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重刻《船山遗书》与官书局的出现

曾国藩重刻《船山遗书》与官书局的出现①
雷慧杰王鹏飞
【摘要】《船山遗书》是王夫之的浩繁巨著，1862年起，曾国藩对其重刻。

曾氏刻书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个人方面曾国藩深受王夫之思想的教化与熏陶;二是曾国藩与道光版本《船山遗书》的编校人员有密切关系;三是曾国藩位高权重，具有调动人财物的能力;四是满足社会的文化需求。

曾国藩重刻《船山遗书》历时七年，在重刻的过程中，曾氏创建了金陵书局。

从金陵书局的创办宗旨与经费公出来看，金陵书局具有明显的官办性质，从而成为晚清首个官书局，曾国藩也因此成为晚清官书局实质意义上的首创者。

【关键词】曾国藩《船山遗书》金陵书局官书局
DOI:10.19325/ki.10-1176/g2.2016.03.010
官书局肇始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晚清时期，是清朝地方官刻的最后代表。

在诸多研究官书局的文章中，曾国藩是一位经常被提及却又充满争议的人物。

争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曾国藩是否创办了金陵书局；其二，曾国藩能否被称为官书局的首创者。

对这两个问题，本文拟从曾国藩重刻《船山遗书》入手，对其在重刻船山作品的过程中创建金陵书局，并使其具有官办特质的发展历程逐一梳理。

一、曾国藩重刻《船山遗书》的缘由
《船山遗书》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王夫之的著作，是一套四百余卷、八百余万字的巨著。

1842年，由其族孙王世全首刻，1862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开始重刻。

对于卷帙浩繁的《船山遗书》，曾国藩不遗余力进行重刻，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人原因。

曾国藩自幼接触王夫之著作，十分推崇王夫之的民族精神与救世价值
①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孤岛文学期刊研究”（13YJC751056）、河南省级双语示范课程“出版文化经典导
读”和河南大学研究生双语课程“出版文化经典选读”项目（Y1513002）成果之一。

观，深受其思想的教化与熏陶。

同治元年（1862）十月曾国藩在日记中写到：“阅王而农（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

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

《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

”①在曾国藩与朋友的书信中，也屡见其对王夫之的推介，“敝省先哲王船山先生夫之，国史儒林传中次居第二，著书甚富，约有三百万余言”②。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在《陈仲莺同年之父母七十寿序》中说：“国藩尝采辑国朝儒言行本末，若孙夏峰、顾亭林、黄梨洲、王而农、梅勿庵之徒，皆硕德贞隐，年登耄耋，而皆秉刚直之性，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

”③他列举了清初的名家大儒，也明确提到王夫之（王而农）并强调其“刚直之性”。

曾国藩还亲自校阅王夫之的作品，“国藩校阅者，《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④。

曾国藩对王夫之的《宋论》《读通鉴论》特别推崇，认为两部作品是“足餍时贤之心，而洗明季之习”⑤，再三拜读。

他还认为“船山经说又以《礼记章句》为最”⑥，时常温故知新。

王夫之思想对曾国藩的深刻影响，成为曾氏重刻《船山遗书》的首要内在原因。

（二）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主要表现在曾国藩与道光版本《船山遗书》的编校人员有密切关系。

道光二十二年（1842），湘潭守遗经书屋首刻《船山遗书》，刊刻人员资历深厚、经验丰富，所以曾国藩在同治初年（1862）选择重刻编校团队时，重聚了诸多参加首刻的相关人员。

其中有审阅者邓显鹤、沈道宽、何绍基、毛国翰、吴淞五人；编校者邹汉勋、左宗植、汤彝、马敬之、欧阳兆熊、左宗棠、罗汝槐、袁芳瑛八人。

这些人员几乎都与曾国藩交往多年。

道光二十一年（1841）何绍基到长沙审阅《船山遗书》，次年入京与曾国藩多次见面，两人深交长达三十余年。

邓显鹤与曾国藩一直关系密切，曾国藩对其十分敬重，亲自撰写《邓湘皋先生墓表》，高度评价邓显鹤整理刊刻的湖南文献对湖湘文化的贡献。

邹汉勋是邓显鹤的主要助手，在完成《船山遗书》的编校工作后赴京进行会试，于咸丰二年（1852）入曾幕府。

左宗植与邵阳魏源、益阳汤鹏、郴州陈起诗被称为“湖南四杰”⑦，“宗植任内阁中书，祁文端公隽藻掌军机，深信其言。

大学士赛尚阿视师广西，宗植独以为非宜，而言曾国藩足当大89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3期
①②③④⑤⑥⑦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814页。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4078页。

曾国藩：《曾国藩诗文集·陈仲鸾同年之父母七十寿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247页。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77页。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6686页。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6686页。

彭大成：《船山后裔与船山遗著的刊刻传播》，《船山学刊》2010年第1期。

任，江忠源朴干任军旅，其后皆以功名显，由宗植发其端也”①。

从这里可以看出，左宗植十
分推崇曾国藩，重刻《船山遗书》请他来做编校岂能不应。

宗植之弟左宗棠于道光十五年（1835）、十八年（1838）与曾国藩同在京师参加会试，咸丰初年（1851）左入曾幕。

欧阳兆熊
与曾国藩乃莫逆之交，
他赠送了王船山的《读通鉴论》给曾国藩，更加坚定了曾国藩要重刻《船山遗书》的决心。

而马敬之与欧阳兆熊是儿女亲家，在帮助刊刻《船山遗书》上也有了一
层紧密的关系。

袁芳瑛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成进士后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
且两人又是藏书之友，“作为当时的社会名流，又是曾国藩的亲家，他名列编校之列，不仅增加了《船
山遗书》刊刻的声势，也为日后曾国藩重刻船山遗书增加了亲近感”②。

沈道宽、毛国翰、罗
汝槐等均与曾国藩有所交往。

道光版本《船山遗书》
编校团队的重聚，为曾国藩重刻《船山遗书》准备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三）物质基础。

物质基础主要表现为曾国藩位高权重，可以调动较多的财力和物力。

王夫之著述在清前期长期被列为禁书，不能公开刊刻；而且它卷帙浩繁，若没有充分的人脉和财力，甚难完成。

在这方面，曾国藩有着雄厚的优势。

道光二十七年（1847）三十七岁的
曾国藩升任内阁学士、
兼礼部侍郎；道光二十九年（1849）二月升礼部右侍郎，九月署兵部右侍郎；道光三十年（1850）七月兼左侍郎；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官至从
一品，
并兼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这一阶段的曾国藩已开始筹谋《船山遗书》的刊刻事宜，咸丰十一年（1861），作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攻克安庆后，便立刻派人寻找王夫之遗作。

《船山遗书》从投入刊刻到完工，时间主要集中在同治元年（1862）至同治六年（1867），而这一时期的曾国藩身居高位：同治三年（1864）因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天京，被加赏太子太保、一等侯爵；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因剿捻无功被调回两江总督。

同治元年（1862）五月曾国藩在奏折《查复何桂清退守情形摺》中自谦：“臣在外多年，忝任封疆，窃见督抚权重，由来已久。

黜陟司道，荣辱终身。

风旨所在，能使人先事而逢迎，既事而隐饰。

不特司道不肯
违其情，即军民亦不敢忤其意。

”③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曾国藩拥有极大的权力与人脉。

战乱中的刻印场地遭到不断转移但刻印工作并未停止，很大程度上也依赖曾国藩位高权重，能
够坚持让书局的员工、
刊刻设备、场地等随湘军一起转移。

（四）社会需求。

曾国藩重刻船山著述，更重要的是来自社会层面的需求。

一方面，它可以满足士子们的需要。

江南原本文物极盛之地，在太平天国统治的十五年间损坏殆尽，
9
9曾国藩重刻《船山遗书》与官书局的出现①
②
③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2页。

彭大成：《船山后裔与船山遗著的刊刻传播》，《船山学刊》2010年第1期。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596页。

如江苏松、常、镇、杨诸府之地的学府藏书几乎荡然无存，藩属地的经史刻板也尽毁失，民间藏书家所藏卷帙多成灰烬；偶然有书肆刊刻经书，所刻的又多为删节本，简陋不堪①。

当时作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要买《周易折中》《三礼义疏》《诗经》《尚书》《礼记》《春秋》和武英殿十三经之类的书籍，竟多次寻找都未找到完好刊本，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寻找完整刊本的书籍更是难上加难。

曾国藩作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在维护晚清统治秩序、挽救封建传统文化、为朝廷培养人才方面义不容辞。

另一方面是以《船山遗书》作为思想武器的需要。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意识到太平天国“拜上帝教”鼓动人心，百姓深受感染，且太平天国的领袖懂得如何利用书籍（如《太平诏书》《太平刑律》等）宣传统治者的思想。

这也促使曾国藩开始反思，萌生了重建“理（礼）学经世”的文化秩序，与太平天国宣传的教义对抗。

王夫之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与封建思想伦理的最后代表，是曾国藩对抗天国教义的首选。

曾国藩撰写的《船山遗书序》中提到：“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

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事，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大于礼。

……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

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

”②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船山思想推崇，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利用它以达救世作用。

二、《船山遗书》的刻印与金陵书局的诞生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曾国藩在日记中写下“始谋创立书局，筹款刊刻经史”③，这是曾国藩设立书局的最早想法。

此时曾国藩正在奉旨镇压太平天国，在进兵安庆之时，他派出黔南大藏书家莫友芝遍访王夫之遗书，为创建书局作准备。

同治元年（1862），莫友芝在《郘亭日记》写下想为曾国藩筹设书局的想法④，但在当时未能实现，不过曾国藩幕府已经出现了刻书的活动。

同治二年（1863），正式开书局于安庆，拟定书局章程事宜。

《曾国藩日记·同治五年五月三日》有明确记载：“同治二年，沅甫弟捐资，全数刊刻《王船山遗书》，开局于安庆，三年移001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3期
①②③④陈弢辑：《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1985年版，卷四。

曾国藩：《王船山遗书序》，《船山学报》1934年第4期。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502页。

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91页。

于金陵。

”①刊刻场地选在安庆原幕王府中，是正式设局的最早记录，此时的书局正是逐渐演
化的金陵书局雏形。

同治三年（1864）初，书局转移至金陵，迁至冶城山，最后移局飞霞阁。

张文虎在《覆瓿集·舒艺室诗存》中对此有记载：“同治三年初，复金陵，入城访冶城山朝天宫废址，见飞霞
阁薨橑仅存，
戏谓安得修葺为登眺地。

其明年官申议以宫址改建郡学，巴州廖君督其工，稍葺此阁居之，同人屡来游宴，去秋竣事，廖君请移局于此。

合肥李宫保以为然。

今春湘乡相
侯（即曾国藩）回江督任，寻前议，遂迁焉”②。

同治三年（1864）四月，正式定书局章程，确立
书局的人员构成及经营管理等事宜：书局提调为周学濬，校书派定张文虎、李善兰、汪士铎、唐仁寿、刘毓崧和刘恭冕六人；以《史记》属张文虎和唐仁寿同校，前、后《汉书》归刘毓崧、刘恭冕分校；局中经费由江宁知府涂宗瀛经理③。

同治三年（1864）八月，书局移于伪幕王府，此时的书局因《船山遗书》还未刊刻完工，便随曾国藩一起移局东下，封在铜作坊伪慕王府（太平天国慕王府）④。

同治四年（1865）十月，《船山遗书》的重刻完成，凡三百二十二卷⑤。

同治五年（1866）
曾国藩校读，作《船山遗书序》。

同治六年（1867）曾国藩再回金陵任江督，正式定名书局为
“金陵书局”。

曾国藩在致周缦云的书信中写到以后要用金陵书局的名字，“前此面商前后《汉书》每卷之末一页，刻一戳记云‘金陵书局仿汲古阁式刻’，昨见局板，尚未添刻。

请饬令
以后各卷，皆须增刻。

”⑥对此，况周颐《蕙风簃二笔》中有也有明确记载：
咸丰十一年八月，曾文正公克复安庆，部署粗定，命莫子偲大令采访遗书，商之九
弟沅圃方伯，刻《王船山遗书》。

既复江宁，开书局于冶城山，延博雅之儒校雠经史，政
暇则肩舆经过，
谈论移时而去。

住冶城者，有南汇张文虎，海宁李善兰、唐仁寿，德清戴望，仪征刘寿曾，宝应刘恭冕，此江南官书局之俶落也。

⑦从整个过程来看《船山遗书》的刊刻与金陵书局的创建相辅相成。

由于刊刻工作中涉1
01曾国藩重刻《船山遗书》与官书局的出现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1260页。

曹之编著：《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6页。

转引自李志茗：《金陵书局考辨———以晚清同光时期为中心》，《史林》2011年第6期。

张文虎，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曾国藩著，王澧华校点：《曾国藩诗文集·王船山遗书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32页。

曾国藩：《曾国藩书信》，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年版，第288页。

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

及到人员、场地、刻印工具等现实物质条件的限制，使得书局不断地转移，最终在太平天国灭亡之后，在南京成为金陵书局。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船山遗书》的牌记虽为“湘乡曾氏刊于金陵节署”，但实际上它仍然是金陵书局刊刻的第一部作品①；二是“此江南官书局之俶落也”里的“江南官书局”是金陵书局后来的名字，具体出现在光绪初年（1875）。

因当时人们称呼的习惯，有人继续称书局为金陵书局，有人称江南官书局或江南书局②。

三、金陵书局的官办性质
金陵书局从创建，到日后在南京的兴盛，日益凸显出其官办性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创办宗旨与经费公出。

首先，创办宗旨为兴文教。

曾国藩认为书局刊书对经历了战火摧残、满目疮痍的江南文化的恢复有很大的帮助，“便将之当做一项重要的政务来从事”③。

曾国藩奉旨攻打太平天国，但因感太平军势力强大，只依靠军事力量不足以完全打败太平军，因而利用文教作为其军事策略的一种支持；而且，在曾国藩平叛所到之地，藏书荡然无存，文化教义被破坏殆尽。

所以，基于“保护传统文化、卫道卫教的使命感，自搜文粹、经史典籍并自定选题，在幕府中设局刊刻”④。

江苏学政鲍源深的奏疏中也明确提到各地文教被破坏的严重情况，“近年各省因经兵燹，书多散佚。

臣视学江苏，按试所经，留心访察，如江苏松、常、镇、扬诸府，向称人文极盛之地，学校中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恭刊，钦定经史诸书版片，亦均毁失，民间藏书之家，卷帙悉成灰烬……以东南文明大省，士子竟无书可读，其何以兴学校而育人才？”⑤面对无书可读的局面，各省督抚均以“兴文教”为急务，倡导设立书局，“将旧存学中书籍广为补购，并将列圣御纂钦定经史各书，先行敬谨重刊，颁发各学。

并准书肆印刷，以广流传，悴各省士子得所研求，同敦实学，用副朝廷教育人才至意”。

在各省督抚的倡201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3期
①
②③④
⑤李志茗在《金陵书局考辨———以晚清同光时期为中心》一文中对此提出了论证：“因为《船山遗书》是在金陵刻竣的，书局当时虽尚未称为金陵书局，但其安庆时期是金陵书局的前身，而此时就是金陵书局本身，不过未正式命名而已，所以它实际上是金陵书局所刊书。

而且金陵书局的主体是校书人员，专门负责校刊工作，集编辑校核于一身，与今天的出版社差不多，而绝不是印刷厂。

有关金陵书局易名的的考证，参考苏晓君《从国图馆藏看金陵书局所刻书》一文。

李志茗：《金陵书局考辨———以晚清同光时期为中心》，《史林》2011年第6期。

李志茗：《旧籍新刊与文化传衍———以晚清官书局为中心的考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陈弢辑：《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1985年版，卷五。

导下，清政府积极支持文化的重建，在各地纷纷设立官书局①。

而金陵书局早已存在，并且在曾国藩的主持下已经刊刻印发部分代表传统文化的书籍，实则具有官办性质，因此次朝廷的谕旨正式成为第一个官书局，并带动了一股全国各地设立书局的浪潮。

其次，金陵书局经费公出。

曾国藩为金陵书局争取了大量的官方经费。

安庆初创时期
的经费虽由曾国藩、
曾国荃兄弟出资捐赠才使得《船山遗书》顺利刻竣，但随着书局几经辗转，金陵书局进行制度化发展的官办方针日益明确。

其经费主要来源自然也由政府拨款，而不再依靠官绅捐赠。

当曾国藩得知金陵书局与湖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共同刊刻“二十四史”之时，立刻致信给两江总督马新贻，要求政府拨款给书局，
“惟金陵一局并未筹定有着之公款，
亦未派定提调之专员，是以局务尚形散漫，应请阁下筹一闲款，源源拨济。

其薪水用款与苏、浙两局互相核对，以期不甚悬殊。

至经理此事内行而耐烦者，目下似以洪
琴西为最。

此后视为一件官事，责成提调，则书可速成而款不虚糜。

”②马新贻接到信之后，便拨款五千两银子作为此次的书局经费。

曾国藩对此并没有意外，他认为金陵书局应该与
其他的官书局享有同样的待遇，
经费公出。

此后，曾国藩在同治九年（1870）初八给洪汝奎的回信中提及：“五千两用罄之后，想可源源提拨。

经费渐增，即工匠皆可访觅能手，至以为
慰”③。

他认为只有经费公出，书局方可长期存在下去，也能让书局更多地专注于刊刻上，而非担心薪资、设备不足等问题。

金陵书局能够盛极一时，刊印出一大批高质量的书籍，很大
程度上得益于公家拨款，如藩库、支应局“每年筹拨一千五百金”④，为金陵书局提供大量经
费支援。

四、曾国藩与官书局的首创
综合上述分析，曾国藩与官书局的关系表现在两个层面。

首先，曾国藩是金陵书局的精神领袖；其次，因为金陵书局是晚清第一个官书局，从而在实质意义上，曾国藩成为官书局的首创者。

（一）曾国藩是金陵书局的精神领袖。

其一，曾国藩既是书局编校人员的带头人，也是
书局建设方面的总工程师。

曾国藩为书局引进了大批校书人员，
且都是“一时英俊，并以学3
01曾国藩重刻《船山遗书》与官书局的出现①②
③
④《同治帝就鲍源深办局刻书谕》，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第408页。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6800页。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7041页。

冯煦：《上曾威毅，蒿庵类稿·卷十三》，《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281页。

术风采相尚”①，几乎整合了当时湖南的人才，并且使得这些知识分子们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如张文虎、李善兰、汪士铎、唐仁寿、刘恭冕、戴望、周世澄和刘寿曾等人。

不仅如此，在书局建设方面，为书局置办诸多经书板片，如《周礼》《尔雅》等。

为书局长期发展考虑，曾国藩还提倡制订刊书章程，并让提调周学濬着手确立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如刻版、书价、开刷等事项，以此注重书局制度化的建设。

在刻书版的规制上曾国藩也亲力亲为，他认为刻书版应“方、粗、清、匀”，“以结体方整言”，“则耐于多刷，最忌一横之中太小、一撇之尾太尖等弊”，“则此字不与彼字相混，字边不与直线相拂”，“字之大小匀，画之粗细匀，布白之疏密匀”②。

其二，曾国藩的出版思想主导着书局的方向。

《船山遗书》是金陵书局刊刻完成的第一部出版物，就整个刊刻过程而言，曾国藩的思想一直是影响着这部作品。

曾国藩要求书局刻书遵照“但求校雠之精审，不问成本之迟速”的出版宗旨③，欲刊《仪礼》《穀梁传》《孝经》《三国志》《文选》等书。

此外，曾国藩还非常重视书局的出书质量，他对出书质量要求十分苛刻，也正因他的这种严苛思想，金陵书局所出之书都被称为善本。

方宗诚总结：“曾公既克复金陵，立书院以养寒士；立难民局以招流亡；立忠义局以居德行文学之士；立书局校刊四书十三经五史，以聘博雅之士，故江浙被难者，无不得所依归。

”④张之洞评价其“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⑤。

（二）曾国藩在实质意义上是官书局的首创者。

对于晚清官书局的首创者是何人，一直都存在争议，有的研究者认为官书局首创者当是胡林翼，有的则认为是左宗棠，还有的研究者提出是李鸿章。

但笔者认为，曾国藩是官书局的首创者，而且《船山遗书》的刊刻与官书局的首创也密切相关⑥。

王建辉在《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出版》一文中明确否认了胡林翼与左宗棠是官书局首创者的观点。

他认为：“第一，胡、左二人主持的‘所谓书局实际上并不成为书局，因为它们并无书局名称’；第二，刻书数量有限，‘几乎各只有一二种’；第三，‘存在时间很短，又几乎没有影响’；第四，与胡、左二人几乎同时，‘曾国藩已在考虑设立书局’⑦。

对此，笔者深表赞同。

而汪家熔在《中国出版通史·晚清卷》中认为李鸿章才是官书局的首创者。

他认为“李鸿章同治四年四月署理两江，七月，就旧址召集人校刻必要的科举用书。

次401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3期
①②③④⑤⑥
⑦张裕钊著、王达敏点校：《张裕钊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6513—6514页。

转引自肖东发主编：《中国出版图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71页。

张之洞：《书目问答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页。

但也有著作对此有不同看法，如汪家熔在《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下）》中提出曾国藩刻《船山遗书》和官书局无关的观点。

王建辉：《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出版》，《编辑学刊》1995年第5期。

年，李鸿章开设金陵书局，刻六经和史书。

”①笔者认为此种说法证据不足。

其一，金陵书局的核心资源由曾国藩建构。

在人员、机构设置、刻版等设备上都是接任
曾国藩当时的资源。

其二，李鸿章只是“曾规李随”，未有开创之功。

一是李鸿章接任两江
总督职位仅一年，
而曾国藩在两江总督的位置上则长达五年之久，当时书局刊刻的《船山遗书》还未完全竣工，而同治五年（1866）曾国藩因剿捻无功，再次回任两江总督时，李鸿章则
又离开。

据张文虎日记记载，
李鸿章“悯乱后书籍残毁，坊刻经书多误文俗字”②，“欲重刻五经、四书以为童子读本”③，“因即旧局鸠工开雕善本”④。

也就是说，李鸿章的刻书实践依赖
于曾国藩在位时因刊刻《船山遗书》而留下的书局。

学者李志茗在《金陵书局考辨—
——以晚清同光时期为中心》
一文中也指出，“李鸿章书局是就地取材，利用了曾国藩书局的资源，两个书局貌似不同，实际基本是一体的”⑤。

二是李鸿章只是第一次使用“金陵书局”这一名字
作为牌记的人，并非是整个书局的首创者。

所以，官书局实质意义上的首创者还是曾国藩。

曾国藩指定刘毓崧、刘恭冕四个月要完成对前、后《汉书》的分校，而8个月之后，他要求每卷卷末都刻上金陵书局戳记，未刻的须增刻，可补的也要添补。

这说明他的思路不是瞬间
形成，
而是有个过程，一旦确立，就要坚决执行。

此外，从官书局首创所具备的条件来说，如人员齐聚、刊刻设备完善、足够的场地、权力及财富支持、官办意识等方面，曾国藩也都一一具备。

至此，曾国藩与官书局的出现，有了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

因个人原因及社会文化需
求，曾国藩重刻《船山遗书》；伴随着刻书活动的增加，曾国藩又创建了金陵书局；在金陵书
局创建过程中，
日渐凸显了书局的官办性质。

因缘际会，金陵书局无意中成为了晚清时期的首个官书局，而作为金陵书局的精神领袖，曾国藩也在实质意义上成为了晚清官书局的首创者。

〔作者雷慧杰，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鹏飞，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5
01曾国藩重刻《船山遗书》与官书局的出现
①
②
③
④
⑤汪家熔：《中国出版通史·晚清卷》（下），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

张文虎：《覆瓿集·舒艺室尺牍偶存》，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第33页。

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张文虎：《覆瓿集·舒艺室尺牍偶存》，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第33页。

李志茗
：《金陵书局考辨———以晚清同光时期为中心》，《史林》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