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世性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从普世性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余艳1（陕西理工学院，陕西汉中，723001）[摘要]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选择，历来有国粹主义、全盘西化论、中西调和论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理论。

但这三种文化理论都有其局限。

因此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上，应该选择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内生或内启方式。

这种内动力重启的依据在于传统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普世性（普适性）。

这种普世性使其很容易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契合，发挥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普世性；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一要研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首先要厘清的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含义。

我们认为，所谓“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共有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线的、涵括其他各种不同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的构成体系。

①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线，但传统文化不等于儒家文化。

传统文化的外延比儒家文化要宽泛，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特征，而儒家文化则仅仅是民族思想文化形态中的一种而已。

传统文化除儒家文化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墨家文化、名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

这些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传统文化的形成、民族心理素质、风俗习惯乃至人们的思维、行为、生活方式等。

比如墨家的“兼爱”、“尚同”思想，道家提倡的自然无为、逍遥羁放思想情趣和人生态度，千百年来不也是中国人民热情追求和憧憬的理想目标？这些思想意识对中国国民影响影响颇深，在意识形态上往往成为儒家文化的补充结构。

这些内容不同、类型相异思想文化与儒家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吸收、融合，共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现代化：不发达社会成为发达社会的过程和目标。

作为过程，其首要标志是用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生产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结构及政治意识形态亦随之出现变化（其标志为政治民主、工具性主义和科学精神、社会流动和现代化人格）。

作为目标，它一般指以当代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的先进技术水平、先进生产力及消费水平。

可见，传统文化是一个文化范畴，现代化从其定义上看则更多是指一个经济范畴，是一个经济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应经历这样四个阶段：物质层次----制度层次-----风俗习惯层次----思想与价值层次②（当然后二者也常被合并）。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已经到了第四个阶段。

自戊戌变法以来，中国几代思想家殚精竭虑，苦苦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却没能达成一致的见解。

建设现代化新文化，问题突出表现在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上。

在文化转型的选择上，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学术思想界围绕“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关系问题，努力寻找中西文化的结合点。

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章太炎的“国粹主义”到“现代新儒学论”，各学派辩难攻错，但通过纵向比较分析，各学派观点只要是在“中国文化----西方文化”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就无法超出国粹主义、全盘西化论、中西调和论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理论。

国粹主义认为，传统文化是一笔丰厚的财富，可以原封不动地拿来指导现实生活。

在这种观点看来，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困难、矛盾以及价值失落和价值错位，只能靠传统的恢复来拯救。

全盘西化论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没有与现代化内在要求相一致的内容，它是压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一个沉重包袱，不仅毫无价值可言，而且还是现代化的严重障碍，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从异质文化亦即西方文化中汲取力量，因而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文化转型即1余艳（1979-），女，陕西南郑人，陕西理工学院经法学院社科部讲师，西北政法学院哲学研究生。

以西方文化模式代替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

中西调和论即在中西文化二元对立中主张中西融合。

此三种倾向，在中国现代史上常常是此消彼长，交替出现。

笔者认为全盘西化以西方文化为文化变革的目标和价值取向的思想，在逻辑上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导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和扭曲，从而使社会的价值标准失范、行为失衡，使人们赖以解释自身行为的文化根基发生动摇。

过度贬抑传统文化势必导致几千年悠久文化传统中的许多精华连同糟粕一起被否定掉、抛弃掉，这必然使中国文化丧失吸收和整合外来文化的基础及可能性，这种代价和损失任何民族都承受不起。

在文化变革中的另一选择是主张立足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中固有内容有选择的与西方文化所崇尚的人权、平等等基本理念进行中和，即中西调和论。

这种思想是以西方文化为标准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以中适西，“中体西用”为其代表。

其痼疾在于不愿承认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本质差别。

这种二元文化模式必然导致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价值选择上的无所适从。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农耕时代的匹配物，而“国粹主义”武断地认为传统文化中的所有内容都是精华，可以原封不动地拿来指导现实生活的观点，显然是有其根本缺陷的——忽视了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原则。

以上三种倾向都有其弊端，因此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上，我们应该选择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内生或内启方式，即重启传统文化的内动力，使其焕发勃勃生机。

这种内动力重启的依据在于传统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普世性（普适性）。

二传统文化价值的普世性并不是意味传统文化具有普遍适用性（即不是仅仅适用于个别人、少数人甚至大多数人，而是适用于所有人）、普遍永恒性(不变性)，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命题(普遍必然判断)。

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普世价值的内涵的话，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价值观。

作为普遍价值的“普遍”本身像前面所分析的不是一种绝对的“普遍”，不是针对所有人，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的，即不是一种“事实的普遍”（可以通过经验的观察和归纳来验证的普遍性），而是一种“价值的普遍”；是一种表述上的“应当的普遍”。

③它不像事实的普遍性命题那样要受到事实的限制而有可能被经验证伪，它确实是不好证实或证伪，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表述的普遍性”。

这意味着这种普遍性并不是客观地普遍性，而是一种语言上或陈述上的普遍性，简言之，是个体想当然的普遍性，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因而，这类普遍性命题只能为特定的文化所认同，有时甚至只能为自我所认同。

因此，作为普遍价值的一种形式(最高形式)，普世价值的建立必然受价值普遍性自身逻辑特性的限制，不能指望它在价值上获得很高的共识，而只能是“少数的、低限度的”。

因而，这种普遍性是涵容着主体不同体验的具体普遍性，是一种允许接受和理解上有差异的普遍性，在理解上达成一种完全一致的、为所有人所认可的共识是不可能的。

这种状况也说明普世价值只能是一种“低线价值”，它只能以降低它的下限来求得它的普适性。

底线越低，普世性越强。

只有当我们这样去理解普适性的时候，才能找到普适价值。

当我们说传统文化价值具有普适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它的。

从传统文化的内在机制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多数内容都具有成为普适价值的内在特性。

其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主体具有全人类性。

从一般意义讲，价值属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范畴，即主体需要和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特定关系。

从特征上看，主体性是价值的根本特征。

因为，价值实质上是由主体需要提出来的，主体是价值的原点、动因；衡量某物是否有价值及其价值的大小的标准(尺度)并不在于客体及其属性本身，而在于具体主体(的具体需要和利益)。

因此，“谈论任何价值的时候，都不仅要指明是‘什么事物的价值’，尤其要明确指明是‘对于谁’(以及哪一方面)的价值”。

④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讲天人关系，还是讲“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物关系，还是在论及人人关系时所涉及的主体------人，都绝非是指个人、家庭、阶级、民族这样的具体的、狭隘的人或人的集合体，它所指的“人”是指人的整体。

无论是儒家的“天人合一”还是法家“天人相分”讲的都是整个人类与之相对的自然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还是墨翟“兼爱”也都论述的是整个人类族群间人与人的相处之道。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主体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即超越了具体主体的“类主体”。

所谓“类主体”或“人类主体”是指：人类在整体上有必要、并且能够成为一个有相对独立意义的、权利与责任统一的现实主体，使整个人类能够像一个人一样地进行判断和选择。

这样的主体实际上是一个最高形态的个体，即它不是各个个体主体形态的总和，而是由最普遍共同性而构成的一个整体性的主体形态。

其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内容具有底线性特征。

普世价值不可能是全球所有民族和国家中所有的人在全部的价值观念上高度趋同的人类价值体系，而是一种“底线价值”，即在“最低的最大化”基础上达成的基本价值共识。

它是在最低限度的基础上共同遵循的具有最大普遍性的价值原则。

这是由普世价值的主体性特征和普遍性特性所决定的。

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价值内容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想价值追求，是一种各家各派对天人关系、人际关系等的一种理想追求，比如儒家的“君子人格”就是儒家关于最完美的人格的设想；另一类价值追求则重在规范道德伦理关系，重在应用，因而是较易实现的，它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为人处事的一种规范，这种规范是人们在生活中必须遵守的，因此其内容是一种低层次要求，比如孝、悌。

前一内容是理想，是人们对生活对自我的更高要求，这种理想状态当然可以穿越时空存续；后一类因其限度低，就可以成为底线的、具有最广泛适用性的、可接受性的普遍价值原则。

其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淑世性。

普世价值不仅要调解民族和地区的矛盾和冲突，协调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解决全球性重大问题，而且，它还要关切个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道德问题、生活意义问题，它需要落实于每个人的道德实践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

因此，普世价值必须具有淑世性。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论视界，主要不在于探讨价值的一般原理，而着重于论述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价值，人应该怎样生活才有意义，即把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作为思考的重点，能解除信仰危机，具有淑世性。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具有普适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价值观是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和在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条件下长期形成的，所以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例如强调人的等级差别、轻视物质利益、束缚个性发展、贬低法制功能、不尚竞争精神等等。

这些偏颇显然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现代社会的发展，但是，不能因此就否认它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概括和凝结而成的，其中所蕴含的理论精华和积极精神，作为中华文化的灵魂，对中国人的人生选择和人格塑造，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建构和民族精神培育，对民族的凝聚和社会的发展，都发生过极其深远的积极作用，具有着超越其历史条件的普遍性，不能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这些糟粕就否认它的普适性。

毕竟，没有一种价值理念中全都是金石玉言，没有任何瑕疵。

三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性，是一种普适价值，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很容易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契合，它不但对于价值哲学理论的研究的深化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也有其宝贵价值，⑤能成为现代人的精神明灯，指引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