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口译认知过程论证

西方口译认知过程论证:回眸与前瞻
本文作者(汤伟杨亚兰),请您在阅读本文时尊重作者版权。

摘要: 本文主要回顾了过去20年西方译界对口译认知过程的研究,集中总结了口译作
为特殊的言语交流活动的主要特征,阐述了释意理论、口译认知模式等主要的理论成果,说明了口译研究实际上是多学科相互交叉的,它与心理学、认知科学及人类学等学科都相互影响、互相融合。

口译认知过程的研究对翻译研究、认知科学及口译教学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 西方口译认知过程论证口译教学
1959年,生成语言学大师Chomsky发表了“评斯金的《言语行为》”,系统地批驳了行为
主义的语言观,正式将语言研究与人的心智研究结合在一起。

Chomsky(1965)提出语言研究应直接指向语言行为背后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坚持语言能力是一个拥有独立的认知机制的系统,他进而区分了“外在化语言”和“内在化语言”,指出内在化语言是说话人所获
得的并表征于心智中的语言知识系统。

通过研究内在化语言的能力,可以揭开人类心智产生
与语言处理的心理过程。

Chomsky的语言学理论和思想不仅对语言研究影响深刻,而且震动
了与语言研究密切相关的翻译研究。

随着语言学的探究重点从外在化语言向内在化语言的转移,国内外翻译研究者也对翻译研究的问题和方向重新进行了审视和思考。

Bell提出,系统的
翻译理论不应只局限于传统的对翻译结果的描写,更应努力结合翻译过程。

国内,赵彦春(1999)等纷纷开始从认知的角度对翻译问题和翻译过程进行探讨。

然而,有关的研究大都以笔译为主,对口译实践的心理、认知等过程的研究往往被冷落。

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口译的浮躁程度太高;二是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够。

尽管如此,回顾口译研究的历史轨迹,口译的研究实际上是多学科相互交叉的,笔者试图回顾西方有关口译认知过程的研究,展望未来的口译研究方向及其对口译教学的意义。

一、口译——一种特殊的言语交际行为
“口译”一词的英语“interpretation”的动词“interpret”来自拉丁语“interpretari”,意思是“解释”。

从辞源学上分析,口译要完成的任务是将源语的意义解释给受众,其关注的焦点不是语言外在的符号,而是语言符号内在的具体意义,即口译行为是一种特殊的语际解释行为。

它的根据是源语的语言符号化表现,通过对语言符号化表现的解释对源语意义的理解(刘宓庆,2003)。

其基本运作模式可表示为:
口译活动的特殊性涉及语言、认知、交际和文化等多个层面,其复杂性和交互性程度非常高。

概括起来,口译活动的主要特点有:1)双语能力要求极高(特别是对译员);2)译员是双方
或多方对话畅通的惟一的必经之路,对话语信息拥有最大的操控权;3)口译的当下性(这一重
要特征往往给译员造成心理压力,极大地影响口译中的认知);4)语境化特征(语境对话语的意
义和使用起相对固定的作用)。

正是由于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导致对口译认知过程的研究非
常困难。

然而,在过去的2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认知心理学对语言研究的深入影响,心理学、认知科学及社会学等学科相互交叉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口译研究中。

二、西方的口译认知过程论证
西方口译理论成果中,对中国口译理论研究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为法国释意派代表人物Seleskovitch创立的释疑意理论及Gile提出的口译认知负荷模式。

(一)释意理论指导下的口译认知模式
在20世纪50、60年代探索性研究的基础上,以Seleskovitch为代表的“巴黎学派”提出了口译的“释意理论”,确立了口译研究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地位。

这一理论揭示,译员在向译语过渡之前存在着某种对源语内在信息的感知活动,而这一活动会抛开语言的外在形式,即某种“脱离”,直接触到源语话语者内心所要表达的内在意义,并将其作为思维和意义加工等智力操作的载体入手。

这种“脱离源语词语外壳”的工作模式可以下图2表示。

由上图不难看出,口译即便是以语言为载体的翻译活动,译员思维、信息加工等智力行为也并非一定依赖有声语言那种线形发展的、呈可感形式的载体,这意味着译员即便使用了语言,也并非是在使用以话语语篇所有词汇为代表的语言的外在形式。

在口译工作中,译员对源语信息的储存完全可以直接使用意向,回忆间接的某种意向代码。

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促使译员形成了对负载意向信息的源语词语“脱离”现象。

当代语言学界对“语言是否乃思维的惟一载体”这一论题展开了长久的辩论,释意理论对“思维的载体必然是语言”的命题提出了有力的质疑,然而针对释意理论指导下的口译认知现象还没有太多的实证性研究。

但国外也确实有部分译员口头提出过不完全的报告,指出这一理论思想指导下的口译和口译教学效果很好。

(二)Gile的口译认知三大模式
在口译研究领域,Gile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多产的研究者之一,他从认知科学理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口译的认知负荷模式,这一模式将口译过程视为一个几乎同时完成多个任务、处理源语或源语信息并产生译文的过程,借用“有限的主义力资源”和“任务的困难程度与任务实施的时限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Gile,1995)两个主要的认知概念,阐述了口译中译员如何分配精力,处理听、理解、记忆、输出等几乎同时发生的任务,并根据口译过程的阶段性特点提出了“同声传译的口译模式”、“交替传译的口译模式”和“口译理解模式”:
(1)SI=L M P C(SI: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L:Listening and Analysis,M:Short-term Memory Effort,P: Production,C:Coordination)
(2)CI: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Phase I:CI=L N M C(L:Listening and Analysis,N:Note-taking,M:Short-term Memeory Effort,C:Coordination)
Phase II:CI=Rem Read P(Rem:Remember,Read:Note-reading,P:Production)
(3)C=KL ELK A(C:Comprehension,KL=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ELK= Extra-linguistic Knowledge,A:Analysis)
通过以上模式可以看出,Gile将口译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先是信息的输入,然后对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和加工,在此基础上对信息进行记忆理解和吸收,最后重组信息并表达,意义的产生和输出实际上是跨文化的交流结果,交流的双方都要通过对语言的编码和解码过程实现交流的目的。

这三大模式所涉及的操作大都需要译员同时付出许多方面的努力,每项操作都有与翻译任务相关的加工能力要求。

由于随时可用的整体加工能力是有限的,与认知负荷有关的能力短缺将会产生误译和漏译。

除了难度较大的始发语言语片段的问题,思维加工与认知负荷的张力尤为突出。

(三)其它口译认知过程的研究
还有一些颇有成果的研究者或者针对口译,或者结合口、笔译,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翻译的认知过程进行了描述。

Kiraly(2000)根据其发声思维法实验的样本,从信息加工的角度对翻译过程进行了模式化。

Macwhinney(1989)则将竞技模型(competition model)运用于同声传译的研究,这种模式属于心理语言学理论的功能主义形式,涉及四大理论问题,即词汇功能主义、连接主义、输入驱动的学习和能力,强调了提示用途、转换和能力使用的问题,因为它们对同声传译有较强的说服力。

三、口译认知论证对口译教学的启示
上文对口译认知过程的论证集中体现了口译教学与语言教学应把握的三大主要方向:
一是语言能力的培养;二是分析理解能力的培养;三是语言外知识的积累。

因此,口译学习不应只局限于传统的语言习得和语言能力的培养,而应将口译学习的过程看作是人对世界认知过程的一部分,口译学习应针对语言承载的知识和信息进行记忆、分析、比较和类推等一系列活动,口译教学更应该注重学生运用学到的语言单位,对语言承载信息进行分析处理的动态过程。

作为一项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的研究,口译认知过程的探索和论证对翻译研究和认知科学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这项研究使前者更倾向于以实证的方法对口译过程进行系统的科学论证,而口译作为独特的言语活动,为认知科学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口译认知研究也为认
知科学“开启了一扇探索和了解人类心智的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