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家山下：桑干河畔叙夜话【二】

于家山下：桑干河畔叙夜话【二】
〓第 1127 期〓
文|于家山人编辑|王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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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20世纪40年代，于家山于氏第四代于世隆已60多岁，当时山上匪患猖獗，家人多次受到土匪的骚扰、抢劫、甚至殴打。

近一百四十年来，于家山于氏族人们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沟里，一直过着清贫而宁静的生活。

然而，这样的宁静现在被匪患打破了。

能够与野狼共处一山，共饮一条沟的水，却相安无事，但“人”不容你。

可想而知，大自然是人类的衣食父母，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并且人类要真真把他们当做朋友）。

然而，人与人的相处是最难的，所以说，人类最大的敌人是它自己。

于氏家族又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家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关乎家族的兴旺与命运，于世隆与儿子于耀及家人经过了反复商量。

尽管故土难离，不忍心离开祖辈经营了一百三四十年的家园，但为了家人安全及家族未来，决定举家搬迁。

终于在1941年冬天的一天早上，在从西向东的于家山沟里行走着这样一大家人。

呼啸的北风，纷飞的雪花里，有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他们的脸上充满着对新生活的企盼，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跋涉着。

一步、一步、步步艰辛，步步希望，仿佛在与美丽的雪花共舞，飘落在漫天遍野，最后他们来到了山下的赵石庄村。

四、五年后，于耀的两个儿子于凤舞、于凤山都分别在年仅十五、六岁时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先后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虽然下山了，但一家人还时常上山打理山林，因为于家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直到五十年代于耀的妻子韩氏响应国家的号召，才把祖辈经营了近一百五十多年的于家山交给了集体——赵石庄村合作社。

现在看来，尽管于家山于氏家族被迫无奈离开了世代生息繁衍的家园，但是这个关乎整个家族前途与命运的抉择还是英明的。

可以说，这是于氏家族第三次举家大搬迁。

这次搬迁是于家山于氏家族的大转折，奠定了以后家族走向外界，通达四面八方，实现了家兴丁旺。

于家人定居在赵石庄，虽说开始时有点艰难，但在山下生活方便多了，信息没有以前那样闭塞了。

于凤舞、于凤山兄弟俩在赵石庄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多了，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

1945年5月19日（农历四月初八）黄昏时，阳高二区区小队在区委书记吴建勋、区长刘靖、区队长任万带领下包围了赵石庄，一举端掉了村甲公所和大村公所。

八路军来了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登时有二百多贫苦群众拥集在伪甲公所，如见亲人，问长问短。

其中就有于凤舞兄弟俩及赵雨德。

时隔不久，在阳高县政府领导下，赵石庄村又召开了万人大会，成立集市。

在会上县长马云章、区委书记武建勋分别讲了形势、任务等问题，号召青年参军。

仅赵石庄一村统计，在开大会的前后，二十四名青年参了军，包括于凤舞、赵雨德、本家于继河等。

由于一是于凤山不够参军年龄，二是家人不同意让他去，他只好在村里担任民兵队长。

后在哥哥于凤舞及其他参加革命的同乡的感召和影响下，第二年一月终于背着家人参加了区小队。

兄弟俩在部队里听党的话，服从领导的安排，作战勇敢，相继建功立业。

解放后于凤舞从军队转业，在内蒙古包头市第二医院任党委书记、院长。

他在包头安家乐业，为后来于凤山的后代去包头创业奠定了基础，成为了于氏家族发展的又一个及其关键的转折点。

可以说没有于凤舞在包头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于凤山几个子女的今天。

话说于凤山随大军一路南下，渡过长江，解放南京、重庆、成都，进军西藏。

于凤山随部队一路翻越了二郎山（3437米）、雀儿山（4912米）、东达山（5100米）等十多座大雪山；跨越了大渡河、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天险急流；征服了冰川、沼泽、密林、泥石流等障碍。

最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机要交通干部。

于凤山于1956年从军队转业到西藏昌都，任西藏工委昌都分工委
（地委）机要交通局局长。

在1957年底1958年初，由于西藏当时的政治形势，再加上身体原因从西藏调回山西省雁北地区，由雁北地委组织部安排其工作。

雁北地委组织部领导找他谈话，组织上决定让他到山阴县任副县长，他不愿意去，想回老家阳高县，组织上没有同意，说领导干部尽量不要回本地工作，这样不利于开展工作。

组织上又动员他到大同矿务局某矿任党委书记，但于凤山还是不愿意。

其实，于凤山心里有一种老观念，想回家乡光宗耀祖。

最后组织部安排他回到家乡阳高县，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县常委），分管政法、信访工作。

正是因为他当初未听从组织安排，执意要回阳高，为自己后来的人生悲剧埋下了祸根。

在县委会召开的整风会议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别人都是不疼不痒地说几句，应付一下了事。

然而，于凤山给当时的县委第一书记提了一些意见，说他在生活上搞特殊化，一家人在县委食堂吃小灶等等。

第一书记表面在会上作了诚恳的检讨，但从此以后，对于凤山有了不小的芥蒂，在工作中处处刁难他。

眼不见心不烦，最后干脆安排他常年蹲点乡下搞调研，先后去过东小村、王官屯、鳌石、友宰等公社调研。

调研结束后，又回到县委会。

他已成了第一书记不欢迎的人，不希望他在身边，那个单位有事，就派他去处理。

先后在信访办、公安局等单位主持工作。

作为一名原西藏昌都地委机要交通局局长，现在好歹也是个副县级领导，整天被派来派去，成了县委“忙来用”。

基于此，于凤山心生怨气，给县委组织部写了个便条，目的是想让县委以后不要这样做。

便条的内容是：尊敬的领导，本人在县委工作将近四年，虽说是县书记处书记，但一直未实际履行职务，干得很累，如县委对我的工作有异议，本人可回家。

这本是一句带怨气的话，想促使领导改变原来的用人方式。

没想到第一书记的心腹组织部副部长把此便条交给了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作了同意的批示，又派人送到雁北地委组织部。

最后地委、县委以于凤山主动退职作了同意批示。

批复下来，于凤山欲哭无泪，原本是赌气，却正中第一书记下怀，稀里糊涂就被“退职”了。

1961年10月办退职手续时，领了1225.5元退职费。

实际，当时
不办手续，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他由于性格耿直，敢于直言，骄傲自满，不懂得官场之道，得罪了权贵，最后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家里人也跟着受苦受累。

【未完待续】
参考材料：
阳高县委组织部、人社局、档案局、县武装部等，于凤山（已故）、于继堂（已故）、于继文、张文、于团枝、任金连、于彪（阳高县档案局局长）、赵忠格（大同著名学者、原大同市政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