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写作规范与指导

杨玉圣：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时间:2009年11月8日非常荣幸有机会能够来到民商经济法学院，和这么多优秀的大多数比我年轻的将来的法学精英来探讨学术规范的问题。

王院长一周以前打电话给我，让我给大家讲一讲“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的问题，我不知道海报上是怎么写的，我今天把它反过来，叫做“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个人认为，论文写作尤其是在座的各位民商法、经济法的论文写作，我一点儿发言权也没有。

我本人是搞历史的，跟你们现在最热闹、最时髦、最红火的民商经济法是完全不沾边的。

我刚才听学院研究生工作办的于红老师介绍，民商经济法学院的博士生、硕士生是全校最多的。

能够通过这么一个讲座和这么多的博士生、硕士生探讨问题，这是我今天愿意来的主要原因。

客观一点讲，我不是讲这个题目的最合适的人选，特别是对法科的学生而言，比如北大的贺卫方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梁治平教授、现在是吉林大学教授的邓正来先生，他们都是在国内最早倡导学术规范的著名法学学者。

如果他们来讲这个题目，比我来讲要更地道，因为他们都是搞法学的，并且都是法学界的栋梁。

而且，我相信因为他们是法学界的名家，所以如果他们站在这里讲，大家会更加容易认同。

我这个外行讲，可能大家会有一个怀疑的态度。

没关系，外行就讲外行的话，内行就听听，看看能否引起大家的一点共鸣。

除了刚才我提到的贺卫方、梁治平、邓正来这三位法学界的学者之外，讨论学术规范最早的还有北大的陈平原教授、林毅夫教授、刘东教授等，也包括我们法大的方流芳教授。

也就是说，十多年前讨论学术规范的时候，他们大多是我这个年龄段的，40岁上下，当时在学术规范讨论中，我是他们的小兄弟，可能是年纪最小的，但十多年过去了，我也老大不小了！邓正来先生在发起了学术研究的规范化和本土化讨论之后，特别是1998年《中国书评》停刊之后，他主要转向了哈耶克的翻译和研究，陈平原教授主要转向学术史研究，梁治平教授主要转向法制史研究，卫方教授转向了司法制度改革的研究，而我呢？傻人有傻福，一直坚持下来。

除了和张保生先生共同主编《学术规范读本》和《学术规范导论》外，还参与起草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并发起筹办了“首都中青年学者学术规范论坛”，草拟了《关于恪守学术规范的十点倡议》。

论年龄，我感到自己确实是老大不少了，比在座的大多数都要大十多岁，但还保持“童言无忌”的特点，是优点，更是缺点。

有些话，他们那些功成名就的人不便于说，那就由我来说，因为总得有人当主角，有人当配角，还得有人扮丑角——比如本人。

今天，我主要是围绕学术规范的基本问题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我讲五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学术规范，也就是为卫国院长讲的学术规范是学术的生命线做个注解；第二，从学术积累、学术交流和学术创新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第三，讲讲学术荣誉、学术责任和学术义务的内在关系；第四，简单谈一下如何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最后，就学位论文写作做最简单的说明。

讲座的时间大概是一个多小时。

一为什么要讲学术规范“学术规范”这四个字，通过2004年学者们的努力，还有教育部的推动，作为一个概念、一个名词，大家应该不陌生了。

原因就在于报纸、刊物、网络等作为主题讨论了很长时间，通过百度也好、google也好，搜索一下“学术规范”，会发现有几万条，当然这里面有很多重叠，还有很多只是涉及到这几个字的。

但不管怎么样，在十多年以前的时候，学术规范还只是极少数的中青年学人的边缘话题（大概二三十个人在那里说），但现在不同了，你说我说他说，众声喧哗，异口同声。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一件事情要想让大家知道、认同，并且转化为自觉的行动，需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曲折历程。

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人这么多，情况这么复杂，在别的国家容易办到的事，在我们国家往往是难上加难，难乎其难。

不过，就学术规范这个话题来讲，比我当初想像得要好，至少学界内外对学术规范的认同的时间要比当初预想的要快得多。

就像卫国院长讲的，学术规范是学术的生命线，是我们这些学者的生命线，为什么？因为它是学术之所以能成其为学术、学者之所以是学者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

我们有句话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这是我们的古话，早就有人说了，而且我们大都耳熟能详。

这个“规矩”，放到学术语境里，就是学术规范。

现在我们在城市里面都知道有交通规则，学术规范说它深奥，它很深奥，说它简单，其实也不复杂，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学术研究中的红绿灯。

不过，大家也知道，尽管红绿灯已经在中国有百年历史了，但无论是行人还是司机，闯红灯还是司空见怪的。

在座的，包括我在内，大概没有一个没闯过红灯的。

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包括步行，包括骑自行车，包括开车，似乎都可以闯；许多司机还知道哪里有摄像头，有的话，就停下来，没有就闯过去，红绿灯形同虚设。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体验。

其实，学术研究也是这样，大家都知道有红绿灯，都知道有不少最基本的规范，但总是有一种侥幸心理，似乎能闯红灯就闯，而且闯了也白闯。

刚才，我听于老师讲，去年民商经济法学院有一个博士生没有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据我了解，北大的历史学系、中文系的博士论文答辩，要先预答辩，再正式答辩，预答辩可能要刷下五分之一左右甚至更多，有的博士生感到惶惶不可终日。

他们觉得很亏，因为在别的学校拿个学位很容易，而在北大中文系、历史学系现在却变得越来越难。

我跟这些朋友讲，表面上是吃亏，但实际上是获益，因为你获得的将是名副其实的博士学位！就像卫国院长讲的，一个名牌大学培养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硕士学位获得者，能不能是“信得过”产品、能不能是“免检”产品？我觉得这将是判定一个大学是否真正是名牌大学的主要标准，也是判断某一个专业是否是王牌专业的主要标准。

现在的情况还是以数量取胜，比如政法大学，不管怎么扩招，也不可能跟那些巨无霸式的大学相比，比如华中科技大学有6万人，而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在数量规模上更是望尘莫及；再如，像我们这个大学，无论怎么盖大楼，也盖不过清华、北大，因为国家为这两个大学每年多开十多个亿的小灶。

但是，我相信单纯靠规模而不顾效益、强调数量而忽视质量的情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在中国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人才市场和学术市场，即将实现从规模到效益、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型。

哪个大学在这个转型中把握住了机遇，也就在就业市场和学术市场中占据了发展的先机。

以法科为例，比如民商法、刑事诉讼法，我们政法大学能否培养出品学兼优的学术新秀？我们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获得者能否成为政法大学名副其实的“拳头产品”和“免检”产品？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卫国院长提的问题，可谓切中时弊，决非无病呻吟。

十年前，硕士学位获得者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还是不难的，包括在北京。

十年后的今天，硕士学位甚至博士学位获得者，包括学法学的，想找到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已经不容易了。

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多，但十年来硕士生和博士生急剧扩招的结果，确实是泥沙俱下，大家都有硕士、博士学位，都要找工作。

北京本地的找，外地的也来北京找，就造成了这种硕士毕业难就业、博士毕业就业难的“人才过剩”的形势。

我想，再过五年八年，单纯有个高级学位已经不灵了，而是要看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是哪个系科毕业的、导师是谁，这三个因素的作用可能会更重要了。

为什么？就像我们的许多产品不过关一样，我们培养的有高级学位的人才，事实证明，也有不少不是放心产品。

我举一个例子。

十年前，在一批学界前辈的指导和支持下，我编了一套《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选的是1981-1994年的博士、硕士论文，共200篇。

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担心过这些论文会有抄袭剽窃的问题，而事实也证明这200篇论文在学术上基本上是信得过的名牌产品。

这套书在1998年初版，浙江教育出版社第二年就重印了，反映不错，于是他们就请我负责编辑该书的续编，主要是选收1994年到2000年的优秀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也选一部分1994年以前的），在专家推荐、作者投稿等多种方式初选的基础上，我最后选了150篇，当时我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低水平重复和抄袭剽窃的问题。

大家知道，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特别是名牌大学的学位论文，从道理上讲，应该是免检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学位论文，既有导师的指导，又有作者至少一年多的时间所作的呕心沥血的努力，还有外部的专家评议、内部的专家答辩，校学位委员会把关，最后还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关授予学位，按说学术质量应该是放心的。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比如，本来我准备收录一篇中国人民大学获得2000年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选的“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作者也同意授权，并把论文电子文本传给了我，但我在编辑加工的过程中却发现了一个问题——注释问题。

这位作者采用的是芝加哥注释模式，比如说，他在行文中注明是“弗里德曼 1959：98”，但是，在后面的参考文献中却死活找不到对应的相关文献，我估计这可能是张冠李戴了，也可能是把转引变成直引了，并且还不止一处。

后来我就对作者说必须修改，否则体例这一关就过不了，但作者说当时正在搬家，没有时间改，那我就说对不起，抽掉了。

《文库》（续编）已经在最近出版了，但到现在我还如履薄冰，因为从1994年到2000年的时候，学风问题已经越来越不好，2000年之后就更加严重。

在座的，除了原来是政法大学的学生外，可能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兄弟院校，包括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讲，包括北大在内，没有一个高校的教师没有发生过抄袭剽窃的问题的，没有一个高校的学生不存在抄袭剽窃的情况的。

有人问：你为什么总是跟抄袭剽窃过不去啊？大家都是学法律的，一定都知道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的就是智力劳动成果。

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不能抄袭剽窃别人的劳动成果，但就是人民大学的一篇研究知识产权的博士论文，恰恰被证明是抄袭剽窃的，这位老兄后来到北大做博士后，因为东窗事发，只好把他除名了。

学术剽窃现象的严重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

我本人是2003年到政法大学来的。

上学期第一次开课，叫“美国历史与文化”，有78位学生选了这门课。

对此，我很知足。

政法大学的本科生的生源是非常好的，学生热情也很高，从大一到大三，各个学院都有。

我从一开始就强调：这门课推荐18本参考书，随便读其中的一本所获得的知识和信息量都要比听我一学期的课收获多，那么，我怎么知道你读过这本书了呢？于是，我要求每个人写一篇读书报告。

这份读书报告的水平可高可低，但无论如何不能抄袭别人的。

但是，结果却有20%以上都是原封不动从网上当下来的。

对于这种情况，第一，我感到很吃惊；第二，我觉得自己非常失败。

大家可能对我不是很了解，我从1981年起读本科学的就是历史，1988年起在北师大教美国史，在这个“稀饭大学”教了十五年书，但从来没有遇到过学生在我的课上大量抄袭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