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马关条约》签订始末

那么，什么才是李鸿章所期待的呢？伊藤与陆奥在当天晚上筹思良久，决定为了表示日本政府的诚意，为了承担日本警察疏虞所引发的责任，日本政府应该无条件答应先前不愿答应的休战要求。
3月28日，陆奥在李鸿章病床前郑重其事告知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休战的决定。陆奥说，“我天皇陛下”闻悉本月24日下午的不幸事件后，深感烦恼，对于前此未能同意的无条件休战建议，已委托全权办理大臣可规定期限，在某些区域内予以允诺。陆奥表示，虽然伊藤伯爵现在不在马关，但为了从速订定休战条约，本大臣在任何时候均可根据中堂适宜时日，从事审查，协议有关休战的细目。
1894年10月5日，恭亲王密函李鸿章，表示战守均不可恃，应该利用外交斡旋化解危机，看看俄国、英国等友邦能否在这个时候伸出援手，劝说日本，息兵止争，无伤国体。恭亲王还告诫李鸿章，不要介意舆论和清议，不要只顾爱惜羽毛，逃避嫌疑，要有担当，要负责任，要为“我大清”安危负责。
在恭亲王、李鸿章等人积极活动下，列强确实表示可以居间沟通，但日本认定一个死理，就是不愿让列强介入，只愿意和中国“单挑”。而且更厉害的是，日本利用在战场上的优势，一刻不停地进攻、进攻、再进攻，一点点粉碎中国寻求和解、寻求停战的希望。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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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马关条约》签订始末（中）——遇刺转机
马勇
1895年3月24日，李鸿章在马关的第三次会谈顺利结束。李鸿章在随员陪同簇拥下，退出会场，乘坐轿子返回住处，时间在下午四时十五分。又过了15分钟，李鸿章一行途径外滨町邮便电信局前，也就是距离住处仅有50米的地方，突然从拥挤围观中国头等大臣的人群中冲出一个人，直至轿前，用手摁住轿夫肩膀，趁轿夫惊讶停止前进之际，举枪朝李鸿章开了一枪。
事后查明，凶手小山丰太郎是一位26岁无业青年，他之所以向李鸿章行刺，是因为他觉得中日两国发生如此大的冲突，致动干戈，都是因为李鸿章所鼓动、所主持。在小山丰太郎看来，日本国之所以不能遂愿吞并朝鲜，踏上大陆，都是因为有了李鸿章。现在，李鸿章又来日本进行议和，更是凭其三寸不烂之舌挽救清国，阻止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对北京的占领。所以，为了日本前途，为了激励日本军人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小山丰太郎坚决反对中日议和，决心向李鸿章行刺，就是要鼓动日本人扩大战争，割让更多的中国土地。
恭亲王刚刚复职，身体似乎也不好，此行只好落在了李鸿章的头上。这确实是李鸿章的尴尬，李鸿章也知道此行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恶评。恭亲王反复告诫李鸿章要从朝廷立场想问题，不要听信那些风言风语爱惜羽毛。
李鸿章的尴尬在于，他在战前竭力主张不要轻启战端，不主张为了朝鲜未来与日本开战。结果朝廷顶不住开战压力，但朝廷并没有任命主战派主持战争，反而指派他这个不主张开战的人去主持。这或许是战争不顺的一个原因，但对李鸿章个人来说，肯定是一个莫名的尴尬。
战争不幸开始了，又不幸在事实上打败了。到了这个时候，朝野内外竟然又找不到一个对方可以接受的议和代表，朝野上下似乎又没有一个自告奋勇前去议和的大臣。这个使命又不幸落在了李鸿章头上。对李鸿章来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பைடு நூலகம்
1895年2月12日，朝廷同意由李鸿章去日本全权议和。2月19日，李鸿章交卸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2月21日，进京与朝廷及各位大臣共商议和底牌，并与各国公使交涉，争取同情和支持。经过与皇太后、皇上、各位大臣及各国公使连续数天密集会晤，在一些重大问题达成基本共识。3月5日，李鸿章出京回津。3月14日，离开天津前往日本马关，一场艰难的谈判正在那里等着他。
日本政府担心李鸿章以负伤为借口，中途归国，一走了之，并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指责、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欧美各国再度出面斡旋。而欧美各国在国内舆论压力下，难保没有几个国家会同情中国、同情李鸿章。假如真的出现这种状况，那日本肯定要陷入空前被动，也就不得不在对中国的要求上大幅度让步。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日本政府用最高礼遇善待李鸿章，其目的就是要稳住他，让他留在日本继续议和。但正如陆奥所担心的，以李鸿章的聪明、智慧，日本政府仅仅在礼遇待遇上下功夫，肯定是不行的，日本人的这一枪一定要付出代价，这是笃定无疑的，否则李鸿章不会轻易答应。
天皇御旨，对李鸿章固然是很好的安慰。但是更重要的是，刺杀事件在日本国民中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一般国民极端痛苦，甚为惋惜，稍现狼狈之色。因为在自以为文明的国度里，竟然发生这样的野蛮事件，这确实也够丢人的。为弥补缺憾于万一，日本国内公私团体代表以及个人，在那些天纷纷前来马关李鸿章的行馆进行慰问和探视，或赠送种种礼品，日夜络绎不绝。其在远地者，也以电报或书信表示慰问。李鸿章行馆门前，车水马龙，麇集如市。日本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举动，无非是向世界证明，一个丧心病狂的凶徒不能代表日本国民，日本国民是讲道理、有礼貌的。
伊藤和李鸿章是多年前的老相识，李经方与陆奥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友情，所以他们见面后并不是剑拔弩张，而是轻松寒暄一段时间方才进入谈判正题。
第一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交验文书。这个环节很快完成，没有什么曲折。紧接着，李鸿章出其不意提出先停战后谈判。按理说，这也是议和的一般原则。然而，日军在战场上正处于顺风顺手的状态，伊藤博文当然不愿轻易答应。第一天的谈判就这样结束。
重温《马关条约》签订始末（上）──尴尬出山
马勇
1895年4月17日，中日讲和条约《马关条约》经过艰难谈判终于达成妥协。这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四大条约之一，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12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理解这个条约呢？
甲午战争自1894年夏季正式开打，几个月下来，几十万清军不仅无法阻止日本军队在朝鲜的进攻，而且举三十年之国力营造的北洋海军竟然是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
平壤失陷、黄海海战大败后，清政府确实有了警觉。1894年9月27日，鉴于前敌指挥系统混乱情形，翁同龢、李鸿藻等重臣向朝廷建议，起用赋闲十年的恭亲王奕䜣。
恭亲王奕䜣是清廷中出名的主和人物，30多年前就以三寸不烂之舌智退英法联军，化解外交危机。恭亲王在与西方人交往中逐步建立比较客观的认识，看到西洋文明的价值与意义，不似那些盲目排外的人一味拒斥西洋文明，因而有“鬼子六”的雅号。十几年前，恭亲王被免去一切职务退出政治，现在有人吁请他重出江湖，显然是看重他的外交经验。换言之，这也意味着清廷开始转变，不再与日本人死磕，似乎在寻找和解的可能性。
对于伊藤博文的停战条件，李鸿章不免大吃一惊，这些内容显然远远超出他预先估计和朝廷的预案。根据陆奥的观察，李鸿章此时似甚惊惶，面为改色，口中连呼“过苛、过苛”。
在当天的讨论中，李鸿章苦苦哀求，一遍又一遍陈说无法接受这些条件的理由，但始终无法打动伊藤的铁石心肠，伊藤不愿在这些条件上作任何让步。
枪手击中了李鸿章的左眼下颊骨，血流不止。李鸿章登时感到眩晕，既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自己的伤情有多重。眩晕时许，李鸿章恢复平静，他知道子弹只是击中了他的左颊，似乎并没有生命危险，所以他稍事整理，缓慢走出轿子，神态自若，徒步登上台阶，走回旅馆，充分表现了一个成熟政治家、大外交官的风范和气度。
3月30日，伊藤博文自广岛匆匆赶回马关，两国全权大臣在李鸿章病床前签署了这份停战协议。
在停战协定签字的同一天，李鸿章向日本方面提交了一份照会，表示停战协定既已画押，可开议议和事宜，以便停战期限未满之先，中日双方能够达成和局，并表示本大臣现因受伤静养，中外名医均以轻出为戒，如蒙各位同事体谅，拟请即将贵方所拟和局要款开具节略，送到敝处，以便核查。如果这个办法贵大臣认为有所不便，那么本大臣可以在行馆另辟会议处所，仍可在这里与贵大臣相商。
日本政府的目的，中国政府当然很清楚，但中国政府还是要尽量选择中日双边接触，以免给国人造成单方面求和乃至投降的印象。中国政府的困境在于，既要尽早停止议和，又不能让人感到是中国政府求和、投降，否则大清的威严必将随着战争结束而丧失，其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然而，中国政府这些心思都被日本人识破。中国政府先是派遣德国雇员德璀琳，稍后派遣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前往日本，都被日本人轻而易举予以拒绝。日本的目的很明确，中国如果想议和，就派能够作主的重臣比如恭亲王、李鸿章前来。
1895年3月20日下午二时许，李鸿章在参议李经方，参赞罗丰禄、伍廷芳、马建忠，以及日文翻译卢永铭、罗庚龄等人陪同下，乘轮登岸，坐轿前往会谈地点春帆楼。
春帆楼位于马关红石山脚下一个小丘上，旁边是安德天皇的祠堂。春帆楼原本是座寺庙，大约在1862年由日本医生藤野玄洋在这座寺庙的废墟上重建了一家诊所。藤野去世后，其家人将诊所改造成了旅舍，由于其自然环境幽静开阔，因而生意还算不错。
陆奥的宣布当然出乎李鸿章的期待，他真的想不到自己费尽力气去争取的内容竟然在一颗子弹的帮助下轻易实现，他个人的皮肉吃了苦头，好在老命还在。李鸿章用绷带包裹着的半边脸，仅仅露出一只右眼，这个右眼在陆奥宣布时不自觉流露出十分高兴的神情。这个微妙的瞬间并没有逃过陆奥机敏的眼睛。
对于陆奥的宣布，李鸿章深表感谢，表示自己虽然负伤未愈，不能亲赴春帆楼继续会谈，但如果日方同意在他的病榻前举行会谈的话，李鸿章表示随时都可以。
3月24日下午，第三次会谈还在春帆楼举行。经向北京请示，李鸿章正式向伊藤博文提出撤销先前提出的停战要求，直接议和，李鸿章请伊藤博文尽快亮出谈判的全部条件，中方再估量能够接受多少。
由于日方以为本次会谈只是讨论停战问题，因此当天的会晤并没有在议和方案上作更多说明，更没有提交方案。正是这次会谈之后，李鸿章突遭枪击，遇刺事件又会给整个谈判带来怎样的转机？（未完待续）
在春帆楼不远处，李鸿章略事休息，大约也是为了平静一些难耐的心情，快到三点的时候，李鸿章在随员簇拥下，拾阶而上，步入春帆楼二楼会议室。
此次会议，中日双方各有七人出席。日本方面除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还有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已待治、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外务大臣秘书官中田敬义，以及外务省翻译官陆奥广吉、口原陈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