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 4汉魏晋五言诗三首(备课资料)精品教案 大纲人教版第三册

●备课资料一、课文析读1．《迢迢牵牛星》赏析《迢迢牵牛星》是古诗十九首中的第十首。

在《古诗十九首》中，用重叠复沓手法写缠绵婉转情思的作品不止一例。

除这首之外，最为人称道者还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数句，两首诗形式上极为相似，内容也有类似之处，同是思妇之叹。

不同的是《青青》一诗主人公“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独难守”，在承当着分离之苦的同时，稍显轻薄浮浪。

而《迢迢》一首诗的主人公则是一位冰清玉洁的天仙，纵然为情所苦，为情所困，却终不改一往情深。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两句借用民间耳熟能详的典故，朴实亲切，了无隔膜之感。

据《焦林大斗记》称：“天河之西，有星煜煜，与参惧出，谓之牵牛。

天河之东，有星微微，与氏之下，谓之织女。

”这样的两颗星辰在人间的注视之下却成了一对相望相思而不得相守的恩爱夫妻，千古以来，诗词歌赋咏唱不绝。

自《诗经》时就咏叹：“歧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

”（《小雅·大乐》）这一番苦情在后世文人的关怀中愈演愈烈，描摹成为“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的情景，叠字之中，织女的痴痴企盼，诗人的楚楚怜惜一览无余，情韵刻画相比于《诗经》时代生动得多，也显示了五言诗较四言诗的优势。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是一句无解之问，惟因无解，才益发衬托出深深的无奈。

世上有过多少情侣，碍于水阔天长，在日复一日的相思折磨中变成怨偶。

这些人间夫妻心感无奈处：就这样一条且清且浅，相去不远的河汉，也能将天界的恩爱夫妻生生阻断，使他们在“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盈盈”极写河汉之浅，“脉脉”极写苦情之深，河汉横与天上，苦情埋于心中，两相对应，相得益彰。

张庚《古诗十九首解》称：“《青青》章双叠字六句，连用在前。

此章双叠字亦六句，却截两句在结处，遂彼此各成一奇局。

”最后两句叠字与起首四句遥相呼应，绵绵沓沓，低婉萦回，言有尽而意无穷。

自古而今，世间的凄楚悲怆或可数出千千万万种，其中以“无奈”两字最为苍凉。

没有一种生命可与时间匹敌，即使是看得到的桑田沧海交相变化的神仙，最终也会在逝水流年中身心俱老。

牛郎织女的故事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大约就是因为那不可超越的无奈之外，偏偏还要有一段与无奈相抗衡的感情。

用一年的时光去等候一天的相聚，用一生的执着去守望一刻的团圆，难怪后人叹为：“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秦观《鹊桥仙》）这样一个世世代代赞咏不绝的题材，在古诗中不用浓墨不用重彩，只是娓娓道来，平静得像那千古不变的等候。

钟嵘《诗品》评《古诗十九首》时称赞其：“文闻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细味《迢迢牵牛星》一诗，确实如此。

（录自韩北琪主编《中国古典文学（1）诗歌卷》1997年黑龙江出版社）2．三国两晋诗简介徐公持三国两晋，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它之前的两汉时期，文坛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是辞赋，诗歌大多是乐府民歌，文人创作不多。

进入三国以后，文人创作的重点转向了诗歌，诗歌在文坛上的地位逐渐与辞赋并重，蓬勃发展。

三国两晋时期的诗歌，曾出现了几次创作高潮。

依次是三国前期的建安，三国后期的正始，西晋的太康及西晋和东晋之交；其中尤以建安为最盛。

成就也最大。

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们．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他们诗的内容，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广泛的反映，产生了一些“诗史”式的作品。

曹操、王粲、曹植、蔡琰等都有一些描写汉末战乱造成的社会大破坏、同情人民所受深重灾难的优秀诗篇，如《薤露行》《蒿里行》《七哀诗》《送应氏》《悲愤诗》等。

这些诗作，“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范晔《后汉书·董祀妻传》)，写得很有深度。

建安诗歌既吸取了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的传统，又发展了“古诗”在抒情方面的优点，使诗歌的功能更趋全面。

建安诗歌还在汉诗质实朴素的基础上加之以采润，形成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的风貌，使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达到了和谐的结合。

建安诗歌还形成了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程度不等地贯穿于建安诗人的创作中。

究其成因，同汉未以来的社会动乱有着直接关联。

建安诗歌体裁多样化。

曹操的四言诗如《步出夏门行》《短歌行》等，是《诗经》以来少见的佳作。

五言诗在建安年间进入了全盛时期，技巧上比东汉有了长足的进步，是当时诗人们采用得最多的体裁，其中尤以曹植作品最为纯熟。

他的五言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或叙事状物，或抒情述志，极为得心应手。

其代表作有《赠白马王彪》、《杂诗》六首、《送应氏》等。

文人七言诗也兴起于建安时期。

曹丕的《燕歌行》，通体七言，是诗歌史上较早的比较完整而成熟的七言作品。

在它出现之后，整个三国两晋长达200年的时间里，继作者几乎寥寥．只有缪袭、韦昭、傅玄等曾写过少数几篇以七言为主的诗。

其原因是由于当时一般文人对七言这种来自民间的诗体存有相当成见，认为它“体小而俗”(傅玄《拟四愁诗序》)的缘故。

建安又是文人乐府诗的发达时期，“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沈德潜《古诗源》)。

曹操今存20余首诗全部是乐府体，“建安七子”和曹丕、曹植兄弟也有大量乐府诗。

文人写作乐府诗，从此成为传统，沿袭不衰。

正始诗歌的主要作者是阮籍、嵇康。

当时正是司马氏父子擅权的年代，政治情势十分险恶。

阮、嵇对司马氏都持批评态度，他们在诗歌创作中对黑暗现实都有所揭露，他们继承了建安诗歌重现实的传统。

不过由于客观政治处境的限制，他们往往使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

尤其是阮籍，他的《咏怀诗》“志在刺讥”(李善注引颜延之《庭诰》语)，却写得相当隐晦，以至“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卷上)。

这与他比较软弱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

随着玄学的兴起，正始诗歌中开始出现玄理，当时虽不居主流，但成为后世玄言诗的滥觞。

在体裁上，正始诗歌以五言为主。

阮籍的《咏怀诗》今存五言82首，四言13首。

它们在抒述情志的深度上，在描写复杂曲折的内心活动上，以及在运用比兴手法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部内容丰富、规模较大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

嵇康在四言诗方面造诣也颇高。

太康诗人主要有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一说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还有傅玄等。

他们生活在全国得到短暂统一、门阀势力臻于极盛的时期，不少人以攀附权责为手段去获取政治上的地位，因此有些人的诗歌较少反映社会现实，内容浮浅者居多。

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大多追求辞藻的华美，开了中国诗歌史上雕琢堆砌的风气，尤以陆机、潘岳为最。

太康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是左思和张协。

左思的《咏史诗》8首，借古人古事寄托自己的怀抱，对堵塞贤路的士族门阀社会表示愤慨，在当时诗坛上，表现了独具的“风力”。

张协的《杂诗》也抒发了自己的“高尚”“心曲”，批评“流俗”的“昏迷”。

在诗风上，左思骨力苍劲，张协辞采华净，都与时尚有所不同。

西晋东晋之交的诗人，以刘琨、郭璞为代表。

他们都生活于乱世，并直接卷入社会矛盾大漩涡中，因此诗篇的现实色彩颇为浓厚。

刘琨抒写自己在孤身救国逆境中的感受，“善为口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钟嵘《诗品》)；郭璞以游仙方式含蓄地表现自己感时惧祸，向往“高蹈”“遗世”的心情。

这些都是上承建安、正始之余绪，而与太康诗风有所不同的。

但刘琨、郭璞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志趣毕竞具有独特性，他们的清刚俊逸之气，未能扭转诗坛流俗。

永嘉之后，东晋时期盛行玄言诗，这是当时士族耽溺享乐、以玄学作自我迷醉的风气的反映。

玄言诗作者有孙绰、许询等。

他们以诗歌阐述玄理，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诗品序》)，成就不高。

东晋未陶渊明的出现，使诗坛大放光彩。

陶渊明亲身体验过当时官场中的黑暗情状，对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本质有一定了解。

他以弃官行动表示了洁身自好的决心，并在村居生活中与劳动人民建立了真挚感情。

他的诗歌，表现了对官场污浊风气的憎恶和对田园劳动生活的赞美。

在艺术风格上，他的诗自然质朴，言近旨遥，平淡而有思致。

这些都使陶渊明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优秀的诗人之一。

在诗歌体裁上，陶渊明以五言为主，代表作有《归园田居》《饮酒》《拟古》等；他亦擅长四言，佳篇有《停云》《归乌》等。

然而，陶渊明在当时却颇不为人所重，诗坛的总的风气也不因他而有所改变。

此后整个南北朝时期，诗歌仍沿着华艳靡弱和注重形式表现的方向在演进变化。

3．《短歌行》赏析《短歌行》属《相和歌·平调曲》，大概是用于宴会的歌曲。

曹操这首《短歌行》用乐府旧题抒写渴望招纳贤才以统一天下的急切心情，是最能体现曹操诗歌思想艺术风格的代表作之一。

全诗四句一解，共八解。

解，指音乐上的音节，相当于段落。

第一解“对酒当歌’’四句，慨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流露了诗人为岁月流逝而功业未成所产生的伤感情绪。

第二解“慨当以慷”四句，表示要借酒浇愁，摆脱深沉的忧郁和苦闷。

诗人没有说明忧愁烦恼的内容，但从“慨当以慷”一句来看，显然不是为贪图个人卑琐欲望而悲悲切切，而是志士伤时悯乱期望趁时立功的慷慨不平的情怀。

第三解“青青子衿”四句，表达对贤才的倾慕和思念。

第四解“呦呦鹿鸣”四句，写欢迎贤才的热诚心愿。

三四两解，或半章或全章引用《诗经》成句，借以表达求贤若渴的心情，自然妥帖，使人不觉得是在用典。

第五解“明明如月”四句，以月光如水不可中断为喻，比拟自己因贤才未至而忧思绵绵，无有休止。

比喻新颖，生动地展示了诗人的内心世界。

第六解“越陌度阡”四句，叙写欢宴贤才畅叙友情的情景，设想既得贤才的欢乐。

第七解“月明星稀”四句，以乌鹊为喻，比况贤才在动乱时代各投其主的情形，流露出诗人惟恐贤才不来归附的焦虑。

第八解“山不厌高”四句，表明诗人要以周公为榜样，礼贤下士，尽力延揽人才，以完成统一大业。

朱加徽说：“魏公一生心事，吞吐往复，满口道不出，末四句略尽。

”(《乐府广序》)这首诗开头情调有些低沉，但全诗的基调还是昂扬的。

全诗在深沉的忧郁之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绪，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在那动乱年代建功立业的艰难，以及诗人百折不挠开拓事业的坚定信念。

吴淇有一段话谈到这首诗的构思和立意：“盖一厢口中饮酒，一厢耳中听歌，一厢心中凭空设想，想出这曲曲折折，絮絮叨叨，若连贯，若不连贯，纯是一片悯才意思。

”(《六朝选诗定论》)这段话告诉我们：此诗是宴席上即兴之作；同时又指出此诗表达感情上跌宕悠扬、吞吐隐约的特点。

诗中引用典故成句入诗，自然妥帖，表现了诗人驾驭语言的娴熟技巧，诗的语言简练质朴，意象生动。

感情沉郁顿挫，气韵沉雄，体现了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特色，还应指出《诗经》之后，四言诗走向衰落，此诗却不同凡响，实属罕见的四言抒情佳作。

沈德潜说：“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