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关于抑郁症起因的综述黄秀健（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系，广州 510303）摘要在当代，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抑郁症的困扰，不仅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更造成许多的自杀案例，在这些自杀案例中大部分人在作出致命的行为之前处于抑郁状态。

然而，抑郁症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病症，它的起因也十分复杂。

这篇综述里，首先介绍了抑郁症理论模型及其易感群体，接着列举了引起抑郁症的几个主要原因，以及前人在这些研究中所做的贡献及不足之处。

这些因素的探讨许多还有待考证，因此在最后会提出一些思考以及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

关键词抑郁症自杀病症起因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心境障碍，可有各种原因引起，以显著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严重者可出现自杀念头和行为。

抑郁症至少有10%的患者可出现躁狂发作，此时应诊断为双向障碍，我们常说的抑郁症是指临床上的重度抑郁症。

抑郁的开始通常来说都是渐进式的，在酝酿了几周或几个月后才出现，发作期一般都要持续几个月，然后又像开始那样渐渐消失。

进入抑郁发作期的人生活大多数领域都会出现很大的变化—不仅仅是情绪，还包括动机、思维以及身体和运动技能。

美国DSM-IV-TR给出的重度抑郁发作的主要特征有：抑郁的心境、丧失愉快感或对通常活动的兴趣、食欲紊乱、睡眠失调等。

尽管对抑郁等的心境障碍观察研究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但它对我们来说仍然是神秘的。

1 抑郁症的理论模型行为主义对于抑郁症提出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失去了强化所导致的抑郁常常由于缺乏寻求人际奖励而恶化，另一种观点认为抑郁症患者通过以不恰当的方式要求过多的强化而引发消极的反应。

认知观点主要有习得性无助和无望感。

心理动力学则认为近期某种丧失激活了早期创伤，它带回了婴儿时期的无能力感。

社会文化学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和跨文化差异上，提出社会支持的重要性。

神经科学认为抑郁有可能是器质性的，有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抑郁的易感性会在家庭内部传播。

以下的一些研究大部分都是围绕这几个理论模型展开的。

2 抑郁易感人群社会报负高的人，这些人经常对成功抱有过高的期望，并且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精力充沛，所以当无法避免失败时，就会感到绝望，继而引发抑郁[1]。

经历过母子分离的，母体是子代最信赖的个体，那些在童年时因母亲死亡或离婚而失去母亲的成人易患抑郁症[1]。

Enns et al(1997)认为抑郁症的易感人格因素有两个人，依赖和自责，他们的研究发现抑郁症病人比控制组有更多的依赖和自责[2]。

完美主义也被认为是抑郁症的易感因素之一，理论上的解释认为完美主义者的完美标准增加了知觉到的失败的频率和范围[2]。

另外，分局和离婚的其比率高于已婚的（Blazer,Kessler,McGonagle,et al.,1994;Harlow,Cohen,Otto,et al.,1999）,女性的比率高于男性，女性出现中度抑郁的风险比男性要高两倍（Nolen-Hoeksema,2001）。

在年龄方面，年轻人容易出现抑郁，抑郁比率在青春期中期开始激增（Hankin,Abramson,Moffitt,et al.,1998;Wichstrom）,重度抑郁开始的高峰时期是女性15—19岁，男性25—29（Burke,Burke,Regier,et al.,1990）。

3. 关于抑郁症起因的研究3.1抑郁症与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引起的抑郁被DSM-III-R分类为一种有机情绪综合症抑郁类型，这种抑郁症因为复杂、多样的诊断症状而被认为与临床有关[3]，于是许多的精神疾病参考书都有列出可能导致抑郁症的药物。

但是，表明抑郁症与药物的服用有关的证据是不足的，也没有证据表明药物对患抑郁症决定性影响，因此它的研究只能作为一种临床上的建议。

尽管如此，这些研究在究竟该不该停用某一药物方面还是能作出一个合理的决定。

在当代的精神疾病和病原学文献中，心得安（用于心率不齐，心绞痛）、肾上腺素、避孕药、催眠药、兴奋药等被列到与抑郁有关的表上。

A vorn 和Thiessen分别在1986年和1990年发现心得安的使用与抑郁的关系，比列相关是2.1至4.8[4]。

Bartel1988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抑郁与心得安的服用没有相关，但这个研究的病人是自愿服用心得安的，使得结果不够准确。

虽然肾上腺素与抑郁症的相关被广泛的接受，但很少的研究支持这个结论，1973年至1983的四个调查都没有得出有力的证据说明肾上腺素与抑郁的关系，另外，可乐宁（降压药）已被停用，少量的样本使得调查无法进行下去。

避孕药的服用在女性身上最广泛，Goldzieher和Leeton做的迹象双盲实验都没有找到数据证明服用避孕药与抑郁的相关[5,6]。

Kay 认为抑郁症一个最普遍的原因是女性选择停用避孕药[7]。

安眠药是种普遍使用的药物，但因为一些安眠药物已被停用，所得到的结果也是不清晰的。

另外，抑郁症的心里神经免疫学研究也揭示了细胞因子的作用。

由于细胞因子具有抗病毒、抑制增殖、调节免疫的作用，现已被用于抗病毒、抗肿瘤、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等。

但是细胞因子治疗往往会引起神经行为症状，多见于细胞因子治疗后的1-3月之后，表现为兴趣减退、食欲下降、情绪低落、焦虑不安等抑郁状态[8]。

抑郁症与药物的服用到底有没有相关？目前还没有力的证据证明，对于是否停用某一药物，最好的建议就是在患者的病情与患抑郁的潜在风险进行评估对比，在评估完患者的生理疾病后作出更好的选择。

3.2 引起抑郁的生活事件精神疾病与社会因素的关系是近年来心理学家比较感兴趣的研究领域。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特定的生活事件与抑郁症的关系已经受到了很多的关注，虽然生活事件对抑郁症没有十分特定的因果关系，但却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不论是在小孩、成年人还是老年人身上都得到论证。

Paykel（1969）首次做了关于抑郁症与生活事件的关系，得出抑郁症患者在患病前6个月比正常人遭受更多的不幸事件，后来的研究运用了相同的方法也证实了这个结果[9]。

这种关系被很好的建立起来是Brown 和Harris发表的一本书“Social Origin of Depression”,这本书建立在1969~1975年对18至65岁Cambellwelll的女精神患者性所做的调查。

虽然一些临床心理学家认为抑郁症与单独的生活事件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形式，但近代社会产生的战争、失业、丧偶等生活事件让人们越来越容易承认这种关系。

鉴于这种情况，几种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就被提了出来，首先必须回顾收集的信息的可靠性，第二是要区分是否是主观事实，三是要了解生活事件的起源[10]。

在这些背景下，Tariq Rashid 和Ijaz Haider做了新的实验。

在这个实验中【2】，抑郁症患者患病前一年遭遇的特定生活事件由采访获得，采访者采用的语言都比较简单，以便被试能轻易的回答出来。

另外，在定义生活事件时采用标准的评估手册，并有专门的技术人员进行统计。

实验进一步论证了抑郁症与特定生活事件的关系，相比对照组，抑郁症患者报告的生活事件远远更多[10]。

因为社会环境的不同，人们面临的可能产生抑郁的生活事件也不同，其中经济负担问题占得比例最大，另外还有工作、疾病等。

3.3 基因-环境交互作用抑郁症抑郁症是一种病因复杂的心理疾病，所表现的症状也不同，基因传染病学已经有让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抑郁症受基因因素的影响，同时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也对抑郁症有不容忽视的影响[11]。

首先基因必定是有家族遗传，所以就产生了许多有关家族调查的研究，Abkevich 于1890年从110个家族中进行多种基因的扫描，不仅证实了抑郁症有家族史，而且得出导致抑郁性别差异的主要在12q22-12q23.2这些染色体上[12]。

另外基因的不同导致个人的特质也不同，例如5-HTTLPR就是一种会影响人情绪的基因，它的长短会导致人们对快乐的情绪体验。

这些各种不同的基因会和环境产生交互影响，拥有抑郁基因的个体如果在环境中遭受不幸会更容易患抑郁症，在顺利的环境中可能就会削弱这种基因的抑郁性，这种关系在后来的动物身上也得到验证。

进化心理学的角度认为，抑郁症是个体对环境适应的表现，也就是说，抑郁症能够约束个体在具有挑战性的或者危险性的低成功率活动中的投资。

绝望感、悲观和放弃行动可以减少分险，就是这种机制的表现[13]。

3.4 抑郁的认知模型与神经生理关系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抑郁症的认知模型已经十分完善了，但认知模型与神经生理的交互作用在最近才得到有力的论证。

Beck曾希望在抑郁症患者的梦境里发现更多的敌意，但发现抑郁症的梦境敌意比正常人更少，进一步的观察发现，抑郁症患者的梦境包含更多的关于失去、抛弃、拒绝等的主题，但在实验中，患者对一些成功的经历却表现得十分积极，于是Beck认为是认知方面出了问题。

首先，Beck认为是人们遭遇的诸如死亡、离婚、抛弃等使得人们形成了一种认知模式，这种模型下的认知是歪曲的【4】，比如“如果我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人，那么我就是无助的。

”经过多次的刺激，这种抑郁模式就被固定下来，也被称为是一种认知障碍[14]。

因此，当有类似或相同的压力事件发生时，处于这种模式的人就更容易抑郁。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面对生活的压力事件就不至于陷入抑郁的认知模式呢？是抑郁症患者本身就存在一种抑郁基因吗？Beck认为，人体内有一种5-HTTLPR基因，被称为快乐基因，这种基因的长短与人们的情绪有密切相关。

也有许多的研究发现，扁桃体的过度活跃与抑郁有关，但这个发现要与人脑的多个功能部位联系起来考虑[15]。

在生物基因这个问题上，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复杂，认知模式与生物基因对抑郁症的交互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5可能潜在的起因-抑郁母亲的消极性许多研究表明抑郁症妈妈的孩子在各种发展上存在风险，但是，抑郁妈妈对孩子在错误信念理解上的影响却鲜为人知。

抑郁症妈妈在处理社交问题上，表现出较少反映的被动状态，或不能处理敏感的社交事件，在与孩子的相处中，一些母亲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孩子身上，并且不能融入到孩子的游戏中去。

而这些技能，孩子大部分都从父母身上习得，这就直接导致孩子的认知技能方面的缺失，最终影响孩子对错误观念理解的能力[16]。

在Lisa和Dante 的实验中母亲都是在孩子出生前20个月患过抑郁症，在孩子单独完成的三项任务中：Slly Anne task, Band-Aid task, false belief book task 。

虽然与对照组相比，抑郁症妈妈的孩子的答对率没有显著差异，但在母亲与孩子共同完成的任务中，得分就比对照组低，从而导致总体得分降低[17]。

表明抑郁症妈妈特别是早期有抑郁经历和最近抑郁复发的妈妈在处理问题上呈消极性的更可能没有能力判断错误的信念，这种影响又导致了孩子的言语能力的发展，使得在理解错误信念上产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