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郑州地区商文化形成的一般性问题

中原地区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形成了几个相对集中、富有地方特征的文化体系。

历史发展演进到商代，中原地区成为王朝统治的中心，拥有较为强势的文化圈并开始向外扩张，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社会文明的发展。

对中原地区商代文化的研究历来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激发了学人探索商文化的兴趣
和热情。

1928年，安阳小屯殷墟晚商文化遗存的发掘，揭开了商文化研究的新纪元。

经过考古工作者几十年的辛勤探索，特别是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来，对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新的发掘和研究，大大推动了针对中原地区商文化的研究。

郑州地区是研究早商文化的重要地域，本文简要论述商文化在郑州地区的形成过程以及形成的背景、地理条件。

一、郑州地区商文化概况
就一般意义而言，商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商文化是指由商民族或以商民族为主体创造的考古学文化。

而狭义的商文化则是指以商民族为主体的商朝人创造的考古学文化[1]。

本文所指的“郑州地区商文化”是特指现今郑州地区发现的以商民族为主体的商朝人所创造的整个商文化遗存。

郑州地区地处中原腹地，为中华民族的重
要发祥地之一。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郑州商城为主的商文化遗址的发现和大规模发掘，为灿烂的殷商文化找到了源头。

除著名的郑州二里岗遗址、人民公园遗址、南关外遗址、郑州商城遗址之外，还分别在郑州上街、石佛等地发现了丰富的商文化遗存。

郑州地区的商文化不仅在整体特征上比殷墟文化更早，在时代上同殷墟文化基本前后相接，而且遗址规模大、规格高、遗迹全、文化堆积丰厚，其重大价值和发现意义堪与安阳殷墟比肩[2]。

随着偃师二里头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偃师商城遗址等一大批夏、商文化遗址的不断发掘，针对商文化、夏文化乃至先商文化等的研究均有了较大进展。

郑州二里岗文化为早商文化的观点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早于二里岗文化并与其有着重要承袭关系的下七垣文化为先商文化的观点也逐渐被多数学者所接受[3]。

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夏商文化分界、郑州商文化的来源及形成等问题仍存在着较多的争论，有关的学术问题尚有较大的探讨余地。

郑州商文化遗存内涵十分丰富。

迄今为止，不仅发现了大规模的夯土城垣、壕沟、墓葬、灰坑、窖藏和大面积的宫殿基址、祭祀和手工业作坊遗址等遗存，而且出土了高规格的铜方鼎、铜圆鼎、铜建筑构件等王室级的青铜重器，以及大量精美的青铜礼器和工具、陶器、青釉瓷器、玉器、象牙器、卜骨等生产生活
□马希辉
试论郑州地区商文化形成的一般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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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另外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石磬、习刻字骨、朱书陶文等珍贵遗物，这为全面认识和了解光辉灿烂的中国商代文明提供了丰富而重要的实物见证。

作为郑州商文化的集中体现和重要代表的郑州商城，尽管学术界长期以来就存在“敖都说”和“亳都说”的激烈争论，但这丝毫不影响其作为商代前期都城的历史地位[4]。

而且，郑州商文化上承夏文化和先商文化，下接殷墟晚商文化，在夏商文明研究中明显居于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郑州地区商文化的形成过程
商文化在郑州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传入与交流、碰撞与融合、吸收与创新的渐进式过程。

1.商文化在郑州的孕育
1956—1958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郑州西郊的洛达庙村附近发现一处遗址，并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

根据洛达庙遗址早、中、晚三期地层叠压关系和各层内包含主要陶器特征的不同，由早到晚初步区分为“洛达庙一期”“洛达庙二期”和“洛达庙三期”，并将这种文化遗存称为“洛达庙文化遗存”或“洛达庙期文化遗存”。

在洛达庙遗址的发掘中，虽然没有发现商代二里岗期下层文化层直接叠压洛达庙期文化层的地层关系，但是，1956年在对位于洛达庙遗址东北处的郑州董寨遗址的发掘和1985—1986年在对郑州黄委会青年公寓的发掘中，都发现了商代二里岗期下层文化层直接叠压着洛达庙期文化层的地层关系，从而证明了洛达庙期文化遗存略早于商代二里岗期下层文化层。

此外，在对郑州市内旮旯王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洛达庙期文化层直接叠压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文化层的关系，证明洛达庙期文化遗存要晚于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存。

因此，郑州洛达庙期遗存是上承龙山文化晚期、下接二里岗期下层文化层的一种文化遗存[5]。

这是对后来称为二里头文化的这种文化遗存的首次命名。

考古发掘材料显示，商文化最早进入郑州地区，大致是在二里头文化三期阶段，即洛达庙文化晚期阶段。

在郑州洛达庙遗址三期出土的陶器中，发现有类似下七垣文化的甗和平底罐。

目前，多数学者都认为豫北、冀南一带的下七垣文化，特别是漳河型下七垣文化为商民族早期所创造的文化[6]。

上述类似下七垣文化的典型器物在郑州地区的出现，意味着先商文化对郑州地区的本土文化已经产生了初步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出它们在郑州商文化形成中的先驱意义和强大推动力。

在二里头文化四期之时，郑州地区外来文化增长迅速，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等各种文化因素交错分布，紧密结合，此消彼长，主要继承漳河型下七垣文化而来的商系统文化，在这一地区逐渐成为一种主导性文化因素。

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存主要有洛达庙三期文化遗存、南关外期文化遗存和化工三厂一类文化遗存。

其中，在洛达庙三期发现的重要遗迹有灰坑、房基、陶窑、水井、墓葬、夯土基址等，在这些遗迹中发掘出的陶器中可以分辨出二里头文化和下七垣文化因素较多，陶器以灰陶为主。

纹饰以中绳纹为主，并有细绳纹、附加堆纹，器物内壁多饰有麻点。

其中，南关外期遗存首先发现于郑州旧城南关外一带，在郑州商代遗址中的分布范围较小，主要发现地点有南关外遗址和郑州商城南城墙内侧，出土的陶器以砂质和泥质棕褐陶为主，陶胎厚薄不均，制作和烧造均比较粗糙，陶器表面除部分泥质陶或素面或加有一层陶衣外，褐色陶器表面多饰有印痕较深的细绳纹。

2.商文化在郑州的确立
大约在二里岗期下层一期阶段，以下七垣文化为主导的多种文化因素加速融合。

最迟在二里岗期下层一期晚段，独立的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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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形成。

这一时期的商文化已不再是多种文化的简单结合体，而是经过有机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新文化类型。

郑州地区原有的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等各种独立的文化面貌逐渐减弱，一种新的文化面貌逐渐形成。

从现有的考古研究可以看出，郑州商文化是以下七垣文化的漳河型先商文化为主导，并逐渐融合二里头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形成的一种新型文化[7]。

这种文化既非二里头夏文化的自然延续，也非下七垣先商文化的独立发展。

二里岗期下层一期的文化内涵十分复杂，在不同地点有着不同侧重的表现。

在二里岗，商文化独特因素表现得较为突出，其他文化因素相对较少；在南关外和电力学校遗址，除占主导地位的商文化因素之外，岳石文化因素明显而浓重，二里头文化因素相对较弱[8]。

而在洛达庙遗址，二里头文化因素占比较大，但也吸收了一些来自其他文化的因素。

上述不同地点的文化因素既相对独立，又互相渗透，正是商代开国初期商、夷、夏各族共居此地的形象写照。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文化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以下七垣文化因素为主导的内涵丰富且特色鲜明的郑州商文化。

三、郑州地区商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地理条件
如果我们将商文化在郑州的形成放到一个特定的时空框架下思考，必定有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地理条件。

首先，在历史背景方面，夏代末年，夏王朝统治逐渐衰落，内外矛盾不断加剧。

史载，夏王朝自第十四位王孔甲继位之后，开始走向没落。

从文献记载来看，夏王朝第十七位王夏桀自恃武力，不修德政，终日沉溺于声色犬马的生活中，而且频繁地对外发动战争。

种种倒行逆施使夏王朝统治下的老百姓不堪忍受，地方诸侯更是对夏桀的所作所为表示强烈不满，一些诸侯开始公开挑战夏王室的权威。

正值夏王朝受内忧外患交相打击的时候，它所在的中心区域伊洛一带又因天气干旱而出现了伊水和洛水的枯竭现象，这更激化了夏王朝的内部矛盾，最终加速了它的灭亡。

在夏王朝衰落的同时，商族迅速兴起，商族通过发展畜牧业、种植业和商业，势力逐渐强大。

与此同时，夏王朝与其他部族特别是东夷各族的关系也日益恶化。

为了共同对抗夏王朝的残暴统治，维护本部族的利益，商族加强了同其他部族的团结。

通过联姻、重用人才等方式与东夷各部族结成了强大的商夷联盟，并通过施德政和会盟等方式团结了广大诸侯，由此最终推翻了夏王朝的统治[9]。

其次，在地理条件上，郑州位于黄河中下游南岸，正处在西部山地丘陵和东部平原两大区域的相交处，也是中原的核心地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理优势。

因此，它不仅成为夏王朝护卫京畿、控制东方的前沿要塞，而且是以商族为首的反夏联盟西进灭夏的必经之地，在商王朝建立后成为商代前期的重要都城。

这些因素都是郑州商文化形成的基础条件[10]。

此外，从地貌上看，郑州处在黄淮平原的西端，附近地势平坦，在骑兵尚未出现的夏商时期，是兵车列阵驰骋的绝佳之地。

商汤正是以亳邑即今郑州商城为基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推翻夏王朝的斗争。

郑州北有黄河，西部为丘陵，东边则是广阔的平原洼地，因此非常利于耕种、捕猎等生产活动，同时也便于商品交换和文化思想的交流。

这些都为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物质基础。

四、结语
郑州商文化是继安阳殷墟文化之后商代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填补了早商文化的一个时间空白。

郑州商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为认识和了解光辉灿烂的中国商代文明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见证。

郑州二里岗、郑州商城等一大批重要商代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界对郑州商文化持续不断的研究。

郑州商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下（下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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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垣文化漳河型器物开始在郑州地区出现，标志着商文化因素初步影响到受二里头文化统治的郑州地区。

同时出现的岳石文化、二里头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在此交流、碰撞并迅速融合，最终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郑州商文化。

当然，商文化在郑州地区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优越的自然和地理条件的。

截至目前，郑州地区的商代遗址不断有新的发现，郑州商城遗址的发掘工作仍旧在持续进行，相信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针对郑州商文化形成的一系列学术问题会越来越清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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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6):9-11.
[2]苏湲,郝红星.叩醒商城:郑州商城考古发现史[J].大
众考古,2017(10):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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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
[4]袁广阔.关于商代亳都的思考[C]//王宇信,宋镇豪,
孟宪武.夏商周文明研究·六: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94-400.
[5]吴昊.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应同为商代早期都城[J].
陇东学院学报,2014(2):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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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郜向平.从都城变迁论商代社会的发展[J].郑州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41-144.
[8]杨育彬.郑州商城相关问题研究:纪念郑州商代遗址
发现60周年[J].中原文物,2011(2):35-40.
[9]宋爱平.郑州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聚落形态分析[D].
济南:山东大学,2005.
[10]杨育彬.再论郑州商城的年代、性质及相关问题[J].
华夏考古,2004(3):52-70.
（作者单位郑州二七纪念馆）
[责任编辑马君珂]
址、村落遗址，有的在地层堆集中有洪水淤积层，有的村、城的废弃与洪水事件直接关联。

这些遗址的揭示与分析，可以为相关事件的认知提供参考性意见或直接的证据。

2．黄河水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

黄河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黄河洪水的泛滥与治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科技文化方面，与黄河相关的水利灌溉、水利技术的发明与创造，都深深地留下了黄河水文化的痕迹。

在思想观念方面，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受制于所生存的特定地理环境，尤其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形成，与黄河的独特环境有高度的关联性。

在民俗民情方面，黄河流域的中国人形成了独有的居住形式、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民间传说。

这些都为深入研究黄河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依据，也为进一步弘扬黄河文化创造了条件。

3.黄河水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

在黄河水文化遗产中，有一种专门针对相关水利工程、洪水事件技术层面的类别。

这一类别的遗产，如洪水痕迹等，对于深入研究洪水事件的规模、峰值，提供了可供科学分析的资料。

加大对这一类别资源的调查、分析与研究力度，对于深入研究历史时期的洪水灾害以及成洪规律具有特殊意义。

总之，对黄河水文化遗产的分类与价值的认识，有助于黄河水文化的探讨与弘扬。

加大力度全面调查、认真分析、科学厘定黄河水文化的内涵，可促进黄河水文化的研究再上一个新台阶。

（作者单位黄河博物馆）
[责任编辑孟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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