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下山

《道士下山》：陈凯歌作为“第五代”的洄游与谢幕

一、洄游：再现人性欲望的体查与反思

2015年10月4日，戴锦华携自己最新电影专著《昨日之岛》做客思南读书会，她在和与会人员交流中尖锐的批评道：“《道士下山》对我而言就是新一轮如何更烂的比拼，在我看来，陈凯歌不是求爱一样地来讨好大家，而是趴在地上，舔大家的鞋底，说拿钱来吧，我在娱乐你们。”涉及为迎合商业消费语境而将复杂的中国古典文化以一种简单形而上的方式混杂在大众消费性质的商业化叙事中的电影《道士下山》，似乎又复现了“第五代”导演难逃商业片失败魔咒的一贯历史情形。影片中，情节的断裂、亵渎“性”与“情”的奇观场景、文化表达的含混与倒置都成了为人诟病之处。诚然，虽说以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成为中国商业电影的拓荒先驱，但回溯电影史，“第五代”在诞生之初其思维根基和社会语境便和当下消费商业奇观相去甚远，为了迎合商业电影的历史语境，他们将深入骨髓之中的对于人生探究的焦虑和现代主义的表达和商业性氛围和趣味混杂，高蹈的追求和难以压抑的欲望和追逐的混杂。这些混杂让他们的电影无法把自己的故事的含义厘清，当然这一切似乎也无法厘清。回到本片，影片其实是借道士何安下的他者视角窥察和反思“情”（崔道宇家庭内部乱伦的情欲关系），“义”（太极门内部的争斗）事件中人性赤裸裸欲望，这样的主题并不新鲜，在“第五代”早期的作品中，他们往往在东方化的民俗空间里展现原始而又复杂的人性情感和欲望。而不同的是，当年无论是《黄土地》还是《红高粱》都是这样的肯定欲望的正面性的电影，到了陈的《霸王别姬》和张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欲望仍然是积极的力量。对于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从文革时代走出，经历了一个禁欲的青春时代之后，很难不把最初的作品作为欲望的宣泄载体。《黄土地》翠巧的出走到《红高粱》中的那片高粱

地里的野合都是欲望的正面的力量。但在《道士下山》中，欲望这种“一体两面”的事物的负面得以体现。“情”和“义”事件中所展现的人性欲望是对人灵魂的扭曲，崔家灭门，太极门内部的自相残杀传递了导演那种对于欲望不可控的困惑和焦虑，可以说在理论形态上，这种人性探索极为严肃与超尘拔俗，回归了“第五代”发端时的影片思想深度。只不过，陈凯歌像大杂烩般地把娱乐搞笑的荒唐桥段和探寻人性欲望的冷峻混杂在一起，消解了文本深度，语义传达上变得似是而非。

二、谢幕：“第五代”与青年群体——传达与接受的错位

有人说，“第五代”导演的商业电影缺乏故事的精彩性，并不能有足够吸引力吸引青年群体观影消费。而《道士下山》，既有满足人窥视欲的“情爱”纷争又有激烈而又神秘的武打奇观，故事可谓扣人心弦，然而又如何呢？无论从口碑还是票房来说，均差强人意。票房刚过4亿，毋庸说与2015年暑期档的《捉妖记》18亿票房纪录相提并论，与《煎饼侠》10亿、《大圣归来》7.9亿的票房成绩相比，也是相距甚远，在口碑上甚至输于在同一时间上映的尔冬升小制作的《路人甲》。和第五代诞生之初相比，中国电影的格局形态已经不可同日而语。陈凯歌所代表的“第五代”的影响力日渐式微。电影市场由的三四线城市观众和80后90后的都市中产青年观众所支配着。他们往往青睐那种关乎自身的本土青春怀旧电影和“好莱坞”式的拥有非凡的感官的奇观的电影。他们是今天的电影赖以存在和爆炸性增长的主要力量。这个市场里，“第五代”的位置已经变化，年轻一代的观众和三四线城市的观众对于“第五代”的电影并没有如文艺片的精英化观众那样熟悉。陈凯歌和他的电影其实已经面对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电影环境。当所谓“男色”“女色”和“综艺娱乐”用一种完全不同的中产性的时尚文化包装和升华起来的欲望展现在人们面前时，当一种光鲜亮丽

优雅的时髦文化而并非粗俗暴烈的低俗的文化在大行其道时，《道士下山》对于欲望的思考未必能够抓住中心，也失掉了焦点。他们想象的欲

望是粗俗凶悍的，但其实这些都是当下的优雅和清新的时尚和暧昧的复杂微妙的表达的混合。他的变化和坚持都难以在这样一个电影市场上取得期望的成功，但毕竟是最近已经开始淡出的“第五代”的一部重要的电影。这是“第五代”的辉煌的一个余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