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产生

近代科学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产生？作者：孙熙国文章来源：期刊网点击数：490 更新时间：2011-4-25 ★★★【字体：小大】中国科技史的核心问题是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自发产生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前，竺可桢、李懋、钱宝琮、钱临照、张资珙、刘仙洲、陈邦贤等前辈学者对中国科技史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

80年代以来，以中国科技史协会为组织核心，各方面学者又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2004年，杨振宁先生在清华大学的讲话再次使该问题受到广泛关注。

在中国需要以科技创新来维持经济增长的今天，对该课题的探讨有着特别重要的时代意义。

马克斯•韦伯在分析工业资本主义在世界兴起的历史时认为，虽然帝制时代的中国存在资本主义萌生的物质条件（市场、劳动分工、货币经济、对外贸易等），但当时中国没有形成追求进步的文化及合理的制度，以及系统追求科学知识的体制，因此，资本主义最终只在西方出现。

李约瑟、席文、伊懋可对中国为什么没有进一步产生近代科学做出了某种解释。

李约瑟认为其原因在于“中国和西方对待纯粹的和应用性自然科学的态度，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哲学、宗教、法律、语言、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

”（注：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1969, p.14.李约瑟认为中国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相对平缓的上升曲线，公元2—5世纪时，就已达到很高水平。

）席文把中国科学技术衰落的原因归于“几个世纪的灾难性的财政及其他行政举措，持续增长的人口造成的严酷压力，社会长期保持稳定和居于霸权地位的正统的文化意识形态没有受到挑战，而其中的创造性则被窒息了”（注：N.Sivin,“Science in China's Past”, in Leo A. Orleans, ed., Sci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3.）。

伊懋可在分析中国科学技术在宋朝以后的停滞时，认为中国陷入了“高均衡陷阱”。

“晚期传统中国社会陷入人口剧增，自然资源短缺的陷阱，因此，没有必要投入以现代科学和工业为基础的技术和资本以打破传统技术在农业和水路运输上的水平。

”（注：M.Elvin,“Why China Failed to Create an Endogenous Industrial Capitalism: A Critique of Max Weber's Explan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13) 1984, pp.100, 106.）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本文的核心问题的许多解释说法，可以归纳为外因论、内因论、综合分析论和人类学的视角。

本文将围绕这四种主要视角进一步探讨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自发产生的问题。

一、影响中国古代科学进步的外部原因大多数学者在探讨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时都首先从外部环境入手。

这些不利的外部原因一般认为存在于以下几方面：（一）科技的发展缺乏经济刺激例如，陈亚兰就认为中国的经济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不需要复杂的科技。

（注：陈亚兰：《试论清前期封建社会需要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自然辩证法通讯编：《科学传统与文化》，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页。

）的确，西方近代初期的科技史表明，扩展经济活动，例如国际间的海上贸易、采矿业、要塞建筑及军械生产等所产生的技术问题推动科学家如伽利略和吉尔伯特等人从事科学研究。

（注：B.M.Hessen,“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oots of Newton's ‘Principia’”, in George Basalla, e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Internal or External Factors, London: Paytheon Education Company, 1968,pp.31—39.）然而，经济活动的扩展并不能充分解释现代科学的兴起，12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国家和中国的宋朝和明朝就是明显的例子，那里扩展的国际经济贸易并没有伴随科学的革命性发展，例如：现代力学和磁学的发展。

（二）重农抑商的政策外因论者认为，历朝政府对海外贸易、采矿及冶炼采取的限制政策，对重要工业的官营，对盐、茶、酒、矿物等重要商品的流通和买卖课重税，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注：林文照：《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自然辩证法通讯编：《科学传统与文化》，第93—105页。

）如明朝政府禁止民间开矿及海外贸易的措施。

（注：《大明律例》规定“盗掘金、银、铜、锡、水银等项矿砂，每金砂一斤折钱二十贯，银砂一斤折钱四贯，铜、锡、水银等砂一斤折钱一贯，俱比照盗无人看守物准盗窃论。

若在山洞捉获，分别轻重治罪。

”参见《大明律例•盗贼条》。

）清初对海外贸易严加控制：限制海运货物的重量，禁止出口兵器、火药、铜铁、稻米、小麦、马匹等。

（注：林文照：《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第102—103页。

）雍正年间，商业扩张，朝廷却明令限制工场中的雇佣工人数，甚至拆除机器。

外因论者没有注意到，中国古代两千年的历史显现出相当多样的情况。

并不是所有朝代的政府都实行限制工商业的政策。

五代十国时期，大多数政府都优先发展政权间的贸易。

唐、宋、元时期，政府没有限制海外贸易，甚至在明朝，政府对海外贸易的禁止也并没有一贯地强制执行。

（注：例如，明永乐朝实施的海禁在1567年松懈了，到明末又重新严厉起来。

）1740年，明朝的法令鼓励私人在国内采煤矿。

（三）重文轻理的儒家思想和“八股”取士制度外因论者认为儒家思想倾向和“八股”取士制度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智完全集中在语言、修辞及伦理知识方面，以及与农业社会有关的课题上，而不是自然科学知识和各种工业生产问题上。

（注：戴念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三大原因》，自然辩证法通讯编：《科学传统与文化》，第109页。

）社会意识形态制约科技发展，（注：J.Nef,“The Genesis of Industrialism and of Modern Science”, in C. Read, Essays in Honor of Conyers Rea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p.263—266.）然而，在中国，士大夫的兴趣和文化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某些时期，如在沈括所处时代，观念也起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儒生士大夫开始关心以前有身份的人不屑一顾的技术性工作。

（注：参见席文：《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是否没有发生》，李国豪、张孟闻、曹天钦主编：《中国科技史探索》，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6年版，第100页。

）《宋史》记载那时流行官员和庶民向朝廷献呈新技术发明，（注：参见《宋史•兵志》。

）朝廷常奖授钱财和官位，一些发明更被政府推广。

在探讨影响中国技术发展的外部环境时，人均资源和动力占有量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工业革命前夕，欧洲人比中国人人均占有的资源（木材、煤、土地等）和动力（马）更多。

（注：E.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这一点部分地解释了两个地区的相对发展水平和技术的使用，特别是节约劳动力和消耗资源的技术。

一些研究表明，资源缺乏和人口过多影响了中国的技术发展。

晚清江南地区，由于劳动力廉价而资源（木材）价格昂贵，这使人们不愿采用节约劳动力的机器生产，因而导致生产技术的衰落。

（注：M.Elvin,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外因不能充分解释近代科学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产生，因为科学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因，古代中国技术书籍缺乏以一种（理论）科学的方式，即用法则和定理，来对技术问题进行解释的传统，这些都有可能影响中国的科技发展。

二、制约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内在原因英国汉学家伊懋可就指出缺乏对机器的一种几何透视观影响了中国的技术进步。

对西方人而言，“机器是运动状态中的几何体”。

17世纪以后，正是这种能在机械中看到几何学的影子，看到机械背后的那些抽象的线条框架和角度，并日益在技术书籍中以机械绘图的形式加以表现的能力，使近代欧洲人与中国人相区别。

（注：参见M.Elvin,“Skills and Resource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 in D. Perkins, ed.,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11.）我国学术界不少人也看到制约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诸多内部原因，例如，中国科学家不注重把对自然现象和机械奥秘的解释理论化，大多数科技著作仅是对当时生产经验的记载或对自然现象的描述，（注：林文照：《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第83页。

）臆测性的讨论代替了严密地寻找规律的努力，（注：Jin Guantao, Fan Hongye and Liu Qingfeng,“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J.Fraser, wrence and F. Haber, eds., Time, Scienc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West, Amherst: The Un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6, p.175.）过分依赖于形而上学的冥想，而缺少以试验验证假设的传统。

（注：例如明王阳明对竹子的研究和清初的刘献庭对磁学的讨论。

参见《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下》和刘献庭《广阳杂记》卷一。

）中国有机自然哲学对科技发展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自然观特别是阴阳五行学说妨碍科学的进步。

（注：叶晓青：《中国传统自然观与近代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编：《科学传统与文化》，第159—161页。

）中国自然哲学家在解释现象时，往往求助这种自然哲学，例如：电被解释为，“阴阳相激为电”；地震被认为是“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磁石吸铁是“阴阳相感、隔碍相通”；气候与温度的变化被比喻为人类心情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