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马巷古镇文化保护及其未来发展路径研究

闽南马巷古镇文化保护及其未来发展路径研究作者：刘燕玲来源：《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1期摘要：古镇马巷地处闽南金三角腹地，不仅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及传统工业，又深受辛亥革命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马巷的文化遗存并没有得到相应有效的保护，逐渐消失在历史前进的脚步中。

有效保护马巷的历史文化遗存，使之与马巷镇的发展相适应，将有利于促进马巷古镇整体健康、持续发展。

可通过保护当地的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深化对台民间文化交流与合作，加强文化遗存的产业化经营以及旅游开发等措施，保护马巷古镇文化遗存，提升马巷古镇的未来发展竞争力。

关键词：马巷；文化保护；发展路径中图分类号： A114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1004006文化对于城镇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是一个城市的精神和内涵所在。

而现在全球化导致了城市文化景观趋同，因而拥有独特的文化魅力，无疑是现代化城市的名片，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财富和动力。

作为城市参与未来竞争的软实力，保护城市中的文化遗存并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是城市文化保护和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

尤其是历史文化古镇，它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构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然而，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许多文化遗存受到了冲击，渐渐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加速了古镇文化的消失。

其中一些杂耍、技艺绝活等手工技能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一些特别的仪式因生活环境的改变也逐渐消失。

丰富多彩的现代文化使当地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受到影响。

一些传统艺人老化，年轻人在外上学、经商、打工等，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逐渐丧失。

文化遗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方面、多层次的价值，是传承文化、推动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文化创新的基础和源泉。

所以保护遗存这些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马巷古镇的历史文化保护和发展研究为例，就此作一分析。

一、历史文化古镇马巷概况在闽南金三角腹地，有一个以商业和文化著称的古镇——马巷，因其地势南北高突，中间扁平，形同一艘扬帆出海之舟，文人雅士便给它冠以“舫山”的雅称，故亦简称“舫镇”。

闽南话“马”与“买”语音相近，马巷常被称作“买巷”，表明此地是商贸之区、交易之所，实际上也的确是周边沿海各地农林渔盐、手工业制品的集散地和经济、贸易、文化中心。

上世纪五十年代，每年春秋两季，镇上必有两次“物资交流大会”，会上真是人山人海，热气腾腾，街巷为之壅塞[1]。

古镇北距泉州55公里，南离厦门33公里，西至漳州62公里，为控扼闽南金三角的物流交通咽喉，素称“七泉之巨郡，南北之要冲”。

除此之外，马巷还有一段革命历史。

（一）马巷与辛亥革命100年前，辛亥革命的拍天巨澜波及这个古镇，似乎晚了一点。

马巷革命党人的手脚慢了。

1911年10月10日晚，在起义指挥机关被破坏、领导人被捕杀的危急关头，驻武昌新军各标营革命党人决定自主行动，立即起义。

起义部队称“湖北革命军”，血战通宵，光复武昌。

次日，湖北军政府成立。

武昌起义的胜利引起连锁反应，早已遍布干柴焦炭的神州大地一触即发，势同燎原。

各地革命党人、新军士兵、会党群众、士农工商、海外华侨，纷纷投入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大潮。

11月7日，安海光复；11月9日，福州光复；11月11日，漳州光复；11月14日，厦门光复；11月18日，泉州光复；11月19日，同安光复。

周边各地的起义、光复，不能不震撼马巷的军政绅商。

但马巷的革命党人似乎太沉得住气。

舫山小学堂堂长洪湛恩及洪晓春等同盟会员，虽然利用学堂鼓吹反清，却没有直接掌握革命武装。

他们利用马巷厅署某皂役仗势砍伤后亭“六间仔”一朱姓大户之子的事件，把仇恨引向官府，并与那个在“碧月阁”南音邀请赛中拔得头筹的后亭绅士朱阳斧紧密联系，通过他又联络后亭朱阳雪、朱阳玉，桐梓村朱承温、沈井村陈醒、曾林村蒋买和蒋兴龙、上内田村陈教等骨干，成立“战团”。

战团以习武为号召，成员都需身强体壮，有些拳脚功夫。

12月23日，也就是冬至过后的一天晚上，朱阳斧率领数十名“战团”成员，秘密集结到距三府衙二里多地的石墓岗（现油厂所在地）。

他们头戴竹笠，手提大刀长棍，肩扛鸟枪土铳，有的拎着煤油桶，随着一声令下，趁着夜色，冒着寒风，迅速向三府衙运动。

朱阳斧等人率先跃进至署衙后墙，立即向膳厅、后堂泼洒煤油，放起火来。

战团壮士一见火起，齐声呐喊，一刹时烈焰冲天，杀声动地，似有万马千军，势不可挡。

当晚守衙的几个称为“河南勇”的豫籍亲兵，早已惶惶不可终日，此时更是魂飞魄散，惊慌混乱之中，拽着只穿睡衣的白姓通判落荒而逃。

“战团”占领马巷厅署后，朱阳斧带人抄出厅署的文书簿册，堆集在大堂之上点火焚烧。

窜起的火舌直冲屋脊，燃烧到梁檩椽柱。

就这样，一场熊熊大火，把“铁器穴”上这座百年厅署夷成废墟，并且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以三府衙为依托的整个清代建筑群，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凋零。

城隍廟在大跃进时遭到严重破坏，及至“文革”几近毁灭。

近年虽说进行修复，但廟里的神像大都粗制滥造，不复有当年的气度和神采了。

马巷辛亥一役，比近在侧畔的安海，整整晚了一个半月，也少了许多革命色彩。

马巷革命党人未掌握武装力量，武装力量称“战团”而不称“革命军”；占领厅署后既未举行仪式宣布光复，亦未接管政权。

种种迹象表明，马巷革命党人的力量相当薄弱。

一场革命，只是烧掉一座占地三万平方米的百年衙门，而连同衙门一起消失的还有“马巷厅”这一县级行政建制。

民国二年（1913），国民政府宣布废除府、州、厅制，实行二级管理。

福建设立四道：闽海道（闽东）、厦门道（闽南）、漳汀道（闽西）和建安道（闽北）[2]。

厅一级的单位，或改制为县，或裁撤合并。

平潭、云霄改县，厦门置为思明县（1933年改为厦门市）。

越年，析原属马巷厅的翔风里浯洲为金门县。

马巷厅则被裁撤，复归同安县。

自清乾隆四十年以来，历经138年的这个县级区划被取消了。

（二）马巷的传统工业马巷有“三不入”之说。

“三”指的是纺纱、南音、拳术，而这三项在马巷是相当发达的，外来的这三种形式很难在古镇站住脚。

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成为世界级的东方大港，原产于印度的亚洲棉无疑是从这里传入的。

闽南各地，自然先得其利。

“玉腕竹弓弹吉贝”是宋代诗人林夙描写泉南风物的诗句，反映当时乡间弹花纺棉的情景。

至明代，棉花已然成为闽南的主要经济作物，棉布成为重要的手工业产品。

明后七子领袖王世贞之弟、时任福建督学使的王世懋，于万历乙酉年（1585）写了一篇记述福建风物的随笔《闽部疏》，其中谈到：“过泉州至同安、龙溪间，扶摇道旁，状若榛荆，迫而视之，即绵花也。

时方清和，老干已着瘦黄花矣。

”《泉州府志》、《同安县志》都记载了当时棉花交易的情况，并盛赞同安妇女善于织布。

她们使用构造简单而笨重的纺纱机和大木机，以棉、麻、苎、葛为原料，织造出质地丽密的布匹。

植棉织布，利润甚大，以至元朝政府为此设立专门的征税和管理机构。

又因气候和土壤的关系，棉花种植逐渐北传，自闽广而浙赣，乃及于江东陕右。

明未清初，葡萄牙、西班牙先后占领果阿、马六甲、吕宋等地，以高税、勒索、敲诈等手段限制打压华侨商人，甚至明令禁止当地人购买中国布，致使闽南棉布产业一度受挫。

但因内需强劲和品质优良，马巷织布业仍相当活跃，无论乡村农户还是集镇居民，几乎家家户户自设木机纺纱织布。

较大的村庄都开设染坊，染制乌青、水青、大青、半青、桃红、雪紫等色彩。

后来，由于洋纱大举进口，主要是从香港输入的印度纱，使原料和工序发生重大转变。

弹花纺纱一经取消，棉花种植迅即衰落，只剩零零星星，散见于田头地角。

马巷商人抓住商机，改变经营方式，“以纱换布”的商号应运而生，源成、源太、兴记、万丰、金福隆等成为其中的姣姣者，织布业于是进入商品化生产。

原料以16支纱为主，10支和20支为辅，成品规格也很快统一起来，以宽1.4尺、长2.5尺为标准。

清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布匹出口由商号代收，每匹加收二钱，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附加费”。

一钱作为舫山书院建设经费，一钱作为养生堂（育婴堂）经费。

舫山书院竣工后，这一钱改作举人教童生的薪金。

据各商号自报，每年加收的金额达80万～100万钱，加上漏报和自销的，应在140万钱之数，换算过来，可知马巷当时年产棉布达70万匹之多，平均日产2000余匹，织户拥有的木机在万张以上[3]。

一个小集镇有如此生产规模，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各商号以25匹为定额，打包付航，由莲河、安海、泉州等港口转运江南、台湾及南洋各埠。

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年～1918年），进口棉纱货期不定，数量锐减，商号只好采取放机的方式，将棉纱分发给固定织户，换取成品。

战后不久，马巷织布业先是受到广东汕头红纱色布和江苏南通色布的冲击，后又遭遇晋江东石土花色布的挤压，加之外销停滞，出口艰难，只能销往永春、德化、安溪、大田山区一带，马巷织布业遂陷入萎顿困境。

抗日战争期间，海路断绝，为解决衣被需求，马巷织布业小有复苏。

在晋江东石织户改用机器生产后，原来使用的福州式织布木机全部转让给马巷，由“和盛”等商户组合成“锦文织布厂”，发机到户，请福州技术人员授技和维护，获利颇丰。

其他商号布庄于是跟风而上，仿照外地体制，创办“经轮织布厂”、“大轮织布厂”等大小数十厂家。

自此，分散的家庭手工业演变成工场手工业和机器生产作坊。

抗战胜利前夕，因为棉纱紧缺，泉州曾以破旧棉花胎纺纱，即所谓“棉绩纱”，运到马巷来作纬纱，织出的布质如麻袋，只能凑合使用，让人记起抗战艰苦岁月。

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南洋海路畅通，马巷土布的生产、销售立即活跃起来，各地商号布庄需求日增，供不应求。

马巷及周边乡村，织户如雨后春笋，各处染坊也都采用机器为动力，并进行过光处理。

至解放初，马巷织布厂仍有六、七十家之多。

然而，从上海、南通等大、中城市，源源不断汹涌而来花色繁多的龙头细布，没几年就把马巷织布业冲垮了。

到公私合营时，只合并成一个“马巷织布厂”，座落到五甲尾的牛墟埔，成为古镇马巷这一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支柱产业的最后遗存。

（三）马巷的王爷信仰马巷的兴起，的确与一座宫庙、一尊神明密切相关，但这座庙不是通利庙，这尊神不是保生大帝。

史料表明，奉祀保生大帝的马巷通利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年～1796年），而在乾隆的爷爷康熙临朝之初，马巷已经“店铺栉比，烟火万象”了。

民间传说，这正是“朱文公谶”的灵圣（所谓“五百年后通利地”）。

通利庙和保生大帝显然不是最早为马巷积聚人气财气的庙宇和神祗。

较早为马巷的形成与发展施展“神威神力”的宫庙、神祗，应该是“元威殿”池王宫，是代天巡狩的“威灵元帅”、“元威将军”池王爷[4]。

池王爷（又称“王爷祖”）成神的事迹，各地版本不同，以《同安县志》、《马巷厅志》的载述最为权威、合理：王爷姓池名然，又名德诚，字逢春，南京人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