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民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固然需要加强国家的舆论宣传和教育，但其确立的最终根源在于社会主义现实基础的不断完善。

民生问题作为构成社会现实基础的最基本内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我国当前出现的民生问题，是当今社会心理失衡和影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重要社会根源。

必须转变国家发展模式，不断改善民生，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全体人民的价值认同和价值追求。

关键词：民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9)08－0140－04一、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概念。

这个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地得到普遍确立和巩固，需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由单一的文本存在状态（即存在于主流媒体话语、各级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内容中），转变为现实生活存在状态（即成为全体国民或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态度）。

在唯物史观中，社会意识的最终根源在于一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

价值观念是人们对事物的价值的认识、评价和反映。

人们依靠什么获利生存，人们就会信仰他所依靠的生存价值体系，即自身经济社会地位和实际生活状况决定其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

人们总是站在经济和社会地位去判断是非，选择自己的行动，形成自己的价值观。

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其本质上是集团性话语，它并非个人从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需要“灌输”，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学习、研究、宣传和教育。

但是，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被广泛接受和认同，成为人们的价值追求，其更为根本的、更为基础的前提，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社会主义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

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的个性意识和社会行为能力不断增强，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越来越难以完全依赖国家的具有较强教育和支配目的性的舆论宣传来达到，而是更需要通过创造出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直接和同质的现实基础，通过公民个人对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情感认同转化为全体公民的政治认同，才能真正确立起国家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由单一的文本存在状态，转变为现实生活存在状态。

二、改善民生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义所谓民生，主要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权益保护的状*本文为2008年福建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基地课题成果。

项目批准号B07。

作者简介：周道华，男，福建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改善民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周道华□140况，等等。

民生问题作为构成社会物质生活的最基本内容，直接影响到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在全社会的确立。

因为如果国家忽视民生，给不出解决民生和贫困问题的答案，就丧失了社会道义上的制高点，国家要建立的核心价值观也就难以获得普通大众的认同。

当国家重视民生问题，国家主导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就掌握了普通大众，而普通大众就会自觉地排斥挑战核心价值体系的企图。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保障和促进民生属于国家的基本职能，即国家的社会职能。

在现代民主政治的背景下，一个在民生方面没有建树，或无力解决重大民生问题的政党和政府，不可能获得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

民生方面拿不出好的成绩单，既有的合法性也会流失。

当代政治越来越成为一种民生政治。

在民生政治模式下，政治合法性的支撑来源于民众生活质量的提高，来源于民生的改善。

正由于此，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强化了政府干预，建立了不同模式的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确保了社会公民都能普遍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和就业机会。

社会民生保障制度作为现代西方工业社会中的一个完整庞大的调节机器，缓和了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奠定了其持续繁荣、稳定和谐的基础。

近年来，民生在中国社会获得了压倒性的话语权，这一方面赖于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媒体的导向性传播，另一方面源于民众在转型时期的一种基本诉求。

从总体看，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依据《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提出以“为人民服务”、“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执政为民”等为核心的价值标准，极大提高了国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从而改变了中国的精神面貌。

然而，民生领域是一个不断拓展和发展的领域，民生问题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

从横向比较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在于比资本主义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经济更有效率，而且在于更好的民生改善状况。

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好的民生改善状况，社会更加公平、更加和谐，各阶层价值观念、社会意识才会更少的差异和隔膜，执政党和政府才能获得最大的支持，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得到公众广泛的认同，从而确立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

三、当今中国民生问题凸显对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负面影响经过建国后60年的建设和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准连续跨越了饥寒型、温饱型和小康型三个阶段，民生改善的伟绩举世公认。

然而，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经济发展与民生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背离和失衡：一方面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城镇普通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增长却远低于GDP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速，贫富分化、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加剧，就业增长率下降，失业和下岗人员逐渐增多，基本社会保障碎片化、覆盖面低，教育、医疗、住房成为新民生问题等。

民生问题突显，正是当前社会心理失衡和产生社会矛盾冲突，成为影响国家凝聚力和影响对深层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社会根源。

（一）民生问题影响社会心理，是损害人们的正义感、责任心和荣辱心的重要根源民生需求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当人们不能通过努力解决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就会产生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意感，产生对社会的负面心理，进而影响对社会主导价值的认同。

据零点调查公司对全国城乡居民的抽样调查，2003～2005年对生活状况不满意者保持在17.2％以上的比例，其中2003年最高达25.2％。

一个人的幸福感、正义感、责任心、荣辱观与他现实的生存状态成正比。

民生焦虑影响社会心理，最终使人们的正义感、责任心、荣辱观、社会的团结意识和社会主流价值认同受到损害。

如那种通常要花上十几年以上的家庭全部收入，有的需要花上二十多年甚至更多的家庭全部收入，也难以买上一套90平方米的小康标准的住房，或者买上住房即成为所谓的“房奴”，都会使人们由于缺乏生活幸福感而拒绝承担相应义务，丧失作为社会一分子的责任感、自豪感，使民众对于自身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价值认同受到损害。

而隐藏在民生问题背后的问题，往往是社会体制和机制不公平，社会体制和机制不公平是导致产生善恶、是非、真假、美丑、荣辱等观念的内在排斥性或对立性的根源。

既然终极价值标准的信仰前提已经失去，一切都是相对的，因而嘲笑真理、拒绝崇高、污蔑理想、鄙视责任、享受堕落、自我麻痹等言行泛滥。

（二）民生问题影响民众对一些改革措施的态度，进而损害对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社会心理就像一面凹凸镜，会把社会影响放大或缩小。

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支持、配合和参与，就是因为各阶层都从改革开放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使公众在社会心理上是积极向上的。

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某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公平性，使一些阶层和群众的基本利益受到141损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WHO在2005年7月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

正是某些改革措施出现问题，给民众社会心理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到其对改革开放的基本态度。

如近年来社会对教育、医疗、住房问题（被部分民众称为“新三座大山”）的批评，对“教育产业化”的批评，对“天价药费”和医疗高收费、看病难、看病贵的非议，以及“房价真贵，房奴真苦，房地产真危险”之类的抱怨等，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网络上流传着许多关于民生问题的民间歌谣或称顺口溜，如所谓“张家有财一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所谓“房改是把口袋掏空，教改是把两老逼疯，医改提前给人送终”等等。

这些顺口溜虽然有片面性，但却集中反映了民生多艰，映射出部分民众的思想感情和对一些改革措施的看法。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如果在改革措施上没有做出适当的调整，在民生问题上没有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那么，就将使各阶层的价值观念、社会意识的差异和隔膜进一步扩大，而最终产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危机。

（三）民生问题容易诱发违法犯罪，使弱势群体失去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基本认同导致社会心理焦虑和心理失衡的个体原因各不相同，但最终根源在于一个社会的物质生活状况。

在当前由于贫富分化，我国仍存在庞大的弱势群体。

在农村，按世界公认的人均一天一美元以下的标准，我国的贫困人口至少还有1.2亿；在城镇，一批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成为新的弱势群体，且弱势群体日趋定型化，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底层犯罪现象增加。

1981～2004年，全国犯罪率从89起/10万人上升到363起/10万人，增加了3倍，犯罪率以6.3%的年均增长速度在快速上升。

1986～2004年，全国治安案件立案率从104起/10万人迅速上升到511起/10万人，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2％；违法犯罪率（即犯罪案件与治安案件之和的立案率）从1986年的155起/10万人上升为2004年的874起/10万人，年均增长速度10.1％。

侵财性犯罪特点最为普遍，1981～2004年侵财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比例年均在80％以上，而盗窃是最主要的侵财犯罪类型(占侵财犯罪总数的87％)，也是最主要的刑事犯罪类型(占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

侵财性犯罪与我国贫富分化等民生问题日益严峻相关。

贫困不一定导致犯罪，但贫困无疑是导致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当贫困者“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蔑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因而作为蔑视社会秩序最极端表现的“犯罪行为也随着赤贫现象的增长而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