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真到成熟_论_午夜的孩子_中的_成长_

国别文学研究
从天真到成熟
———论《午夜的孩子》中的“成长”
黄　芝
内容提要　萨尔曼・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呈现了两条“成长”线索———主人公个人成长与民族成长。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午》仅仅是一部“成长小说”或“民族寓言”。

拉什迪用“隐喻”和“实际”的方法连接个人成长史与民族发展史,使个人成长史与印巴民族史、个人叙事与官方叙事的界限变得模糊。

本文将从成长小说天真———考验———成熟的故事结构出发,考察拉什迪小说中的个人成长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动乱———觉醒历史的因果关系,并揭示这种“关联模式”背后的文化政治。

关键词　拉什迪　《午夜的孩子》　成长　个人/民族
在小说《午夜的孩子》(M idn igh tπs Ch ild ren,1981)中,著名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 m an Rushdie,1947—)呈现了两条“成长”线索———个人成长与民族成长,并借助主人公萨里姆之口传达了两者的“关联模式”:“我与历史紧密相连,既是实际地又是隐喻地,既是积极地又是消极地,是以我们(非常现代的)科学家称为‘关联模式’的方式完成的,此‘关联模式’是由以上两组反义副词的‘双重联合的结构’构成的。

因此连字号是必须的:积极地—实际地,消极地—隐喻地,积极地—隐喻地和消极地—实际地,我与我的世界不可分割地缠绕在一起”①。

在这种“关联模式”中,“隐喻”与“实际”无疑是最关键的连接模式。

不少批评家在探讨“关联模式”时只强调小说表征的民族历史,并将其作品归类为“民族寓言”②。

这种观点夸大了民族历史的重要性,使个人微观历史成为受制于民族宏观历史并为其服务的工具。

同时,“民族寓言”暗示个人经历与民族历史具有固定的对应关系,是各自为政的历史叙事。

拉什迪本人也谈到“我并不想写一本按传统的方式转换为寓言的书,因为对我来说,寓言在印度似乎是一种病态”。

他试图“抵制寓言”,因为寓言会使读者不得不“把书的结构转换成隐秘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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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以尼尔・坦・考特纳(Neil Ten Kortenaar)和杜巴拉夫卡・朱拉嘎(Dubravka Juraga)为代表的批评家也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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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的孩子》归入西方“成长小说”④的范畴。

换言之,他们把《午夜的孩子》看成是字面意义上的“成长小说”,即强调个人的发展与成熟,忽略了个人成长与民族历史的复杂关系。

拉什迪的历史叙事记录了年轻的主人公从意气风发到经受考验、最后顿悟并走向成熟的过程,与成长小说的基本模式天真———考验———成熟相似⑤。

但是,拉什迪无意于写一部个人成长小说,而是用“隐喻”和“实际”的“关联模式”来表现和干预印巴官方历史。

“隐喻”强调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似性和互动性。

在《修辞哲学》(The Ph ilosophy of R hetoric,1936)中,I・A・理查兹(I. A. R ichards)认为隐喻的本体和喻体具有互动性,是一种“由此及彼”的过程。

“实际”关系强调个体与个体的因果性,即客体之间互相影响和决定的因果关系。

在拉什迪的“成长”叙事中,个人成长与民族成长也构成了“隐喻”和“实际”的关系。

一方面,主人公天真———考验———成熟的成长历史隐喻印巴的独立———动乱———觉醒的历史。

另一方面,主人公常常介入印巴历史事件,成为其影响者、发起者和决策者,使个人成长与民族成长构成两条交叉的线索。

下文将从成长小说天真———考验———成熟的故事结构出发,考察拉什迪小说中的个人成长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动乱———觉醒历史之间“隐喻”和“实际”的关系,并揭示这种“关联模式”背后的文化政治。

一
“天真”是小说前期萨里姆与印巴社会的共同特点。

童年时代的萨里姆天真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以乐观的态度面对周围的一切;小说中刚刚摆脱殖民枷锁的印度与巴基斯坦也“意气风发”。

拉什迪用“隐喻”和“实际”的手段连接主人公的“天真”与民族的“天真”状态。

一方面将童年萨里姆隐喻获得新生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强调两种经历的共通性;另一方面又使萨里姆介入印巴历史,揭示两种历史的因果关系。

由此,人物青涩的童年与印巴独立后不成熟的局势成为两条相互“关联”的历史线索。

这种“关联模式”反映出拉什迪对印巴独立后局势的真知灼见和对官方历史话语的质疑。

首先,萨里姆青涩的童年与印巴独立后的局势具有“隐喻”性的共通关系。

“天真”具有多重意义,既可被理解为幼稚,又可解读为性格上的真实。

在《午夜的孩子》中,萨里姆的“天真”也具有双重性,同时也隐喻独立后印度局势的“幼稚”与“真实”。

一方面,萨里姆在性格上很“幼稚”。

他出生于印度独立的前夜。

在成长过程中,萨里姆的“天真”体现在他坚信自己是“伟大”的代名词,并惧怕失败。

在望子成龙的父母“伟大的行为,一个伟大的生活”(第64页)的期望下,萨里姆相信自己和油画《罗列的童年》里的罗列一样有着锦绣前程。

因此,他在学校也尽量保持自信的姿态防止自己成为失败者和被嘲笑的对象。

少年萨里姆的幼稚与小说中印度独立后政治局势的以自我为中心具有共通性。

前总理尼赫鲁在印度独立之初也充满信心地向世人宣告:“一个史无前例的时刻来到了,我们辞去了旧世界、步入新时代;一个时代结束了;长期压抑的民族之魂得以解放”(第115页)。

但是,《午夜的孩子》所描述的第一次印巴战争、1957年马拉提语游行等问题不断冲击着印度政府民族主义的构想。

不仅如此,印度某些政党的幼稚也表现在对英美国家的妥协上。

在少年时期,萨里姆迷恋美国女孩艾薇・彭斯,但不敢向她表白,体现他的“性无能”。

美国女孩的名字Evie类似于Evil,是邪恶的美国新殖民主义的象征。

萨里姆在艾薇面前的“性无能”隐喻了50年代独立之初的印度在与美国外交策略上的“无能”和暧昧关系。

另一方面,印度的杂交文化和历史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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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里姆“真实”性格的最好隐喻。

萨里姆并非阿米娜和阿麦德亲生,而是英国人威廉・麦斯沃德和瓦妮塔(街头艺人维・威利・温奇之妻)所生的“杂种”。

因此,萨里姆是帝国和前殖民地,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杂交的产物。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继承的遗产包括这种才能,是在必要时为我自己创造新父母的才能,诞生出父亲和母亲的能力”(第107—108页),萨里姆真实的出生也隐喻着印度的杂交性。

印度也像萨里姆一样,是各种文明的杂交体,是欧洲殖民者和印度各民族的“杂种”。

事实上,拉什迪在揭示叙事者萨里姆与印度的“隐喻”关联时(特别是在揭示萨里姆青涩的童年与印度独立政局的“隐喻”关系时),并未意识到自己借用了与隐喻类似的转义方式———换喻(met ony my )和提喻(syn 2ecdoche )。

海登・怀特(Hayden W hite )在《元历史: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 etah istory ,1973)中提出了历史编纂的四种喻体模式:隐喻、换喻、提喻和反讽。

隐喻强调两个客体之间虽有差异,却有着许多共
性(如“我的情人是朵玫瑰”);换喻不是宏观/微观的关系,而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相互还
原的关系(如“50张帆”替代“50艘船”
);提喻表示宏观/微观的关系,暗示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由各种特性综合组成的关系(如“他唯有一颗心”中的“心”代表他所具有的品格)。

怀特用这四种喻体来阐释19世纪历史编纂的模式,说明历史话语与文学叙事一样也使用了转义的修辞结构。

在拉什迪的历史叙事中,萨里姆与印度的关联也可以被理解为“换喻”的关系,因为萨里姆青涩的童年与印度独立后的政局不是宏观/微观的关系,而是相互映照、相互还原的关系。

例如,在地理老师的描述中,萨里姆的脸被“换喻”成印度地形图,他的五官特征与印度地形一一对应。

同时,拉什迪的“天真”与印度的开国历史也可以被解读为“提喻”的关系,因为两者也体现出宏观与微观的关系,暗示了印度是
由拉什迪这样的“杂种”组成的,是杂交文化的最好体现。

总之,不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隐喻”、“换喻”还是“提喻”,都暗示了官方历史和个人历史的相似性和共通性。

其次,少年萨里姆的特异功能使他介入印度早期的历史文化中,使其与印度开国历史具有一种“实际”的关系。

萨里姆在自家的洗衣柜和钟楼里玩耍时突然意识到自己变成了一只能接受各种声音的无线电,通过心灵感应游历于整个印度并参与到印度所有人的生活中:
“最初,我只是一个游客,一个通过一架私人‘看德里’机器的窥视孔偷看的孩子。

当我第一次通过一个正患腹泻的英国胖女人的眼睛瞥见泰姬陵时,度格度齐鼓在我右耳(损坏的)敲打;然后,为了使南北相对,我跳到位于马杜赖的米纳克希神庙,并在一个正在吟唱的牧师的温柔而神秘的视野中休息。

我伪装成一个自动人力车夫游览了新德里的康诺特广场……”。

(第171页)实际上,萨里姆的“心灵感应”使他进入印度社会各个阶层的头脑,扮演着他们的角色。

天真的萨里姆甚至以为可以通过自己“心灵感应”来控制人们的行为,并创造印度历史。

但是,萨里姆的“心灵感应”暗示他和印度历史还只有“消极———实际”的联系,即处于“天真”阶段的萨里姆仅仅是印度历史的受众之一,还无法控制和决定民族命运。

即便如此,这种“消极———实际”的联系已经初步暗示了官方历史与个人历史的界限并非黑白分明,个人历史可以随时融入官方历史并减弱其权威性。

二
“考验”是小说萨里姆与印度成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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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关键步骤,也是通往“成熟”的必经之路。

在《午夜的孩子》中,萨里姆流落到巴基斯坦,并经历了战争、家庭变故和失忆的考验;印度与巴基斯坦也经受着政局动荡的考验。

拉什迪用“隐喻”和“实际”的手段连接小说人物的考验与印巴经历政变的考验并走向成熟的历史。

一方面,“隐喻”的关系揭示了二者的相似性,而个人化历史甚至更形象地展示作者对印巴历史局势的清醒认识;另一方面,“实际”的关系将个人历史融入民族历史中,强调二者的互动关系,彰显拉什迪对民族历史权威性的挑战。

首先,小说主人公接受考验、慢慢成长的过程与独立后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经历政变的考验是隐喻的关系,二者有相似性。

萨里姆随家人移民到巴基斯坦、对妹妹嘉米拉产生乱伦之爱、失去记忆并陷入迷幻森林等考验都与六七十年代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起起落落具有共通性。

萨里姆随父母定居巴基斯坦后便发现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自己的妹妹嘉米拉。

巴基斯坦的嘉米拉已不再是那个在印度时期到处放火的淘气的小女孩,而成为专门演唱爱国歌曲的歌星。

嘉米拉的爱国歌曲宣扬民族纯洁性,此时的嘉米拉俨然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言人。

因此,萨里姆对嘉米拉的乱伦之爱似乎隐喻独立后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对民族主义畸形地追捧。

萨里姆的考验也来自于他由于失忆而陷入迷幻森林。

萨里姆被痰盂击中头部而失忆,隐喻印度和巴基斯坦对多元和异质文化的遗忘。

事实上,萨里姆最大的考验是魔幻的桑达班斯森林。

拉什迪本人也承认迷幻森林的描写在全文中的必要性:“对我来说,如果你要写一部史诗,甚至是一部喜剧史诗,你需要一次堕入地狱。

这一章是地狱之章”⑥。

当失忆的萨里姆被巴基斯坦军队当作“人狗”来窥探敌情时,他把一个小分队引入了魔法树林,开始了“堕入地狱”的旅程。

虽然这一部分叙事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其现实隐喻也不可忽略。

在桑达班斯树林中,着了魔似的萨里姆与三个穆斯林士兵在一座废弃的卡莉神庙中与四个仙女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

魔幻森林、卡莉神庙和“仙女”表面上满足了他们所有的欲望,实际上“欺骗他们用光了他们的梦想,以至于当他们失去梦想的时候,他们变得像玻璃一样空虚和空白”(第366—367页)。

卡莉女神是印度教中的毁灭女神,而四个“仙女”也仅仅是满足他们性欲的幻像。

因此,士兵眼中的“天堂”变成了迷惑他们并置他们于死地的地狱。

这恰恰隐喻了巴基斯坦独立后的一段历史。

在拉什迪的第三本小说《羞耻》中,巴基斯坦以布托和哈克为代表的执政者承诺建立一个伊斯兰教为本的国家,却违背伊斯兰教的精神,利用宗教实施他们的独裁统治,使巴基斯坦大众成为“像玻璃一样空虚和空白”的行尸走肉。

在《羞耻》中,拉什迪也记录了一段巴基斯坦独裁者利用真主压制民众心声的历史:
“有很少的一些声音在说:这是奉献给我们的神的国家吗?是什么样的神许可的?———但是这些声音在他们问完问题前就被压制住了,他们在桌下被踢到了胫骨,因为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

不,还有更糟糕的:有些事情是无法被认可为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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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成长过程中的主人公也不断参与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战争与政变中,使其经历的考验与民族的考验具有“积极———实际”和“消极———实际”的联系。

这种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暗示了二者是相互交叉的历史叙事方式,都记录了印度次大陆及其公民的成长过程,没有孰重孰轻、孰优孰劣的区分。

萨里姆承认他曾影响或直接导致了印度和巴基斯坦某些重大事件,并使自己成为这些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萨里姆跟随母亲先行移民到巴基斯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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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允许参加叔叔扎菲卡将军宴请阿尤布・汗总司令的晚宴。

由于萨里姆的堂兄扎法在晚宴上受惊并遗尿,萨里姆担负起挽回家族面子的责任并听到了阿尤布・汗总司令军事叛变的计划。

萨里姆还帮助扎菲卡叔叔用辣椒罐等器皿代替各种势力进行军事布阵。

他意识到:“民族的命运在我手上,我移动调料和餐具,用水杯来俘虏空比力泥盘子,用盐瓶
在水壶周围驻扎警戒”
(第281页)。

之后,萨里姆还陪同扎菲卡叔叔逮捕了米尔扎总统并将他赶出巴基斯坦。

萨里姆认识到自己对民族历史的参与和影响:“我不仅颠覆了一个政府———而且将一个总统遣送至流亡他
乡”
(第282页)。

拉什迪让萨里姆参与弹劾伊斯坎德尔・米尔扎的阴谋中,使整个阴谋与萨里姆个人的成长密切相关,并使这一段历史带上了虚构性和传奇色彩。

同时,拉什迪又通过少年萨里姆的眼光来观察这场政治斗争,揭露了阿尤布・汗和其同党在正义的名义下卑劣的阴谋和丑恶嘴脸,使萨里姆的个人成长历史比官方历史更具权威性。

三
在《午夜的孩子》的结尾部分,“成熟”是萨里姆与印巴局势的共同特质。

萨里姆的“成熟”体现在认识自我和思考人生方面,而印巴社会“成熟”的标志是取消独裁和提倡民主。

萨里姆走向成熟的心路历程与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局的成熟也具有“隐喻”和“实际”的关联。

在这种“关联模式”的观照下,个人历史与官方历史在表征民族政治上也没有孰优孰劣、孰真孰假的区分。

首先,在拉什迪的历史叙事中,主人公经历考验后开始顿悟,并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定位和政治理想。

萨里姆被训蛇人皮克切・辛和女巫帕瓦缇从孟加拉国“偷运”回印度。

经历了种种磨难的萨里姆开始走向成熟,并开始反思人生:“在萨里姆的心中,有些东西正悄然消逝,有些正逐渐产生。

消逝的是为婴儿扣和镶入镜框的尼赫鲁的贺信而自豪,决心自愿去承担预定的历史角色,以及自愿去理解父母和陌生人怎样因为他的丑陋而鄙视或驱除他……在5亿多人口中,为什么是我要担负历史的重担”。

(第370页)当回顾人生时,萨里姆为命运的不公、社会的不平和自己的盲目感到“愤恨”,而这种“愤恨”使他决心“从这个月以后开始选择我自己的,未事先注定的未来”(第370页)。

他也不断回忆起儿时保姆玛丽在歌中所唱:“不管你想要成为什么人,你都可以,你可以
成为你想要的所有人”
(第370页)。

拉什迪经历考验之后显示出的成熟与印度人民对甘
地夫人独裁的愤怒何等相似?印度大众的“愤怒”往往被官方历史排除在外,但拉什迪的“隐喻”却提供了独特的表征方式。

虽然拉什迪在写作《午夜的孩子》时并不能预见1980年以甘地夫人为首的国大党会东山再
起,但他却用萨里姆的成熟来隐喻紧急状态下印度民主意识的加强和甘地夫人的下台。

以训蛇人皮克切・辛为代表的印度人民的愤怒与萨里姆的“愤恨”一样,是对印度政府专制独裁和藐视民主等过错的深刻反思和积极抵制。

印度大众的“愤怒”往往被官方历史轻描淡写或排除在外,但萨里姆的顿悟与“成熟”却为读者提供了独特的印度历史的表征方式,也提升了个人经验的真实性,讽刺了官方历史的虚伪性。

其次,成熟的萨里姆也不断走进印度紧急状态时期的历史,不仅经历了标志着“印度第一共和国的死亡”的紧急状态,并以亲身经历来控诉甘地夫人对紧急状态时期的官方辩解,使自己的个人历史以及成熟思想比官方历史更具有权威性。

从孟加拉国回到印度的萨里姆被动地成为甘地夫人和其犬牙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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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打击的对象。

甘地夫人觊觎萨里姆的民族化身,而湿婆也可以借帮主子除掉眼中钉为由来打击自己从小到大的对手萨里姆:
“因此我们的战争英雄(湿婆)知道他的主人最想要的那个人躲在首都的哪里(甚至我的叔叔穆斯塔法也不知道在离开他之后我去了哪里,但湿婆知道!)———毫无疑问,一旦他成为了叛徒,被收买了……他很容易会把我交到他的女主人、夫人、杂色头发的寡妇的手上”。

(第416页)
因此,在甘地夫人的授意下,湿婆和甘地夫人的儿子桑贾伊・甘地发动了贫民窟清理、强制性结扎等运动,以削弱并扼杀萨里姆和其他“午夜孩子”俱乐部成员神化的地位和超自然能力,使“印度人民像拜神一样崇拜我们的女士(指甘地夫人)。

印度人民只能够崇拜一个神”(第422页)。

拉什迪使萨里姆参与到“紧急状态”中成为甘地夫人憎恨并铲除的对象,使他从一个参与者与受害者的角度揭露甘地夫人及“紧急状态”政策对民主的肆意践踏。

事实上,拉什迪在这里描述的正是以甘地夫人的小儿子桑贾伊为首的青年国大党以“紧急状态”为名的一切胡作非为。

萨里姆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挑战了印度官方叙事的权威性,使自己的成长经历比官方历史更具真实性。

虽然《午夜的孩子》为读者提供的历史版本在表征某些历史事件时显得相对主观,且具有唯我主义的嫌疑,但拉什迪用“隐喻”和“实际”的关联模式连接人物成长经历和印巴民族历史,不仅强调二者的共通性,也让人物直接参与到历史事件中。

这种“关联模式”的使用不仅颠覆了个人历史与官方历史的界限,使二者成为相似、互动的历史版本,而且揭露了印巴官方叙事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提升了个人经验的有效性和真实性,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历史版本。

注:
①　Sal m an Rushdie,M idn igh tπs Ch ild ren,London:
Jonathan Cape,1981,p.232.以下不再作注,只
在文中标明页码。

②　在《<午夜的孩子>:克什米尔与身份政治》一
文中,帕特里克・柯伦・霍更教授(Patrick
Col m Hogan)声称拉什迪的小说为“民族寓言”,
并分析了作者建构“民族寓言”的四个策略,如
使用“民族的诞生”等字面化用语、除去相关的
历史细节等。

坦・考特纳(Neil Ten Kortenaar)
教授也在专著中把《午夜的孩子》定性为“民族
历史的寓言”。

③　Sal m an Rushdie,“M idnightπs Children and
Sha me,”in Kunapipi7(1985),p.3.
④　坦・考特纳教授认为《午夜的孩子》是“一部极
其夸张和戏剧性的成长小说,萨里姆自己与民
族的认同只不过是一次身份形成过程的表现”。

请参见Neil Ten Kortenaar,S elf,N a tion,Tex t in
S a l m an R ushd ieπs M idn igh tπs Ch ild ren,Canada:
McGill2Queenπs University Press,2004,p.31,p.
63.
⑤　成长小说叙述人物的成长过程,反映人物的思
想和心理从天真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

成长小
说的故事结构为天真—诱惑—出走—迷惘—考
验—失去天真—顿悟—认识人生和自我的模
式。

不管内容如何变化,成长小说从本质上描
述个人意愿与社会规范之间矛盾和调和的过
程,是个人进入社会的“从天真到成熟”的过
程。

⑥　John Haffenden,N ovelists in In tervie w,London:
Methuen,1985,p.239.
⑦　Sal m an Rushdie,S ham e,New York:A lfred A.
Knopf,1983,p.85.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责任编辑: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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