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与元九书》中的诗学思想
《与元九书》
不可否认，白居易的诗论对后来的现实主义诗歌写作起了很大的推 动作用，他的诗风，有力地影响了当代与后代的诗人，使现实主义诗歌 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白居易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 和“诗王”之称。官至太子少傅、刑部尚书，封冯翊县侯。公元846 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
元稹
元稹（779年—831年），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今属河南）人。唐朝大臣、文 学家。北魏宗室鲜卑拓跋部后裔，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十四（一说十五）世孙。 元稹少有才名。贞元九年（793年）明经及第，授左拾遗，进入河中幕府，擢校书郎，迁 监察御史。元和十六年（821年）拜相，后出任同州刺史，入为尚书右丞。太和四年（830 年），出任武昌军节度使。大和五年（831年）去世，时年五十三，追赠尚书右仆射。 元稹与白居易同科及第，结为终生诗友，同倡新乐府运动，共创“元和体”，世称“元白”。 其乐府诗创作受到张籍、王建的影响，“新题乐府”直接缘于李绅。有《元氏长庆集》传世 ，收录诗赋、诏册、铭谏、论议等共一百卷。现存诗八百三十余首。
4.白居易在信中提“六义”是要如何实现？作者又是如何证明这个观点的 ？
白居易在信中提“六义” ，就是提倡“风雅比兴” 、“美刺比兴” 的诗道，就是诗要结合现实。诗要联系政治，结合现实，信中举了两个 实例作证明，一个是虞舜大治天下，和臣子皋陶唱和作歌，有“元首明 哉! 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之句，说明当时政治清明，国运昌盛。另一个 是夏太康无道，他的兄弟作了五首歌词，表示心中怨恨。这五首歌，说 明夏政衰败。这两个例子证明前面所讲的诗道的内容，一是赞美德政，
8.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了怎样的创作主张？如何理解？
试论白居易《与元九书》的诗论主张
试论白居易《与元九书》的诗论主张,作者简介:朱彩霞、宋佳，扬州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
,, 摘要:白居易不仅是一名优秀的诗人，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理论家，他的诗歌理论主要见于《与元九书》一文中。
文中他首倡“为时”、“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注重诗歌“补察时政”、“,导人情”的讽谕作用;强调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白居易秉承传统儒家诗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发，在中国诗歌理论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白居易;《与元九书》;为时事而作;讽谕作用;文质并重,白居易不仅是我国诗歌史上一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批评家，他的诗歌理论主要为其讽谕诗理论，散见于《新乐府序》、《读张籍古乐府》、《寄唐生》、《策林》与《与元九书》中，其中《与元九书》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
《与元九书》是白居易于元和十年被贬江州司马时写给好友元稹的信，写信旨在粗略陈述诗歌大端并结合自身诗歌创作经验来表明自己写文章的意图。
信中白居易对传统儒家诗论进行深一步的阐发，进而提出了自己独特而鲜明的诗论主张。
,一、“为时”、“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结合自身诗歌创作经验，首次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1]。
这句话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阐发。
第一，白居易认为社会的“时”和“事”可以感发诗人进行诗歌创作。
在白居易以前，传统的儒家诗论也注重现实对人的感发，但大都侧重于自然生活，较少论及社会生活对人的感发作用，这是白居易的一个突破。
第二，白居易认为诗歌不应该是被动的反映现实，而应该主动的对社会生活产生积极影响。
在此之前，传统的儒家诗论只是在论及诗歌作用时提到一时之诗歌可以反映一时之盛衰，白居易则从创作论的角度提出诗歌应该反映时事。
,这种创作观念的提出与作者生活的社会背景有关。
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一部分文人选择逃避现实，过隐居的生活，而另一部分文人则怀着浓厚的忧患意识准备重兴大唐盛世，白居易显然属于后者。
古文《与元九书》赏析
古文《与元九书》赏析与元九书唐代：白居易月日，居易白。
微之足下：自足下谪江陵至于今，凡枉赠答诗仅百篇。
每诗来，或辱序，或辱书，冠于卷首，皆所以陈古今歌诗之义，且自叙为文因缘，与年月之远近也。
仆既受足下诗，又谕足下此意，常欲承答来旨，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总为一书，致足下前。
累岁已来，牵故少暇，间有容隙，或欲为之；又自思所陈，亦无出足下之见；临纸复罢者数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
今俟罪浔阳，除盥栉食寝外无余事，因览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旧文二十六轴，开卷得意，忽如会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万里也。
既而愤悱之气，思有所浊，遂追就前志，勉为此书，足下幸试为仆留意一省。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
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
就《六经》言，《诗》又首之。
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上自圣贤，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
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
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
音有韵，义有类。
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
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
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
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
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
言者无罪，闻者足诫，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
用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
于时六义始剚矣。
《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
《诗》、《骚》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
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
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
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
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
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
于时六义始缺矣。
论《与元九书》中的诗学思想
论《与元九书》中的诗学思想作者：司若兰来源：《现代交际》2015年第07期[摘要]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主要强调了儒家诗学的政治功利主义思想，推崇“美刺”和“风雅比兴”，提出“讽喻诗”的诗歌概念，同时也涉及到道家主张的审美性诗学思想。
本文将从儒道互补的诗学思想浅析白居易的诗学观。
[关键词]与元九书诗学儒家道家[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7-0100-01白居易是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他提出的系统性、有纲领的诗歌理论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有着深远影响。
一方面他继承了“诗言志”的儒家诗学思想，要求诗人的眼光集中在人民疾苦、社会弊端等现象上，认为诗歌是奏折的补充。
另一方面，境遇的变迁也让他追求道家诗学的审美功能。
一、儒家的实用性诗论观自唐代始，陈子昂以“风雅兴寄”倡导《诗经》的创作精神，杜甫也以“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高度评价元结。
二人对艺术手法和内容方面都有着类似的要求。
白居易继承了前人的儒学诗歌理论观，推崇《诗经》中的“风雅比兴”和“美刺”。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
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
而白居易最为重视的则是“风雅比兴”，他将自己所作诗歌分类，有“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一类。
白居易反复强调“风雅比兴”是“六义”的精髓，是《诗经》现实主义的精神的实质，而“美刺”又是风雅精神的集中体现。
也就是说，无论作诗还是评诗，“风雅比兴”都是衡量诗作的有效标尺。
儒家强调诗歌为政治服务。
所谓“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就是儒家对诗歌的总体要求和基本立场。
白居易也强调诗歌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揭露治道缺失，发挥针砭时弊的政治批判作用。
他不能接受魏晋六朝以来逐渐高涨的浮靡文风和嘲风弄月的创作内容，并认为脱离了社会现实的创作是“嘲风雪、弄花草”而已。
“美刺”即对君主的歌颂以及对政治的讽刺。
《论语·阳货》中孔子有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论《与元九书》中的诗论思想及认识价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19年第6期论《与元九书）中的诗论思想及认识价值雷晶晶（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陕西汉中723001）摘要:在汉儒政教诗学传统和白居易政治家身份的双重加持下，白氏在《与元九书》中表现岀因诗参政的原始动机，用比兴托喻的艺术手法传递诗歌观念，凸显岀白诗观下为政教目的而创作诗歌报道的鲜明的实用性和功利性。
儒家思想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坐标在《与元九书》中进一步表现为“讽谕”和“闲适”两种类型的诗歌创作倾向一一忧患的“讽谕”和娱情的“闲适”，文如其人、人文合一的古典文学批评思想在白居易这里体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实践性。
透过白诗客观传播效果与主观传播意愿的冲突，可窥见乐天对自己因诗获罪的怨愤情绪，以及空间的开放性、人口的流动性、文化的积聚性等人文地理要素与文学之间的互动等问题。
关键词：白居易;《与元九书》；因诗参政;比兴寄托;传播与接受《与元九书》是白居易谪居江州时写给好友元稹的书信，他在信中结合历史传统、现实功用和个人创作经验提出了自己的诗歌创作观念。
这些诗歌创作观念，历来受到重视。
前辈时贤在对《与元九书》的研究过程中，多侧重以诗人身份的白居易解读白诗观，在对白居易诗学思想继承性来源深入关注的同时忽视了白居易的政治家角色，以及这种角色对《与元九书》中诗歌观念的影响，由此便易偏离白诗观的核心要义和本来面貌。
本文拟从诗歌之于政治家身份的白居易的影响这一角度出发，以求发掘《与元九书》中白居易诗歌观念的根本动机和必然要求，以及能够反映文学人文地理要素与文学传播之间的互动问题。
一、参政渠道的补充与诗教认识的深化白居易的诗歌观念有着强烈的现实功用，诗歌内容往往就是白居易政治立场和政治见解的委曲表现，这一方面源于乐天的政治家身份，另一方面则来源于《诗经》时代的“采诗说”与汉儒的政教诗学。
后者往往是前者的有力支撑。
传统的惯性力量和现实的政治诉求使得白居易对诗歌的功能效用和艺术标准的认识在继承中有了新变,以上集中反映在白氏“粗论歌诗大端,并自述为文之意”的《与元九书》中。
白居易《与元九书》赏析（二）
白居易《与元九书》赏析（二）接上篇。
原文：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
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
就《六经》言，《诗》又首之。
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上自圣贤，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
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
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注释：夫：句首发语词，无实意。
尚：久远。
三才：天、地、人。
“三才”思想可以理解为中国古人的宇宙观。
“天”意指整个宇宙，“地”意指人类生存的环境，“人”意指宇宙中最具灵性的人类，唯一具有认识和改造宇宙及自然的能力的物种。
天、地、人三才相互作用便形成了宇宙运行、人类发展的基本原理和规律。
三光：日、月、星，是古人对自然界能够发光的三种事物的称呼。
五材：金、木、水、火、土，亦称“五行”。
“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哲学思想，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运行和发展是有物种具备五种性质，即金、木、水、火、土。
金、木、水、火、土各有其内涵，可以理解为物种力量、五种能力、五种属性、五种运动方式等等。
五行相互作用便构成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全部。
《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据传是孔子整理的六部先秦典籍。
《乐》失传，其余五经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共同构成儒家学说的经典集合“四书五经”。
《诗》：即《诗经》。
《诗经》最开始的名称是《诗》，战国后期有人称《诗经》。
汉文帝时，《诗》被官方确认为“经”。
騃（ái）：愚笨之人。
豚：小猪。
气：性质。
译文：“文”的传统由来已久，天、地、人三才各自都有“文”。
天“文”以三光为首，地“文”以五行为首，人“文”以《六经》为首。
就《六经》而言，《诗》在首位。
为什么呢？圣人能让人们感动因而天下太平。
能够感动人心的事物，最先触动情感，通过语言和文字表达，通过声律切合情感，而义理最深刻。
诗，以情感为根，以语言为苗，以声律为花，以意义为果实。
《中国文学史》简答论述题整理（五）——隋唐五代文学部分（2）
《中国文学史》简答论述题整理（五）——隋唐五代文学部分（2）24．论述韩愈的文学理论。
答：韩愈是中唐的文坛领袖，不仅在诗歌和散文创作上取得了重要成就，住诗文创作理论上也提出了新的观点。
一、主张写作以古文为主的散文。
韩愈在散文上提倡古文，他的古文是指与当时流行于文坛的骈文相对而言的散体文，因为他是先秦汉代的古代散文为号召的，故称古文。
他反对内容空洞无物、形式雕琢华丽的骈体文，主张写作以古文为主的语体散文，内容要言之有物，着重实用，文以明道，“道”就是儒家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融化在作家身上，就是要求作家加强道德修养。
二、提出“气盛言宜”说，并且提倡作文时语言上的创新。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提出了“气盛言宜”之论，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
“气盛”，是指作家的仁义道德修养造诣很高而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人格境界，与孟子的“配义与道”而修养成的“浩然之气”含义相同。
气盛了，就能创造出言宜的文章，这样就把养气与作文统一起来了。
特别要说明的是，韩愈强调“气盛言宜”并不忽视文章的写作技巧，而是力主在语言上要创新，对古人要“师其意，不师其辞”，要“惟陈言之务去”。
三、提出的“不平则鸣”论。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还提出了“不平则鸣”论。
他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人之于言也亦然”。
所谓“不平则鸣”，从文学理论批评上看，就是认为作家在不得志时，就会用创作的方法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内心情志。
这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脉相承的。
但他更指出，只有那些胸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爱“鸣”，也善“鸣”，即“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
四、追求雄健怪奇的诗歌风格。
在诗论上，韩愈提倡追求雄健怪奇的审美风格。
他在《调张籍》诗里说“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头脑里充满了各种怪怪奇奇的意象，他评孟郊诗说“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其实这些都说明他自己提倡和追求的是矫健怪奇的诗歌风格。
韩愈是当时文坛领袖，同时又是诗文高手，对后代有很大影响。
白居易《与元九书》的诗论主张评析
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的诗歌成就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其中，《与元九书》是他的一篇诗论，其中展现了他对诗歌创作的独特见解和主张。
本文将对《与元九书》的诗论主张进行评析，深入探讨白居易在诗歌创作方面的观点，并共享个人对他的诗歌主张的理解。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了诗歌应追求“新鲜”、“清淡”、“朴实”、“平淡”的创作主张。
他认为诗歌不应浮夸华丽，而是应该朴实自然，表达真挚情感。
他强调诗歌应当避免华丽而追求清新淡泊，正如他在诗中所言：“清淡寻常即中味，华丽装饰只外形”。
这一主张与当时流行的骈文、豪放派等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白居易对诗歌简约、淡泊的追求。
白居易强调诗歌应具有情感真挚、自然流畅的特点。
他在《与元九书》中写道：“昔人书生非敢言，吾今歌妓转能言。
言者风流意态写，歌者飘飖体裁传”。
可见，白居易注重诗歌的真挚性和表达力，他认为诗歌应该能够真实地表达诗人的情感与思想，使读者产生共鸣。
他还提出“雅言”之说，强调诗歌应该遵循雅俗之别，语言应当真实自然。
这种创作观念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白居易还在《与元九书》中强调诗歌应该具有自然之美、朴素之美。
他赞扬了道家思想，并试图运用道家的自然观念来审美诗歌。
他认为，诗歌应该具有山水之间的自然之美，以及朴实无华的朴素之美。
他倡导“禅境”诗风，追求超脱的诗意和淡泊的境界，这种境界与他主张的“平淡、朴实”相得益彰。
《与元九书》是白居易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宝贵心得之作，他强调诗歌应当朴实、清淡、情感真挚，并追求自然、朴素之美。
这些观点不仅在当时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我个人对白居易的诗歌主张深有共鸣，认为诗歌创作应该追求真挚、朴实，表达内心真实情感，同时追求自然、朴素之美。
这种哲学意蕴和诗学追求，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通过对白居易《与元九书》的诗论主张评析，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他对诗歌创作的独特见解和主张。
论白居易《与元九书》的文学,认识,审美价值
论白居易《与元九书》的文学,认识,审美价值
论白居易《与元九书》的文学,认识,审美价值，《与元九书》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在白居易25封书信体文章甚或全部文学作品中位居前列,具有不容忽视的多元价值。
从文学价值看,《与元九书》对唐前诗歌演变历程进行了勾勒、批评,对现实主义诗论进行了阐发、总结,文本体现出严谨缜密、叙议兼举的艺术特色。
从认识价值看,《与元九书》为后世提供了了解作者成长历程、诗人在当时的社会美誉度、与诗人相关的诗坛佳话及唐人诗歌生产的方式、诗人对自己文学创作评判的文献依据。
从审美价值看,《与元九书》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和人文情怀,读者于其中深切感受到诗人与元稹的倾情晤谈,以及他对唐代诗人成就的赞赏与遭际的同情。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及文学创作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及文学创作诗歌理论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
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
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
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
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
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
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
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
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
──《新乐府序》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
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
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文学创作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
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
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
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
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
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
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
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
与元九书读后感
与元九书读后感
读完这篇文章，我深受感动。
白居易和元稹的友谊让人感到温暖和感动。
他们不仅是文学上的知音，更是生活中的朋友和伙伴。
白居易在文中表达了对元稹的敬重和感激之情，称他为“知我者”，表达了他对元稹的理解和支持。
这种深厚的友谊和对文学的共同追求让人感到敬佩和感动。
同时，这篇文章也让我对文学和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白居易在文中谈到了文学的力量和人生的意义，认为文学可以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可以让人更加深入地思考人生和社会的各种问题。
这种对文学和人生的认识让我感到启示和思考，让我更加热爱文学和思考人生。
总之，《与元九书》是一篇非常有意义的散文。
它不仅展现了白居易和元稹深厚的友谊和对文学的共同追求，也让我对文学和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启示。
读完这篇文章后，我感到受益匪浅，也更加珍惜身边的朋友和生活中的美好时光。
1。
与元九书原文 [《与元九书》中的诗论探微]
![与元九书原文 [《与元九书》中的诗论探微]](https://img.taocdn.com/s3/m/a6a66c20f90f76c660371a43.png)
与元九书原文[《与元九书》中的诗论探微]关键词:《与元九书》诗论观辨证全面摘要: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的诗论观,既强调了诗歌“言志”的方面,也不否认诗歌“缘情”的特点;既强调了诗歌的内容,也不忽视诗歌的形式。
白居易的诗论观是辩证的,全面的。
但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透过现象去认识本质,不为文字表面意义所惑,如此才能正确认识白居易的诗论观。
白居易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他在诗歌理论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白居易没有专门的诗歌理论著作,他的诗论观点散见于其诗文作品中。
其中,《与元九书》是历来人们最为关注的一篇。
《与元九书》本是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时写给元稹的一封酬答信,主要抒发了自己愤激之情,表达了对政道崩坏的不满,对诗道崩坏的痛心。
由此,信中很自然地大量涉及到了白居易关于诗歌理论的观点。
白的这些诗论观点是针对当时文坛上诗歌创作弊病而提出来的,为了纠正当时文坛不良风气,白居易不惜矫枉过正。
比如,为了纠正过分“缘情”的文风,白氏特别强调了“言志”的重要性;为了纠正过于重视形式的文风,白氏特别强调了“内容”的重要性。
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透过白居易的愤激言辞,全面客观地理解他的诗论观。
细加品味,我们不难发现,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的诗论观,既强调诗歌是“言志”的,也不否认诗歌是“缘情”的;既重视诗歌的内容,也不轻视诗歌的形式。
所以,白居易的诗歌理论观点实质上是全面的、辩证的。
白居易的诗论既强调诗“言志”的重要性,又不否认诗“缘情”的特点。
我国古代诗歌理论中主要有“诗言志”、“诗缘情”两种主张。
“诗言志”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是传统的儒家诗论观;“诗缘情”重视诗歌的审美性,在魏晋时由陆机提出。
到底是“诗言志”还是“诗缘情”?二者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它们是能够共存,还是不可同生?就这类问题,人们早有论述。
如李泽厚就认为“诗缘情”和传统的“诗言志”的重要区别在于“情”与“道”之间的主次:“在‘诗言志’中,虽然也有‘情’的存在,但相对于儒家的‘道’来说,它只占有次要的、从属的意义;而在‘诗缘情’中,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的社会环境,礼义已成为虚伪的东西,个体对人生的依恋就被推上重要的位置。
白居易的诗学理论
白居易的诗学理论白居易的诗学理论白居易的《与元九书》集中展现了白居易的诗学观，那么关于白居易的诗学理论是什么呢？下面是小编分享的白居易的诗学理论，欢迎阅读！白居易将创作经验总结为诗学理论，详尽地表述《与元九书》中。
本文从《与元九书》出发，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思想情感的重视、注重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和向通俗化推进四个方面分析白居易的诗学理论。
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首先，白居易提出诗歌反映社会现实的创作原则。
白居易推崇《诗经》，因为《诗经》“六义”植根社会，具有现实主义写实的传统，能够让人听诗了解社会现状。
所以白居明确提出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后重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应反映社会现实、讽谕时政。
用诗反映社会现实在杜甫的创作中多有体现，但还是白居易将这一实践上升到诗学理论高度。
其次，白居易认为诗歌应发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功效。
白居易用“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
”强调诗歌的社会功效：诗歌应该让上位者补救考察政事的`缺失，让平民宣泄疏导感情，针砭时政。
二、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重视思想感情白居易强调诗歌创作中思想感情的抒发。
感慨于“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声”，白居易在《与元久书》中开门见山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白居易将诗歌比拟为树，将“情”，即思想感情比作树根，而“言”、“声”、“义”都是由“情”衍生出的。
而“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所以语言、声韵使得情见”而“感易交”，是表现思想感情的手段。
但“情”不局限于诗人的个人之情。
白居易反对只抒发个人情感的诗歌：他评论屈原、苏武、李陵“各系于志”的诗是“止于伤别”、“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
所以白居易在提出“情根”后又做了补充：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
从《与元九书》看白居易讽喻诗学的理论缺陷
从《与元九书》看白居易讽喻诗学的理论缺陷刘淑珍【摘要】《与元九书》是白居易最重要的一篇诗学理论著作,这篇长文总结了他早年讽喻诗的创作经验,完整系统地阐释了其讽喻诗学理论.白居易的诗学思想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与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儒释道兼收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总结白居易的诗学思想,不能只考察他的《与元九书》,事实上白居易的诗学思想至少有三种:讽喻诗学思想、闲适诗学思想和\"元和体\"诗学思想,实际上,这三种思想有一定的矛盾性.从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及其创作实践来看,其中的理论存在着一些缺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的创作实践相背离.【期刊名称】《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9(022)003【总页数】5页(P26-29,40)【关键词】白居易;《与元九书》;讽喻诗学;理论缺陷【作者】刘淑珍【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陕西汉中 723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227《与元九书》作于元和十年(815)，这一年白居易因宰相武元衡事件而无辜被贬江州司马，作为一封与友人元稹的私人书信，白居易在信中述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回顾与挚友的友情，同时也在字里行间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自己的诗学理论。
其在《与元九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认为文学创作应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
这些观点虽然具有较高的现实主义精神，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存在着一些理论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强调文学的政治作用，忽视了文学其他方面的作用文学可以表现政治生活，帮助实现某种政治目的。
文学的政治功能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如《诗经》中的美刺传统，通过含蓄的文学表现手法来达到政治劝诫的目的，而且统治者专门设立采诗官，以达到了解民情、体恤民意的目的。
再如战国时期屈原所作的《离骚》，作为一首政治抒情长诗，以香草美人的寓托、天马行空的想象来排遣诗人政治失意的苦闷，追问自己的出路何在、楚国的出路何在。
浅谈从《与元九书》看白居易儒家文学观
浅谈从《与元九书》看白居易儒家文学观白居易是唐中叶最重要的一位诗人，可以说，杜甫之后，在实用主义(或曰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中是一面旗帜。
白居易以他的“新乐府”而在唐中期诗坛名噪一时。
“乐府诗”本是古已有之的，汉代尤其兴盛，后来曹操诸人借古题写时事，再变为杜甫的“因事立题”，到白居易，将其加以改造，并名之曰“新乐府”。
这里所谓的“新”与传统乐府诗相比是有区别的：一是用新题;二是写时事，三是不像古乐府诗合乐，而是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的标准。
儒家的文学观是以孔子为代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孔子的文学观作一表述。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其它的一切理论和学说最终都是为此服务的，有人将此过程表述为由“礼”进至“义”，进而至“仁”。
这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尚用，即为其道统服务而重实用。
对此，孔子在谈到《诗经》的时候曾经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论语阳货》)这是强调诗的实际功用。
“实用主义”这个概念是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用以表述儒家文学理论特征的，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的白居易事实上也确实属于这一派，“是基于文学是达到政治、社会、道德，或教育目的的手段这种概念”。
我们将从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的代表《与元九书》来看其中所表现出的儒家实用主义文学理论观。
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白居易诗论的思想基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话出自《孟子·尽心上》，通过个人品德的完善，最终能够达到“兼济天下”的最高目标。
这是每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这也白居易行事的思想基础。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仆虽不肖，常师此语。
……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
(《与元九书》)白居易从小家贫，但“苦节读书”，“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作为一个下层知识分子，他对民间的疾苦是深有体会的，又因为他有“独善”和“兼济”的人格理想，这促使他能够站在下层人民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并渴望能够改善人民的贫苦。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整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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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白居易在总结我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
新乐府运动的形成和开展，白居易先进的诗论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
他的《与元九书》，便是一篇最全面、最系统、最有力的宣传现实主义、批判形式主义的宣言。
首先，他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
他响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
所谓“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也就是他在《新乐府序》中说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
针对当时的社会特征，他特别强调“为民”，认为诗歌应该反映人民疾苦：“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
将诗歌和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这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
其次，白居易还认识到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他指出要写作为政治服务的诗就必须关心政治，主动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泉源。
《秦中吟序》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
”《与元九书》也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
”便是这一理论的实践。
第三，他阐发了诗歌的特性，并结合这种特性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
他以果木成长过程为喻，形象地、系统地提出了诗的四要素。
“情”和“义”是内容，“言”和“声”是形式，其中尤以“实义”为最重要。
“义”即《诗经》的“六义”，主要是指那种“美刺”精神。
“实义”即以义为果实，也就是要“经之以六义”，使诗具有美刺的内容。
因为只有这样的诗才能感人至深，并感人为善，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效果。
所以说“莫深乎义”。
白居易强调诗歌应为政治服务，也正因有见于诗歌的巨大感染力。
第四，为了充分地发挥诗的功用，更好地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白居易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
他“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而力求做到语言的通俗平易，音节的和谐婉转。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主张的诗人是谁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创作主张的诗人是谁】白居易意思是说：写文章要贴近现实，贴近事实，要把握时代脉搏。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人也应该遵循的一条写作原则。
背景：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里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反映时事，也就是《秦中吟序》所谓“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
另一方面是为现实而作，也就是《与元九书》所谓“裨补时阙”。
反映的事情不一定是时事，但目的是为了现实。
杜甫一生写了许多面对现实、讽谕时事的作品，但他没有提出为时事而作的主张。
白居易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从中唐的社会现实出发，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是对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一大贡献。
白居易成就：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
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
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
……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
”（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
与元九书(节选)
与元九书（节选）
白居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作者简介
见前《琵琶行》。
解读
这段诗论文献的前五句谈诗歌感动人心的四个因素：情、言、声、义。
“莫先乎情”是说“情”能够率先打动人心，人心最容易被感情打动。
“莫始乎言”是说以情动人还必须依靠语言，没有语言表达，动人之情是无法打动人心的，语言作为表达感情的工具，是不可或缺的。
“莫切乎声”是说具有声韵之美的语言能够使感情更好地切入人心，产生更好的效果。
白居易从“感人心”的角度谈“声”之重要，比单纯从听觉美的形式效果角度谈诗歌的声律美更为深刻。
“莫深乎义”是说诗歌中的思想意义对人心的感动最为深刻。
白居易认为情、言、声、义也是诗歌构成的基本因素，他用花株做比喻，恰当而又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这四个因素对于诗歌构成的意义和作用：“根情”是说“情”对于诗歌，就像“根”对于花株，从诗歌之根的高度强调情的重要性。
“苗言”是说语言对于诗，就像花株之苗，有苗，花株才能存在，语言是诗歌花株得以存在的“苗”。
“华声”是说诗歌的声韵
就像花株上开放的花朵，这一比喻强调了诗歌语言声韵美的重要，在白居易看来，声韵美不仅具有悦耳的听觉效果，更有“感人心”的感化效果。
“实义”是说诗歌中的思想意义就像花株上结的果实，果实可食可用，具有现实功用性，诗歌中的思想意义对于现实生活能发挥出切实的实际作用。
白居易诗歌革新理论
白居易诗歌革新理论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谈片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在他写给元稹的信《与元九书》中有集中的论述。
此外，在《新乐府序》、《寄唐生》、《读张籍古乐府》、《策林六十八》、《策林六十九》等诗文中也都有所阐述。
白氏的诗歌创作在唐代诗人中是最多的。
《与元九书》中他把自己五十一岁以前写的一千三百多首诗编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等四类。
他最重视第一类讽渝诗，共一百五十首;其中《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是具有明确创作意图的杰出的组诗。
讽谕诗以鲜明的艺术形象和诗的语言体现了他的理论主张。
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是明确的理论阐述和丰富的创作实践相统一的完整体系。
所谓现实主义，一般来说是指有关作家作品同现实的关系的理论主张。
现实主义可以指文艺史上的一种流派，也可以指某一作家进行创作时处理作品和现实关系的创作方法。
现实主义的这两个方面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而比较自觉的现实主义理论往往兼顾这两个方面。
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就是这样，它包括：一、对《诗经》以来作家作品同现实关系的评价，也就是有关文学史上现实主义流派的盛衰变迁;二、在有关现实主义诗歌发展史的评述基础上，提出了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方法。
下面介绍白氏这两方面的理论主张，并略作评价。
一、关于《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发展史的评述白氏从诗歌同现实的关系出发，评述了《诗经》以来的诗歌发展史。
他认为《诗经》最能完善地处理诗歌同现实的关系，认为后代诗人未能自觉地，完备地继承《诗经》的优秀传统。
《与元九书》中认为《诗经》是儒家六经之首，是“人文”中最重要的，因为它的本质特征是“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认为《诗》的“六义”(风、雅、颂、赋、比、兴)是诗歌创作与批评的准则，对统治者来说可以“补察时政”，对老百姓来说可以“泄导人情”。
以诗歌沟通感情能够达到“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的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盛世。
白氏强调必须继承《诗》的优秀传统：“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
白居易诗歌主张
白居易诗歌主张每个诗人写诗的主张都不一样，都有各自的特点，下面由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诗歌主张，希望大家喜欢!白居易诗歌主张白居易的诗歌主张：白居易的诗论主张，与正统的儒家诗论一脉相承。
主要体现于他的《新序》和《与元九书》中，而以《与元九书》为最全面、最系统。
主要内容是：”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即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负起“俯察时事，泄到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補时阙”、“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
也即《新乐府序》中所说“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将诗歌与政治、人民生活结合，这是他诗论的核心。
重为实：再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上，他认为文学根植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策林》六十九云：“大凡人之感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
”尚通俗：强调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实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连。
即诗歌创作须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便于入乐歌唱，“老妪能解”。
如《新乐府序》：“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伦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专信也;其主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强调讽论：认为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论。
如《策林》：”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補察之义废矣。
”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脱离内容而从事形式。
《新乐府序》云：“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藏也。
……其主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也。
”所以，他“不务宫律高，不务文字齐”，力求做到平易通俗，音节和谐婉转影响：一方面有积极意义：白居易较为系统的诗歌理论以其突出。
白居易的诗歌艺术白居易对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所作的说明，是其诗歌主张的精华。
他认为诗歌是现实的反映。
《策林》六十九“采诗”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
”这就是说诗歌的基础是“事”，即客观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