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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毕业论文论犯罪既遂专业法学年级08秋学号087011065学生姓名张三指导教师________________论文完成日期年月目录一、司法上既遂之标准 (1)（一）犯罪构成要件 (1)（二）认定犯罪既遂形态 (2)二、立法上既遂标准的确立 (3)（一）、法定犯罪与事实犯罪的功能区分 (3)（二）、刑事政策的考虑 (4)三、兼论刑法的解释 (5)参考文献 (5)论犯罪既遂【摘要】犯罪既遂是犯罪的一种基本形态，学界关于犯罪既遂的标准存在着争论。

在司法上，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应当以“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说”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准；在立法上，则应当从犯罪事实和刑事政策的角度出发，以“犯罪目的实现+刑事政策说”作为确立犯罪既遂形态的标准。

犯罪既遂作为犯罪的基本形态，是认定其他未完成犯罪形态的一个重要参照标准，因此，确立科学而又合理的犯罪既遂标准，对于准确量刑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刑法上对其他几种犯罪形态的成立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惟独没有明确规定犯罪既遂形态的标准，因此在理论界存在着争论。

在罪刑法定原则既已确立的前提下，“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更是稳固了其通说地位。

但是，笔者认为，“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不仅在表述上不尽妥当，而且在司法领域里并不优越于其他学说，在立法层面上更是一筹莫展。

以下，笔者将从司法和立法两个不同层面对“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展开检讨，进而主张在司法领域里以“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说”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准，在立法层面上提倡“犯罪目的实现+刑事政策说”的犯罪既遂标准。

一、司法上既遂之标准——对“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的检讨及其修正我国刑法学界主要是在司法领域里讨论犯罪既遂的标准，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1）犯罪目的实现说。

认为犯罪既遂是指“实施终了的犯罪行为，达到了行为人预期的目的”。

主张应当以犯罪目的的实现与否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准，实现了犯罪目的，为犯罪既遂，未实现犯罪目的则为犯罪未遂。

（2）犯罪结果发生说。

认为“行为发生了行为人所追求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犯罪结果，即发生了行为的逻辑结果时，就是犯罪既遂”。

主张应当以犯罪结果的发生与否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准，发生了犯罪结果的，为犯罪既遂，为发生犯罪结果则为犯罪未遂。

（3）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

认为犯罪既遂是指“行为人故意实施的犯罪行为已经具备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即犯罪的完成形态”。

主张应当以犯罪构成要件是否齐备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准，具备了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就是犯罪既遂，否则就是犯罪未遂。

在以上三种观点中，“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是通说，但是，笔者认为：（一）“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在概念表述上不尽科学、合理。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同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理论存在着体系上的差异。

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上，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是“一人一罪既遂”的典型形态，只有犯罪既遂形态才是完全具备了犯罪构成要件的形态，其他犯罪形态都不完全符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而是符合修正了的犯罪构成要件，所以在大陆法系刑法学的语境下，说犯罪既遂的标准是“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大抵是正确的。

但是，在我国刑法学上确立犯罪既遂的“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标准，却存在着诸多不科学、不合理之处。

在我国刑法学上，犯罪构成要件是行为成立犯罪的主客观要件之和，认定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标准就是行为是否具备法定的犯罪构成要件。

所以，在我国刑法学上，任何一种犯罪形态都是行为已经成立犯罪之后对行为的发展状态的一种法律评价，它们都齐备了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

以“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准，其言外之意就是犯罪未遂、中止、预备等未完成形态不具备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

这是把是否齐备了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当成了区分犯罪完成形态与未完成形态的标准。

但是，按照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是否具备犯罪构成要件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而不是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

这种观点显然是把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放在同一层次进行讨论，将犯罪成立与犯罪形态相混淆。

（二）“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说”在认定犯罪既遂形态上并不优越于其他两种学说。

不可否认，“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说”更能够准确地表述犯罪既遂的标准，但是从实质角度出发，我们发现“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说”并不是一种比其他两种学说更加优越的标准。

首先，“结果发生说”从犯罪的客观要件方面阐述了犯罪既遂与其他未遂形态相区分的标准，这是对“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说”的具体化，并没有越出后者的范围。

主要是指：（1）行为犯以行为的实行或者完成作为既遂的标准，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行为，不论是否发生了犯罪结果，其行为本身就构成犯罪既遂。

果真如此吗？从刑法第14条关于故意犯罪的规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任何行为至少具有造成危害结果的危险性时，才可能成立犯罪，刑法并不单纯地处罚不服从法律的行为。

即使是行为犯，也应以是否发生了行为人所追求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逻辑结果为标准，而不能以是否实施了行为为标准。

事实上，在行为犯的场合，行为实施终了结果就同时发生，即使区分既遂与未遂，也应以是否发生了特定的结果为标准。

（2）危险犯以造成某种犯罪结果发生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的标准。

但是，依此定义，未遂犯就是典型的危险犯，即未遂犯以发生危险状态为前提，但未遂犯显然不是既遂犯。

其次，危险犯可以分为抽象的危险犯和具体的危险犯，在具体危险犯的场合，具体危险是否发生乃是犯罪是否成立的标志，而非犯罪是否既遂的标志。

再次，认为发生了危险状态就是既遂的观点，极不利于鼓励犯罪人中止犯罪。

因为在我国刑法学理论上，犯罪既遂后很难说有犯罪中止存在的余地。

所以，“不管是危险犯还是实害犯，都应以发生了行为人所追求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犯罪结果为既遂标准”。

其次，“犯罪目的实现说”从犯罪的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出发，阐述了所谓犯罪既遂就是犯罪人所追求的目的在客观上已经达到。

当然，这里的“犯罪目的”不是因犯罪人而异的目的，而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目的，是类型化、抽象化了的犯罪目的。

因此，从认定犯罪既遂的角度出发，它也着眼于客观上是否实现犯罪目的——行为人所追求的犯罪结果是否发生，因此，细心的读者也许不难发现，笔者在论证“犯罪结果发生说”和“犯罪目的实现说”并不错误的同时，始终没有批判“犯罪构成要件要素说”，相反却是以它为依托的。

因为在笔者看来，这三种学说在认定犯罪既遂的实效上来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二、立法上既遂标准之确立——为“犯罪目的实现+刑事政策说”所作的论证上文从司法认定的角度论述了犯罪既遂的标准，认为犯罪既遂就是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了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全部要素。

然而，“犯罪构成应当是刑事违法性的构成，它的功能在于说明行为的刑事违法性”。

刑事违法性是以存在这样一个明确的法律标准为前提的。

那么立法上又如何确立这样一个犯罪既遂的标准呢？这又是一个难题。

（一）、法定犯罪与事实犯罪的功能区分及其对“犯罪目的实现说”重新定位的意义。

1、法定犯罪与事实犯罪的功能区分，以及法治刑法对刑事立法的要求。

法定犯罪与事实犯罪是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两个不同角度而对犯罪概念所作的区分。

所谓法定犯罪是指已经立法者价值评判而上升为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事实犯罪是指具有实质危害性但尚未进入立法者视野的行为，是待犯罪化的行为或者准犯罪。

理想的法治刑法要求法定犯罪与事实犯罪相一致，这是在总体上对刑事立法的要求。

体现在犯罪形态上，就是要求法律所确定的犯罪形态与行为的发展样态相一致。

2、事实犯罪的发展状态及其对犯罪形态确立的指导意义。

行为的发展状态，又可以分为行为人主观的发展状态和行为客观的发展状态。

在行为人而言，最佳的结果是客观的发展状态与主观的发展状态相一致。

所以，立法者在确立犯罪形态时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人主观的希望以及行为客观上的发展状态，也就是说立法者那里的犯罪既遂形态是指犯罪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它首先是行为人所追求的发展状态；其次是行为的性质所决定的客观上可能达致的状态。

概括而言，犯罪既遂就是行为人所追求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发展状态的出现。

从主客观相一致的角度出发，就是行为人的行为目的在客观上已经实现。

3、犯罪故意在犯罪构成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犯罪目的实现说”的重新定位。

立法者的任务是参酌实际并结合刑事政策的考虑，确立明确的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作为一种法律规定与理论命题，是在对各种犯罪事实加以抽象与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

[15]就犯罪既遂而言，就是要确立犯罪既遂需要具备哪些要素。

前已论述，犯罪既遂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齐备，而在这些要素中，我们应当充分关注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要素，任何行为、行为的结果都是外化了的行为人意志。

而且在犯罪构成中，犯罪故意是统领一切其他要件要素的核心要件；可以这样说，犯罪是“不法的意图”的实现，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在犯罪构成中有代表犯罪本质的作用。

[16]在故意犯罪中，这种“不法的意图”正是犯罪目的，犯罪行为正是在行为人犯罪目的的指引和控制之下而进行的，而犯罪既遂就是行为人犯罪目的的实现。

所以，在立法层面上来说，行为既遂就是行为人目的的实现，在立法时，如果撇开刑事政策的考虑，那么犯罪既遂就是犯罪目的的实现。

（二）、刑事政策的考虑及其对“犯罪目的实现说”的补强。

1、刑事政策在立法上的指导作用。

刑法是对犯罪的发动，正是通过对犯罪的打击来证明刑法的正确性和权威性。

既然是作为犯罪的抗制措施而存在，那么在实际上就不可能撇开刑事政策的考虑。

在广泛的抗制犯罪的国家措施中，只有涉及刑法体系的，才可以称为刑事政策。

所以，刑事政策的概念是指“国家运用刑法体系，有效而且合理对抗犯罪的政策。

所谓刑法体系，包括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与犯罪矫治法”。

刑事政策的研究或实践，必然有价值选择的成分；然而这样的价值选择又必须以刑法的实然规定为基础，刑事政策不能是司法者超越法律的借口，而只能是立法者的立法依据。

“没有刑法的刑事政策，必将沦为常识的刑事政策。

也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信手拈来一则防止犯罪的对策，不管这个对策是不是刑法上已经有充分规定，也不管即兴提出的对策能否融入我们的体系井然的刑法秩序当中”。

所以，刑事政策对于刑事立法才具有意义；其在立法上的总体要求就是：合理而有效。

2、刑事政策对于确立犯罪既遂标准的指导意义。

刑事政策对于刑事立法的要求，当然对确立犯罪既遂的标准具有同样的指导作用。

第一，确立的犯罪既遂标准必须合理。

第二，作为犯罪的抗制措施，还必须考虑这种抗制的有效性。

单纯地依犯罪目的的实现来确定犯罪的既遂，我们会发现对于某些犯罪一旦既遂就没有进行法律抗制（最终表现为刑法抗制）的可能，比如一些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一旦犯罪既遂，国家的性质都有可能改变，法律的有效性更是岌岌可危。

所以，对于这类犯罪就应当将刑法的防卫线提前，相应地也要提前其既遂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