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1979—2009)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史研究备受学界瞩目。

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区域城市史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硕果累累。

尤其江南城市，以其发展的数量、规模及城市化水平等特点聚焦了众多学者的目光，特别是“江南市镇”研究，已成为城市史学中的显学。

有鉴于此，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历史学发展经验的过程中，笔者认为有必要专门对江南城市史研究予以总结，以促进学科的良性发展。

一、江南城市史研究概况
尽管历史上不乏记述江南城市历史的著作，但很难视为专门的研究。

民国时期（1925年）王謇的《宋平江城坊考》也许是最早研究江南城市（苏州）史的专著之一［1］。

20世纪中叶后，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过程中，对江南城市史有所涉及，而国内学者的研究则以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为切入点，尽管成果不多，但其中不乏精品力作，如日本著名学者宫崎市定的《明清时代的苏州与轻工业的发达》（载《东方学》第2辑，1951年）、傅衣凌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5期）等。

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历史学的复兴并渐趋繁荣，加之受国外城市史学的影响，中国城市史尤其是江南区域城市史研究日益受到学界关注，以刘石吉、陈学文、樊树志等人的明清江南市镇研究为发轫，江南城市史研究全面铺开并趋于深入。

据我们的初步统计，30年来已出版研究江南城镇史专著约50余种、论文近300篇，其中研究江南市镇的论文数占总数的60%左右。

综观已有的江南城市史研究，成果繁多，方法多样。

由于不同历史阶段江南地区中心城市发生位移，导致学界的关注重点有所差异。

一般而言，近代以前，学者多关注苏、
江南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1979—2009）
王卫平，董 强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江南区域城市史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但在研究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江南区域城市的历史作用与地位是不相称的，与江南区域史作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地位也是不相称的，因而需要广大同仁的进一步努力。

关键词：江南城市史；回顾；思考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0)04-0001-06杭等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及市镇研究，近代以后，则将研究重心放在晚清崛起的上海城市经济、社会变迁方面。

就研究对象而言，有侧重经济为主的城市商业史、城市手工业史等专题成果，也有以考察社会生活为主的城市生活史、城市人口史等学术精粹。

就研究方法而言，有单体城市的个案研究，也有从全局概览江南城市发展的整体研究，更有学者进而探讨城市与其腹地的经济互动。

就研究群体而言，不仅有孜孜不倦的大陆学者，还有台湾及海外学者的广泛参与。

正是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江南城市史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日益成为历史学中的显学。

第一，江南城市史史料整理工作受到重视，并陆续刊印。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陈学文先生所作出的贡献。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陈先生即致力于江南城镇经济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工作，先后编印了《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1985年）和《湖州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1989年），惜未能公开出版。

但这是学界较早有意识地整理江南城市史资料的成果，值得肯定。

1980年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撰《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981年苏州历史博物馆等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998年苏州大学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时期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成为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的重要资料。

这些辑录的碑文涵盖苏州、上海历史沿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翔实史料，内容涉及苏松太地区的城市变迁、工商业发展、会馆和公所经营情况，乃至于城市管理、社会治安、文化教育、市民生活等众多方面。

历史上遗留至今的江南州府县地方志书及文人笔记，
收稿日期：2010-01-04
作者简介：王卫平（1962— ），男，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江苏省吴文化研究基地，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董强（1984— ），男，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u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2010年7月第4期Jul.2010No.4
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现大多亦被刊印或重印。

这些宝贵的史志资料，对于我们了解江南城市发展的历史演变与总体态势、研究具体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代表者除大型方志丛书《中国地方志集成》外，还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江苏地方文献丛书》8种、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苏州文献丛钞》上下册等。

第二，江南城市史研究成果日趋丰盈，先后发表、出版了一批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和专著。

影响较大的如段本洛等《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卫平《明清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张海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熊月之《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学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南宋城镇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马学强《从传统到近代：江南城镇土地产权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张忠民主编《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与城市综合竞争力》（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

此外，市镇研究方面的专著也不少，代表作有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与《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陈学文的《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和《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朱小田的《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包伟民主编的《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等。

台湾及海外学者的研究也取得重大进展，并发表了一系列水准较高的学术论著。

如台湾学者刘石吉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赵冈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川胜守的《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1999年）、森正夫主编的《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历史学与地理学的结合》（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以及美国学者施坚雅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林达·约翰逊的《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

上述专著的内容相当广泛，既有专题性质的，也有通史性质的，涉及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

第三，举办江南城市史研讨会，加强海内外学术交流。

1986年值苏州建城2500年之际，苏州市召开了“建城2500年学术研讨会”。

2003年7月、11月，浙江师大、华中师大先后在浙江金华、湖州主办了“江南城市化进程与文化转型学
术研讨会”和“中国江南市镇国际学术研讨会”，前者还出版了《江南城市化进程与文化转型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论文集。

在江南城市史研究的专题学术会议中，上海史研究最为活跃。

1988年9月，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上海：通往世界之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上、下卷。

1991年10月，上海研究中心主办“城市研究与上海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学者们就上海城市研究的学术史、近代上海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等多个议题展开激烈讨论。

1993年8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美国康奈尔大学联合主办的“城市进步、企业发展与中国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会议以上海近代工商业发展为主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会后出版了《城市进步、企业发展和中国现代化（1840—1949）》（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一书。

2003年12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合办了“上海开埠1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涉及的议题包括百年来上海社会变迁、市民生活、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文化演进等多个主题。

2006年9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还筹办了“中国城市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就城市社会史、文化史等多个主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2］。

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对推动上海城市史研究乃至江南城市史的学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主要研究成果述评
统观上述，我们大致可了解三十年来江南城市史研究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取得的丰硕成果。

由于成果众多，且学者们在资料处理、理论架构、学术风格、研究观点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差异或争议，笔者在此不能穷其全部予以介绍，故只能分议题略加评述。

（一）江南城市经济史
江南城市经济史是学界最为关注的领域，发表的著作和论文也较为丰富。

1.资本主义萌芽。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成为中国史学界最受关注的热点之一，被誉为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

而学者所提供的论据大多与明清时期的江南城市密切相关。

虽然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迄今没有平息，甚至更趋对立，但对于江南城市经济史的研究，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后，吴承明发表《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3］，并著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2003年），这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集大成者，代表了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最高水平。

他通过对包括苏州、杭州在内的城市工商业的分行业考察，认为16世纪后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并在不少手工行业、农业中持续发展，“说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中断’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

虽然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得到广泛的响应，但反对者亦不少见。

李伯重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情结”无非是民族情感与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的撞击，
但不主张给“资本主义萌芽”扣上“假问题”、“伪概念”的帽子［4］。

他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是建立在英国模式基础上的，通过英格兰与明清江南的对比，指出即便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也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近代工业革命［5］。

杨师群将西欧与江南对比后，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以城市为核心的组织齐备、发育健全的社会系统。

他考察了自由城市与雇佣劳动者、城市政治制度与市民斗争、商品经济与市场开拓等众多方面，发现明清时期的江南城镇根本不可能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6］。

唐文基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和近现代工业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谓“英国模式”和“江南道路”只是中、英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同途径［7］。

在海外研究中，美国加州学派的成果及影响最大。

弗兰克、彭慕兰、黄宗智等学者突破传统研究范式，将明清江南置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广泛的探讨，这些无疑对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8］。

2.早期工业化。

李伯重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中主张，江南地区早在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工业经济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重日益提高，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区，城市中的手工业开始向早期工业化转型。

他认为在江南城市经济中，轻工业占据主要的地位，称之为“超轻结构”型经济。

在《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三联书店2003年）中，他通过对苏州棉纺业、丝织业等行业的考察，认为明清苏州城区的面积大小与手工业发展规模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樊树志考察了明清江南市镇中丝织业、棉纺业的发展情况以及市镇雇佣工人群体及劳动力市场，提出明清江南市镇出现了“早期工业化”［9］。

3.行业研究。

依据不同行业的发展对江南城市经济进行考察是学者们通行的研究方法。

（1）棉纺织业。

段本洛等的《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分阶段、分门类系统考察了从1522—1956年苏州棉纺织业、丝织业及其他手工行业的发展演变。

张海英以松江棉纺织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明清江南地区棉花市场的分析，认为江南棉纺织业的发展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导致江南商品经济由盛到衰的必然结果［10］。

（2）丝织业。

范金民的《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考察了江南丝织业从秦汉至明清的发展概况，并分析江南作为丝绸业中心地位的原因。

张海英将海外贸易与近代苏州地区的丝织业发展相联系，指出清末民初江南的纺织品并没有因为通商而出现大幅萎缩，反而因海外市场的开拓刺激了丝织业发展［11］。

（3）商业与市场。

范金民的《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通过对江南商品的生产、流通、市场及江南商人商帮的研究，为我们描述了明清时期江南商业发展的概貌，理清了商业兴盛与江南城市之间的关系。

他还考察了地域商人与江南市镇经济之间的联系，认为江南市镇的发展与地域商人的活动是密不可分的［12］。

陈学文在《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明确指出：“城市和市镇都离不开市场，市场则依存于城镇”，“明清江南的城镇乃是市场的载体”。

通过对太湖流域商品
市场各要素的综合考察，认为明清江南的市场分布呈网络化，市场网络体系十分严密，城乡多级市场结构已经形成，社会经济运转已构成一个整体，开始向市场经济轨道转化。

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年）则从江南市场的内部要素、与全国市场的联系及与世界市场的沟通等方面，总结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市场的总体特点及发展趋势。

4.城市化。

江南城市化是学者较为关注的领域。

陈国灿考察宋代江南城市经济的发展，推断江南在宋代已出现了“早期城市化”，并形成了“城乡互动型城市化”［13］。

王卫平分析江南城市工商业发展及城市人口比率，认为明清时期的江南是全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但也存在诸多局限［14］。

黄宗智则认为清末通商口岸的开辟，不仅客观上促进了江南新工业的崛起，而且推动了江南近代城市化的兴起［15］119-120。

（二）江南城市社会史
城市社会史研究总体上呈现角度多、涉及面广、视野新颖等特征。

关涉的主题有城市生活、城市人口、城市管理、慈善公益事业等。

1.城市人口。

人口史是学者较关注的领域。

因为城市人口的多寡不仅是城市工商业发展的体现，更是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有学者通过田赋、地方志等史料来推断各历史时期江南城市人口的总体水平，虽然在数据精确上有待商榷，但这项工作本身就弥足珍贵。

还有学者将视野专注于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府城人口演变，苏州的城市人口变迁就是学界的关注焦点。

明清时期苏州城市人口的数量，刘石吉估计16世纪末府城人口有50万人［16］。

曹树基估计明代后期苏州城居民可能超过50万人［17］310。

王卫平估计在康、乾时期约为70万、嘉庆年间高达百万以上［18］。

李伯重认为明清以来三个世纪中，苏州府城的人口大约增加了一倍，从50万左右增加到100万左右［19］。

曹树基考察清代江苏城市人口数量后指出，清代后期江苏城市人口数量变化不大，但人口总量却较清代中期有所减少，故城市化水平略有提高。

他进一步指出清代江苏的城市化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由城市人口的多寡来决定的，而是由区域总人口的数量来决定，并以此推断施坚雅有关19世纪中国城市人口的研究缺乏可靠性［20］。

吴建华的《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则运用人口历史学与历史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论证明清江南人口与江南社会相互作用的关系，探寻人口与社会相互平衡的内在规律［21］。

2.慈善事业。

王卫平通过苏州及市镇慈善事业的考察，指出清代江南的慈善事业趋于兴盛，江南城市中的慈善活动以官僚和士绅为主体，而工商业者亦是不可忽视的力量［22］。

台湾学者梁其姿系统的考察了明清江南城市中各类慈善组织的产生、发展及演变过程，尤其对慈善组织的教化功能进行了探讨［23］。

日本学者夫马进通过明清江南慈善组织的分布、演变及经营状况的考察，认为慈善组织在城市近代化及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等诸多问题上发挥着积极作用［24］。

小浜正子则将目光定格于民国上海慈善机构以及公益团体的
源流、沿革与功能，探讨了上海民间慈善事业向近代化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25］。

3.城市管理。

陈国灿通过南宋时期江南城市中的防火救火、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考察，提出南宋江南城市公共事业有长足进步，并形成了一系列完善的制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江南城市社会管理开始走向成熟［26］。

王卫平认为，江南城市由于行政规模等级的不同，在社会治安管理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有所区别，通过对明清苏州的考察，认为苏州的城市社会管理在治安、防火、环境保护等方面表现相当突出。

［27］
4.市民生活。

王家范的《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通过对江南城市市民高消费的探讨，折射了明清江南城市工商业的发达以及市民心态的转变［28］。

陈国灿的《论南宋江南地区市民阶层的社会形态》，通过考察南宋江南地区市民阶层的职业、地位及贫富等要素，探讨新兴市民阶层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29］。

冯贤亮《明清江南的富民阶层及其社会影响》，认为明清江南城市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除地方政府有效控制的原因外，更在于士绅、地主、商人、富户等地方中间阶层所起的作用［30］。

赵世瑜、朱小田及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等探讨了市民民俗与江南社会之间的关联［31］。

学者还从江南城市文化发展的整体角度，提出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史上的“江南现象”。

武廷海认为江南城市文化无论是经济性、人文性、都市性都是中国城市文化中的典型代表，堪称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奇峰［32］。

（三）江南城市的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是江南城市史研究中的主要方法之一，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就是从单个城市起步的。

1.苏州城市史。

以王卫平的《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和张海林的《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最具代表。

王卫平通过对苏州城市发展的背景、城市与市场体系以及城市社会、市民观念等方面的考察，探讨苏州城市化程度，并总结了苏州作为明清全国中心城市地位的巩固与丧失的原因。

张海林考察苏州城市的现代化转型，探讨了晚清苏州商业变化，他认为近代开放格局对苏州等传统城市造成了巨大冲击［33］。

2.上海城市史。

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是上海城市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该书分为15卷，叙述上起史前时期下至当代的上海城市变迁与发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方面，并附有中外学界对上海史研究的动态。

马学强剖析了近代上海迅速崛起的原因，指出上海的成长是借助、利用或调集江南地区的各种资源所产生的结果［34］。

此外，金普森、陈剩勇主编的《浙江通史》对研究杭、嘉、湖地区城市变迁与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推出的“杭州历史丛编”凡6册，以专题的形式对自古至民国杭州城市各方面发展情况进行了描述与探讨。

（四）市镇研究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明清时期，县级以上城市的数量已经不再增加，城市化的方向转到了市镇，而江南市镇的发展尤其令人注目。

但是，在中华帝国晚期历史上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江南市镇，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受到了不应有的冷遇，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发表研究江南市镇的系列论文，并于1987年在大陆出版《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一书，才打破了江南市镇研究的沉寂局面。

从此以后，明清时期的江南市镇研究异军突起，成为江南区域史、城市史研究中的显学，取得了不凡的成果。

陈学文是大陆较早关注市镇问题的学者。

早在1981年即发表了相关论文，其后更长期从事市镇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并以此为基础，以个案的方式开展研究，先后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并结集出版了《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与《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二书，在此基础上又撰成《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一书，提出了不少异于传统的观点。

从总体上对明清江南市镇进行把握并取得重要成果的是樊树志先生。

他积多年之功先后完成了《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及其增订版《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二部专著，其最大特色在于强调市镇的网络体系及其在乡村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陈忠平曾就江南市镇问题发表过系列论文。

与众多学者关注于明清时期、从经济史角度切入的视点有所不同，朱小田与包伟民则讨论了近代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

朱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一书，不仅讨论了近代江南乡镇现代工业的成长与市场体系的发育问题，还比较关注乡镇生活的转型，展现了乡镇社区权力结构、乡民闲暇生活、乡村教育、民俗生活等方面的面相。

包伟民主编的《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也以近乎一半的篇幅论述了近代江南市镇的镇区形制特征、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问题。

此外，一些专业性质较强的江南巨镇如盛泽、南浔、濮院、乌青等市镇也聚焦了众多学者的目光。

（五）区域城市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是城市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江南城市史的比较研究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将江南城市与中国其他地域城市进行对比，探讨中国不同地域城市发展的模式。

张海英考察明清江南城市手工业与华北城市手工业后，认为江南手工业品在明朝独树一帜的局面被打破，各区域经济体已出现更高层次的经济交流［35］。

王玉茹对近代江南市镇和华北市镇进行了比较研究，揭示各自具有的特点［36］。

唐力行、杨春雷等对江南市镇与明清徽州市镇进行比较，探讨江南、徽州市镇的差异与互动关系，以及不同自然人文条件下市镇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关系［37］。

许檀将江南经济圈与珠三角、华北平原、长江中上游、边疆等经济圈作比较，认为江南城市经济形成了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与丝、棉纺织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市镇经济已成为江南经济最具特色的现象。

她通过对众多地域经济结构的比较进一步指出，江南经济的发展不仅有赖于自身的发展，而且与外部市场条件休戚相关。

明清时期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商品流通已大大加强，也正是由于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商品流通的扩大，才使得各区域可以扬长避短、分工互补，进而形成各自的经济特色［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