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正

辛庄小学不大，但收拾得干净、整齐。正是上课时间，静悄悄的校园不时响起稚嫩的读书声。穿过一排教室，我问惟一站在院子里的人，“张金玲老师在哪儿？”她说：“我就是！”
我不记得怎样被张老师拉进了屋，她激动而又小心地问了我一句：“没人看见你来吧？”
“没人。”我边说边打量这间屋子：两张单人床，靠墙的两张书桌上堆满一摞一摞的作业本，还有课本和教参。一张折了一条腿的课桌，用几块砖支着。一股煤烟味钻进鼻子。“这是集体宿舍？”
“是我家，也是办公室。跟儿子分家了，和老伴在这儿住有好几年了。”
谈起学校，张老师忍不住掉泪。“这学校是怎么办起来的啊……”
1964年，辛庄村的第一所小学诞生了。初中毕业的张金玲被大队相中，当上了辛庄小学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教师。说是“辛庄小学”，其实除了30多个孩子之外，什么都没有。张金玲把自家的三间房腾出一间西屋做了教室。她自己虽说是民办的“耕读教师”，半天上课半天下地干活，但她觉得值。“那么多年的书毕竟没白念。”
“能不能领我到你们家去看看？”我说。
她咂咂嘴，很为难地说：“我不愿意你到我们家去。必要时我才回家，没事不回家。四五年了。”
“为什么？”
“在家里，我和老伴、孩子经常生气。”
“怎么回事？”
“无能呀！”张老师憋了半天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们嫌我无能。住在学校，看不见他们还好一点。”
中国青年报 China Youth Daily「冰点」1998年5月4日 星期二
转 正本报记者 王秀全
黑夜，列车在大京九铁路上飞驰。灯光下，再次翻出书包里的那封信，密密麻麻的8页，我已差不多能背下来了：
“我是一个老民办教师。34年了，我得的奖状贴满墙，奖品摆满床，我还是本校的创始人。现在满头白发的我，戴着400度的老花镜，仍旧站在粉末飘飞的讲台上。我是从不松套的老黄牛，拉呀拉，一天天巴望着转为公办老师，可又一年一年地落空。我不明白，我为国家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人老了，我没钱送礼，也没关系可活动，真的就让我在孩子的怨恨声中度过残年吗？救救我吧，一位老同志跪下了……”
我担心她的精神还能撑多久。
“儿子愿意你当老师吗？”
“他知道我辛苦。”
“儿媳妇呢？”
“我不和你说这些。”
“老伴对你怎样？”
“他有时候嫌我工资低，光顾学校不顾家。他是一个大老实人，不会说什么，我到聊城去找领导，他倒也支持。”
“听说前年转正不成的时候，你哭了？”
但这自豪的背后是艰难。家里老人或病或逝，张老师自己既要教课，又要带孩子，腾不出一点闲工夫。当时允许生3个孩子，她只生了两个，“太累，忙不过来”。生了女儿以后，她前后找了7个小姑娘看管，可是没人愿意带。每月学校给她4块钱，大队再给点工分，可她要拿出8块钱给看孩子的，外带拨点工分。村里文盲多，她白天教小学生，晚上教大人。现任村长就是她夜校扫盲班的学生。
张老师的眼泪“唰”就掉下来了。“这就是我忠厚老实的报应吗？这就是对我付出的血汗的回报吗？”她一直认为，转正的事有组织操办，肯定会为她这样的“老民师”作出妥善安排，而自己没必要花钱又耽误课地出去活动。
一次次失败，张老师再也坐不住了。她去找县教委、聊城地区教委和行署，向领导反映自己的特殊情况。仅在1996年下半年，她就先后六七次去聊城。为了找教委和地区行署，她走遍了聊城的大街小巷。有一次，她去找地区行署主管教育的专员，求了多次，也未能见面，她就在专员家的楼下等，等了6个小时。家人说是她外出了，再等也白搭，来访的客人多了，接见不完。
陪刘校长来的李校长只是闷头抽烟。他说张老师家离学校只有200多米，她为什么搬到学校来住了？老跟自家孩子生气。光顾得教学了，不能帮着儿媳妇看小孩，又没时间料理家务。就凭她挣那俩钱儿，谁能满意？她这人就这样好，转不了正也不拿工作撒气。这次全乡二年级语文考试，50多个班，张老师的班第五名。“要是换了别人，自己辛辛苦苦干一辈子，前途都没了，可能早就想不开了。”
1996年，张老师又参加转正评审，她的考核分占全乡第二，和第一名就差4分，转正希望非常大。表格填好了，老师们都替她高兴，说这次张老师该没问题了。后来地区教委又出了一个文件，规定具体卡到哪一天。眼看这次转正又不行了，乡联校的校长也觉得很对不住她，把她喊过去，说，“张老师你别紧张，刚才上边来了一个通知，你的年龄过了三个半月。”
“转不了正，我还得努力，还得奋斗。”
“转不了还奋斗什么？”
“学生不能忘！我是本地生、本地长的，我的娘家就在这里。咱得干一天像一天，不能亏待学生，不亏待群众对我的重托。等到将来干不动了，也留个好印象。群众一直对我都挺好，都说我教得好，给这给那的，地里有活儿看见就帮我干。”张老师有一亩责任田，去年秋天收的玉米就堆在宿舍门前。
“上边说，这样的证明谁都能开出来”
张老师从书桌里拽出一摞证书，高兴地给我介绍什么时候得的什么奖：1987－1988学年度全乡育才奖；1988－1989学年度全乡小学二年级语文统考第一名；1989年省教委和团省委颁发的合格辅导员证书；盖有县政府大印的1990年度优秀教师证书等等。
在一本荣誉证书里，夹着一份证明信。这张由吉林省磐石县教育局、磐石七中和张老师当年读书时的班主任开具的证明上写着，从1959年到1963年，磐石七中曾办过两届简易师范班，张金玲是第二届毕业生，公办教师身分。落款是1984年12月。
我在辛庄小学碰到了阎楼乡联校来听课的刘景贤校长。他1983年调到阎楼乡，张老师历次办转正都是他经手。全乡没转正的老民办教师还有七八个，教龄都在25年以上。但高级教师就张老师一个。今年民转公的文件报上已经登了，现在看张老师还是没希望。男教师可以放宽到55岁，女教师转正年龄还是不超过50周岁。
刘校长说，这些“老民师”辛辛苦苦的几十年不容易呀，把家都教穷了。一个月100块钱干啥也不顶用。你到学校去看看，哪个屋破，哪个就是民办老师的家。你瞧瞧张老师这里，哪像个家？家具没个家具，屋不是个屋。刘校长的声音低低的。“张老师不愿意撂了这职业，毕竟干了一辈子了。上次转正没转成，她不甘心，又去县里问；问也不行，划的杠杠在那里、谁也不好解决。”
说起当年的忙碌，张老师的脸上有了光彩。“就这样挺过来了，课也没停，成绩也不差。大队和学校领导对我的评价都很好，经常能领到荣誉证书和奖品。”
下课钟刚敲过，张老师忽然压低了声音：“别人要是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你怎么说？”
“我就说来了解民办教师情况。”见她警惕的样子，我生怕有什么不妥，以致耽误了她转正，“你说我该怎么讲？”
张老师1993年就评上了小教高级教师。刘校长说，像这样教学成绩好、工龄长的骨干老师，“不论按什么说，都应该转正。可就是年龄限制卡住了！没个年龄界限不好控制；有了界限，在界限边上的就亏了。有一个老教师就超龄8天。”
“这不公平吧？”
“不公平。”刘校长顿了一下，又说：“不公平又没有办法。”
“你教过的学生有多少了？”
张老师从没统计过自己有多少学生，她摸出一支粉笔，弯腰在地上算起来，“一千五六百人吧。光考上大中专学校的就有40多个。有两个学生从美国留学都回来了，过去经常来信。”
李校长领我去了辛庄村党支部书记郝继芳家。郝书记说，老百姓心里都有数，辛庄小学就是张老师一个人操办起来的。这些年刮风下雨的，她没少操心，光我们辛庄村就出了十二三个大学生，有一家出了三个大学生，都是她教过的。
1984年，民转公的政策规定照顾师范毕业生，张老师第一次参加转正就失掉机会。以后，政策就好像变着法跟张老师过不去，老在变。先是照顾师范毕业、高中毕业的，以后又是地区和县劳模，都没有她的份儿。1991年，转正需要考试，快50岁的张老师差了20分；后来不考试了，改成考核，把教龄分、工作成绩分等加在一起算，开始小学高级教师职称不计入考核分数，等到计入了，她的年纪又大了。
张金玲出生在1943年。爹娘都是农民，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从打上学，张金玲的成绩就一直不错，念初中时还享受过政府助学金。1960年，家里揭不开锅了，爹娘含着眼泪，打发她一个人到东北逃荒，指望她能在吉林的一个亲戚那里讨口饭吃。那年，她18岁，已经初中毕业，虽是十里八村少见的“文化人”，为了糊口也只能背井离乡。
此后，她再一次到地区行署找主管专员，还是没能见面。“我知道他的车牌号，就在门外等了半天，眼巴巴地望着要找的人坐吉普车来来回回，而我却没资格见到。”
她茫然了，垂头丧气地回到学校。
生日成了她的一块心病，每次转正，她都在这上面卡壳。“我就不明白，小学女教师和男教师工作量有什么差别，男教师可以放宽到55岁，女教师为什么就只能到50岁？哪怕我晚出生3个月，或者托人改改档案也好。他们都说我太实在了。”
在辛庄小学的讲台上，张老师一站就是34年。她的婆家本来在山东冠县，因为她坚持在辛庄教书，结婚时，对象倒插门，在阳谷县落了户。如今，张老师在自己家“孵化”出来的辛庄小学，4个年级5个班的242名学生都坐在宽敞的教室里上课。
张老师从来没想当过“校长”，学校横竖都是她一个人。后来村里盖了新教室，学校规模大了，上边就派来了公办老师当校长。不管谁当校长，她工作起来“都是一个劲儿，兢兢业业的”。最让张老师自豪的是，她开过的全乡示范课，连她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次。
张老师的鼻子翕动了一下：“我老伴也哭了，挺激动的，说国家不应该这样，好人命孬呀，劝我认了吧。最近又老问我转正的事咋样了？说随我便，愿意退休就退休，愿意干就干。”说着，又叹了口气。
张老师的老伴是建筑公司工人，最近几年公司不景气了，有活就干，没活就回家歇着，一个月400来块钱。
老两口在学校生活了四五年的“家”，除了十年前买的收音机和电灯，再没有需要用电的东西。
“你就说……”她欲言又止。
“你怕谁呀？”
“人家会说，‘嗬，你还有本事叫记者来？’要是你能帮我解决问题，他们怎么说都不要紧，就怕解决不了问题，回头他们都说我。连我给你写的信都是偷着写的，怕人说我是上告。”
“写信就是上告？”
“就算反映实际情况，也会受批。你说说，我反映自己的情况是对是错，还是犯罪？”她的话有点乱。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她一边在抽屉里翻找荣誉证书，一边低声说，“如果不是我在东北读师范的毕业证丢了，早该转正了。可惜呀，那时候的毕业证就是一张纸，回来时也没太注意，后来就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