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衡《鲁斋遗书》

许衡《鲁斋遗书》

许衡(1209-1281),字仲平，学者因其所署称鲁斋先生。怀庆路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元代理学家、教育家。自幼聪颖好学，7岁从师读章句，即问其师：“读书为何，”师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每授书均问其义旨，老师很难回答，只好辞馆而去，如是者三师。许衡生逢战乱之世，而他却嗜学不辍，家贫无力购书，即借读自抄。于儒家经典不仅究其文义，而且身体力行，言动必揆诸义而后发。他游学往来于河、洛间，在苏门(今河南辉县北)结识柳城姚枢，得伊洛程氏(程颗、程颐)及新安朱氏(朱熹)之书，初识理学，自觉受益匪浅，尝对其弟子慨然叹曰：“渥所授受皆非，今始闻进学之序。若必欲相从，当率弃询日所学，从事《小学》之洒扫应对，以为进德之基。”寻居苏门与姚枢、窦默相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而慨然以道为己任，曾说：“纲常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苟在上者无以任之，则在下任之也。”

1254年忽必烈在关中称王，于京兆封地置宣抚司，以姚枢为劝农使，教民耕植。经姚枢引荐召许衡为京兆提学，郡县皆设学校，“民大化之”。世祖即位后，召衡至京师授为国子祭酒。至元二年(1256)以安童为右丞相，诏请许衡辅之。曾上《时务五事》疏，提出行汉法、修德性、用贤才、兴学校等有关立国建议，受到褒奖，至元八年(1271)召命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许衡乃征其弟子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燉、孙安、刘安中等12人为伴读，分处各斋为斋长，建立制度、讲究教法，国学大兴。至元十三年(1276)朝廷制订授时新历，再召许衡以原职领太史院事，帮助郭守敬完成《授时历》。至正十七年(1280)历成返乡，次年病逝。大德元年(1297)赠司徒，谥文正。皇庆二年(1313)从祀孔子庙廷。

许衡是元代初年继赵复之后的著名理学家，与吴澄齐名，时有“南吴北许”之誉。通过他的讲学、从政等活动，对于程朱理学在元代确立其学术地位和传播，起到重要

作用；参与朝廷朝仪、官制、学校、历法等制度的制订，主持国学，促进了元代政治，教育的发展。

许衡的主要著作有《大学直解》、《中庸直解》、《读易私言》、《小学大义》、《大学要略》等，后辑为《鲁斋遗书》亦名《许文正公文集》，编入《四库全书》并收入《四库全书珍本》。

《鲁斋遗书》是后人收集许衡著作而成书。按《四库全书提要》记载:该书初山衡7世孙婿郝亚卿辑其遗文未竟，继而山河内教谕宰廷俊编成，何塘为之作序。明嘉靖四年(1525) 111阴肖鸣风校刊于汴，并自为之序。其时适逢应内翰元忠奉使过汴，认为旧本次第似有未当，乃加以重编，增入《内法》及《大学直解》、《中庸直解》等，名曰：《鲁斋全书》。肖鸣风认为，先生著作尚多散佚，未敢谓全也，故更名《遗书》。故此本为应良所编，而鸣凤更名者也。

全书14卷。前12卷按语录、小学四书直解、奏疏、杂著、书状、诗词等分类辑成，后2卷附录像赞诰敕之类及后人书识之文。内容繁杂，包括其学术、教育、政治等方面的思想。反映其教育观点的主要篇目有：《语录上》、《语录下》、

《小学大义》、《大学要略》、《小大学或问》、《明明德》、《大学直解》、

《中庸直解》、《读易私言》、《时务五事》、《与子师可》等。归纳其关于教育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儿点：

(一)行汉法、修德性、用贤材、兴学校为立国之本

许衡在给元世祖的《时务五事》疏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立国之本的建议。他首先以孔孟之道为主旨，强调入主中土必行汉法的历史规律，认为后魏、辽，金历年最多，实乃“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其次，许衡提出中书之务，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人之贤否，未知详固不可得而遽用也”，强调知人、用人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地位。第三，他以尧、舜为例，指出“为君难，为臣不易”之理，阐明为君之道和贤者的标准。他说：“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难，而患践言之难。知践言之难，则其出

言不容不慎也。”作为君主，不仅要自己慎言、践言，履行为国为民的职责，还要注

意远奸佞，近贤才，真正明确“天下树君本为民”的道理。作为贤才，则要以公为

心，以爱为心，不为利回，不为势屈，置之周行，则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泽，其于

人国，重固如此也。”第四，强调农桑、学校乃治国要道。他例举尧、舜治国达于

“庶绩咸熙”正在于他善用稷、契，以“稷播口谷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如

此则"民可使富，兵可使强，人才可使盛，国势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农桑、学

校“此辅赞尧、舜之实也。“在兴学校方面他主张''自都邑而至州县，皆设学校，使

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学，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以至平天下

之要道，十年已后，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乂非今日之比矣。”

第五强调国家安定，百姓各安其业的重要性。

（二）“小学”为立教之本，“小学”、“大学”乃为学之序

许衡十分推崇朱熹关于“小学’、“大学”为学之序的思想，认为二者在人之为学受教之中，各有其用，缺一不可。为此他曾专门撰写“小学大义” 一篇。文中说：“古者民生八岁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令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岁，白天子之元子，众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小学大学所以分也。当其幼时若不先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心，养其德性，及年长若不进之于大学，则无以察夫义理，措诸事业。先之以小学者所以立大学之基本，进之于大学者，所以收小学之成功也。”在他看来，这正是“三代盛时，贤才辈出，风俗醇厚”的基本原因。然而千厅年来，学者以已意为学，以至“其高者入于空虚，下者流于功利，虽苦心极力博学多闻，要之不悖于古人者鲜矣。”他认为，虽经唐韩文公引《大学》节H以为为治之丿了;，乂经北宋伊洛先生，表彰《大学》一篇，发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但直到近世朱子，方才以孔门圣贤设教为学之遗意，参以《曲礼》、《少仪》、《弟子职》诸篇，辑为《小学》之书，意义重大。因此，在他从姚枢处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