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就业影响因素探析

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就业影响因素探析

作者：杨盛海来源：湖南社会学网发布时间：2012年6月26日

摘要：城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城市化的推进必然会引发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的弱化与重构，在这一社会转型中，大量农民失地、失业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阵痛。失地给农民提供了告别传统生活方式、进入城市社会和分享现代文明的契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社会资本的贫乏与弱化，数以千万计的失地农民沦为务农无田、务工无岗、社保无份的边缘群体。本文试图在对农民失地过程中社会资本重构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探讨社会变迁中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转移就业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社会资本；失地农民；就业安置

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是一个影响社会稳定和城市化健康发展的社会问题。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民失地失业的问题日益突出，大量农民需要转入非农领域就业，原来以血缘、地缘和姻缘关系为主构建的乡土社会资本有的丧失，有的失去价值。为了适应城市生活和顺利实现非农领域就业，必须注重失地农民社会资本培育和重构。

一、社会资本是失地农民就业的重要制约因素

失地农民就业在很大程度受其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制约。社会资本是社会个体为了获取社会资源，以信任为核心，以互惠规范为基础，参与各种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范，获得社会资源的总和。

1.失地农民个体社会资本的不足和缺失

一般情况下，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社会资本的多寡与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数量上的差异往往能给数量上占优势的一方提供一种歧视数量上劣势者的社会资本，发展张力的不平衡、社会资源配置不公是失地农民就业社会资本不足的主要原因，而失地又进一步弱化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由于受到自身教育水平的约束和户籍身份的限制，失地农民社会交往面不广，所占有的就业社会资源较少，他们通常与促进其地位上升的城市社会关系网部分隔绝，他们缺乏地位积累、地位继承，难以获得优质社会资源，因而在城市就业中的扩展力严重不足，在转移就业的博弈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此外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化和城市优先发展战略制造和容忍对失地农民职业转移的歧视，而这种歧视的长期积累又进一步恶化了失地农民就业的社会资本，加大了其职业转移的社会风险。

2.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的群体性不足，加剧了失地农民职业转移的社会风险

失地前，农民基于血缘、地缘和姻缘形成了长久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乡土性的社会资本可以为失地农民在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相对有力的保障和社会支持，失地农民由于其拥有社会资本往往能得到亲戚、朋友或邻居的支持、援助，能够比较容易克服生产和生活中的难题。进入城市，情况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在农村拥有的社会资本就会失去或失去部分的保障功能，如果城市又不能提供及时的保障。如果要实现

职业转移，其原有的乡土资本发挥的作用明显降低，但他们转移就业主要还需依靠原有的社会资本，这样他们在城市就业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就很难改变。事实上，不是失地农民不愿意脱离乡土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而是政府、城市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社会支持和保障，以及对农村乡土社会资本的依赖，使其难于融入城市。

3.失地农民社会资本功能的部分缺失，是就业障碍的另一个表现

随着农民失地，他们原有的基于地缘和亲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功能也随之弱化。失地农民就业社会资本的匮乏的重要表现是，失地农民就业信息、就业机会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原来的乡土性社会资本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市场经济一个很大的缺陷是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也是如此，而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资本的存在可以弥补劳动力市场的这一缺陷。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弱关系假设”认为，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由此获得的信息重复性高，而弱关系是群体之间的纽带，它提供的信息重复性低，充当着信息桥的角色，人们主要依靠弱关系获得就业机会。但中国是关系网络发达的社会，个人社会资源的获得很大程度上依赖社会关系网络，失地农民更多的是依靠“强关系”获得就业机会，其主要的是原有的亲属关系、同乡关系、朋友关系等乡土性社会网络。在市场体制不完善，制度缺失以及规范真空存在的情况下，以内群体的强关系为核心来获得就业机会也是失地农民的必然选择。

二、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就业影响的因素分析

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还不够完善，中介组织匮乏、信息沟通不畅问题仍然突出，失地农民在就业机会获得过程中和城市人及其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处于劣势地位，社会资本在就业就业机会获得方面仍然具有独特的优势，社会资本在多个领域还影响着失地农民就业。

1.社会资本制约失地农民就业领域

在关系本位的中国社会，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失地农民就业的主要依靠。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社会群体的就业领域和层次，失地农民就业安置很大程度依赖其拥有和可以获得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就业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就业领域上，其主要表现是失地农民就业领域狭窄，据我们对长沙市的调查表明，失地农民高度集中于技术含量低，报酬低，危险系数高的行业，比如说建筑工人，服务员，清洁工，各种小工等（表1略）。

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民以土地换工作，但随着向市场经济转轨，国家的直接权力触角在市场就业领域受到抑制，国家只能从宏观上去创造有利于人的农民就业的外部环境，如制定法律，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营造有吸引力的投资和合作环境，至于单位雇佣谁，雇用的数量，雇用的报酬政府则是难以左右的，这是侵权原则和市场化的必然结果，政府既无权也无力解决失地农民的工作问题。

2.社会资本局限失地农民就业渠道

社会资本是影响就业机会的重要因素之一，对社会资本的享有量直接决定着失地农民的就业机会，失地农民所享有的就业社会资源是很有限的，最明显的表现为失地农民就业途径日益边缘化。失地农民拥有社会资本的多寡决定了其是否能够实现既定就

业目标，在中国这样一个重人情，轻法制的社会里，社会资本在决定失地农民个人就业机会方面具有更加重要的分量。

有资料显示，据我们调查失地农民的非农就业60%-70%是通过熟人介绍的，由于中国农村血缘和地缘的密切相关，使得农民的熟人关系大多局限于农村这个有限范围，即使有个别熟人能够跨出农村范围，地理区位的距离加剧了人情关系的疏远，在关键时刻也是难以依靠的就业资源。此外，通过中介搞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正规的职业中介公司在目前的中国本来数量有限，而且，许多富民甚至找不到职业中介公司，中介公司的乱收费，职业中介中的欺骗行为都是农民务工过程中的障碍。因此，失地农民通过正规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的是非常少的，作者对长沙市失地农民的抽样调查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见表2）

3.社会资本影响失地农民职业的稳定程度

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已就业的失地农民的回流比率高，即使失地农民在某个单位找到一份工作，但就业回流现象比较突出，其特征就是工作变换次数多（见表-3）。由于失地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和农民身份标签，使他们成为因为单位改制或者因为技术革新导致工作岗位减少的责任承担者，最先面临下岗待业风险的必然是失的农民。而且，受失地农民自身传统观念的影响，如乡土观念，赡养观念等等，以及再加上外部客观环境的不如人意，种种因素促使失的农民就业回流率居高不下。随着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和企业的转制，兼并和倒闭，过去已实现“招工安置”的失地农民，大多被裁减或失业回村。失地农民回流率居高不下，严重制约城市化的顺利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据作者调查，目前单位安置的失地农民四成以上已经离岗，而新产生的失地农民安置难度更大。据我们对已安置进各单位失地农民的统计，在已就业的失地农民中有近40%的人实际处于待岗状态，但由于相当部份的失地农民还存在严重的“铁饭碗”意识，因此即便单位生产经营发生了困难，甚至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也不愿意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失地农民的素质与经济产业升级，高新技术加快发展的趋势存在矛盾。

三、重构社会资本，促进失地农民就业

失地不仅给农民带来物质财富的损失，同时也使其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构建的社会资本受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社会资本的重构是失地农民面临重要现实问题，增强失地农民的社会参与能力和扩大其社会参与网络,是失地农民转移就业的基础和前提。

1.营造有利于进城就业的制度环境，增加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

从社会资本的构成看,政府资源是社会资本的最大来源之一,政府的公共资源的价值取向对于各社会阶层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增加至关重要。在失地农民转移就业过程中,政府应该在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的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必须要建立失地农民转移就业技能培训机制, 完善城乡一体的就业服务体系，也就是说要建立一种超越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的相互协作和互惠规范。农村社会资本的获得要求人们习惯于群体的道德规范,并具有互惠、诚实和互信的美德，而在城市社会资本的重构过程中，政府要通过完善制度和政策体系，引导失地农民不断克服现有社会资本封闭、分散和规模小的弱点，建立一种超越血缘关系和家庭宗族意识的信任观念、信任意识，通过制度和公共政策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