然比凌叔华笔下那些小姐更进一步接触社会，而生活环境的大变更使她们不得不努力协调与周围的关系。

对于她们来说，金钱是在那个年代里立足的最为重要的一点凭借，抓住金钱就成为她们生活的目的。

为了立足和金钱，她们不得不产生了破釜沉舟的勇气。

因此，
与凌叔华笔下那些在大时代变化中随遇而安的小姐们不同，张爱玲笔下女子的心态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她们大都为了自己的目标而有所行动，不再是顺其自然。

虽然个人在时代变化中仍然是渺小的，但是她们却竭力想要抓住一点让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为了抓住这一点东西而去努力，甚至不惜赌上自己的青春岁月。

如此看来，张爱玲小说中的这些旧式女子，在某种程度上是凌叔华笔下旧式女子的延续，有的仍然是躲在家庭中，守住丈夫；有的则已经意识到必须走出去，为自己谋出路。

可以说，张爱玲延续了又拓宽了对旧式女子的描写，揭示了她们的生活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必然性。

但是，无论是凌叔华笔下那些随意而安的太太小姐，还是张爱玲笔下那些有意识要抓住救命稻草的太太小姐，她们最终还是没有走出依靠男人生活的命运。

她们的生存模式还是传统的、旧式的，这也就注定了她们的生活与新世界始终存在着隔阂，也注定了她们最终仍然会走向落寞与毁灭。

从绣枕上的那只渴望有人欣赏的雀鸟到屏风上最终飞不出、只能发霉了死了的白鸟，凌叔华和张爱玲的作品一起演绎了一段没落家庭中小姐太太的故事。

只不过，凌叔华的小说中，女主角随遇而安的心态让我们从故事背后更多地体会到个人与时代冲突的无奈以及作者的淡淡的悲悯；而到了张爱玲，这种有意识性的破釜沉舟的行为与注定的落寞构成了更强烈的情感冲击，作者感情基调在悲悯的底蕴上，演变成悲凉。

可以说，在旧式
女子这一系列的创作上，张爱玲在人物形象和审美风格上都延续和发展了凌叔华的创作。

注释：
[1]凌叔华：《凌叔华经典作品》，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2][3]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第205页。

(蔡秋彦广东省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 515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