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者建言中国经济
周其仁：重新界定产权之路
周其仁：重新界定产权之路2008年1月12日，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召开。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
新浪财经对此次盛会进行全程同步报道。
以下是北大CCER教授，经济学家周其仁的精彩演讲。
周其仁：谢谢。
这场改革开放对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个改革开放不是突然的一天从天上掉下来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酝酿了很长的时间。
陈志武教授的题目是改革开放160年，可能他要讲更长远的历史渊源，我就想讲得近一点，我自己比较关注两个事件，给后来的改革开放都有重要的联系，一个是在和平时期中国发生了较大规模的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就是饥荒，其中第一个被报告到国务院的是河南的信阳地区，这个地区有850人，包括当年的地委书记被查办，而且饥荒不仅仅发生在河南，这个事件引起了中央严重的反应，我看到的记录就是在河南信阳事件在中央政局讨论以后，嘱托周恩来总理紧急起草了农村经济政策的12条，这12条第一次提出要允许农民保留少量的自留地，这是划下的第一道线，这道线没有讲执行的时间多长，也没有讲这是什么样的权利安排，因为当时的情况等不及，有这样的细致的安排，当时这个饥荒不仅仅是发生在河南的信阳。
也在61年前后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包产到户，当时叫借地，安徽大概40%的生产队也搞了包产到户，当时也不叫包产到户，叫“救命田”。
这些事情当然可能是有很多的偶然的现象了，但它背后有很多的道理，当时来不及总结。
这是我所知道的，跟后来的改革开放有关联的一个事件。
第二个事件发生在1962年，发生在宝安县，那一年由于各种各样的谣言，说英国女皇要怎么样，香港要开放，就在宝安这个地方，其中10万人口意图偷渡逃港，从广东62个市县全国12个省区聚集过去的，都是偷渡跑港，变成当年很大的一个事件，也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分发疏散人口，据现在我看到的资料当时大概有约6万人逃过去，其中4万8千人大概被遣返回来，加上这里没有出去的人当地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安顿，严格了出境的制度，同时也在62年就在宝安也做了很积极的反映，当时提出了叫利用香港建设宝安，把边境的贸易活动活跃自由市场，活跃民生，活跃买卖，这个政策也是被当时的情况逼出来的，这两个事件当然跟后来变化有关。
朱民一位经济学家的家国天下
他是一位天生的金融家和外交家，以出众的才能和独特的外交魅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期间，参与化解了欧洲债务危机等诸多国际金融风险和挑战，推动了“人民币入篮”等重大全球治理项目，并极大促进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
回归学者的身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离任后，他拒绝了顶级国际机构的工作邀约，扎根国内高校，传道解惑，为中国经济建策建言，并在国际上继续传递中国的声音。
两年前离开IMF时，面对媒体追问从IMF任满离职后的去向，64岁的朱民曾打趣回应说，“头发白了，该退休了。
”事实上，这个时候，他已经为人生的下半场做了妥善的安排。
朱民婉拒了国外顶级机构的邀约，选择再次回到国内，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担任院长，作为他重新出发的起点。
回归学者身份的朱民，比以前放松了很多。
他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场合，面对大众传道解惑。
从中国宏观经济演变到中美贸易摩擦，在演讲中他喜欢援引大量的数据佐证，因而总是需要不断在屏幕前走来走去，指着某处数据分析其背后的意涵。
他孜孜不倦地阐述了金融危机10年之际我们所面对的一个充满未知市场：全球债务规模持续上升，股市估值处于历史高位，公司收益增长收益远低于股市上升速度，影子银行继续扩张，金融市场的集中度正在上升，银行、保险、资产管理等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情况发生转变。
我们还同时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经济：经济中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经济结构轻化，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催生新的行业。
朱民提醒人们，要关注世界经济金融高度关联化引起的市场波动和溢出的冲击。
他甚至警告说，世界可能已经站在另一场危机的门槛。
在他看来，很多现象是前所未见的。
“风起于青萍之末，但是现在是风已经来了却不知道从何而起。
”他面带微笑说着这些，言谈儒雅谦恭。
身材高大的他把标志性的高领衫搭配西装穿得极为妥帖，于是很多网友赞他为“高领衫男神”。
不过，这位颇有网红气质的经济学家至今没有社交网络账号，他调侃自己“挺落后的”。
十年苦干，十年苦读朱民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走进大学的“老三届”。
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第09期
卢锋：中国经济面临双风险2010-06-22 16:57:12来源: 网易财经跟贴22 条手机看股票网易财经6月讯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
他是典型的经济学者。
他的经济判断，总是基于大量的数据和严谨的分析。
他用踏实的实证研究证明，大量的政府干预造成了相反的效果。
他认为政府应注意宏观调控的界限，在调控工具上应谨慎选择。
他反对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采用对抗思维，而主张根据中国的实际需要增加汇率弹性。
以下为访谈实录：宏观调控不要变成微观干预网易财经：卢老师，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出台了很多宏观调控政策，您是研究宏观经济的专家，请问中国的宏观调控有哪些特点？近些年来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卢锋：中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目标。
最近我和我的一些同事、同学做了一个专题的研究，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了一个比较专门的研讨，其中一个基本的结论或者概括性的发现，就是我们现阶段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工具的选择上具有一种比较明显的，多样化的特点。
所谓多样化的特点就是说除了也采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常要采用的这样一些参数型的、价格型的、间接性的调控以外，同时可能也根据不同阶段的情况，比较多的，或者比较频繁的采取一些产业政策，类似产业政策或者部门性的、数量性的一些调控手段，甚至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采取一些直接的行政干预的方法，构成了中国现阶段宏观调控政策手段选择的多样化特点。
我想这个特点当然也是跟中国现在的转型经济这样一个背景相联系的，客观上也起到了一些积极的效果，但是同时我们要认识到，这样一种表现和现象也在反应了我们的宏观政策的架构还不够完善，可能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理顺经济关系，进一步完善开放宏观经济政策的架构，来使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更加有效，跟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基本体制规定更加协调。
网易财经：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似乎有很多目标，比如又想防通货膨胀，，又想治理产能过剩，又想保持GDP的增速，这种这种多目标的宏观调控是可以实现的吗？卢锋：这个问题很重要。
张维迎：市场经济的捍卫者
张维迎：市场经济的捍卫者作者：刘建华来源：《小康》2014年第01期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自其在西北大学研究生时代起，至任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再至今，无数次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面对来自社会、学术界各种各样的争议和质疑，张维迎一贯秉承“要做的事太多，没时间去应对”的处事风格，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张维迎作为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不管怎样激烈的争议，都无法抹杀其研究成果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近20年来，他以一个独立学者的立场，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实践的洪流中，张维迎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面对毁誉，他不改犀利本色，他说：“没有深思熟虑，绝不轻言改革！”是是非非30年富有“争议性”，一直都是张维迎身上贴有的标签，不仅因为他成名早，另外也与他性格直爽、出言犀利有关。
张维迎第一次进入公众视线时，就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这是1983年8月20日，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一篇题为《为钱正名》的文章中提出的惊人之语，随后批驳性的文章满天飞，甚至他还被陕西省某位主要领导点了名。
而当时的张维迎还是西北大学的一名经济学学生。
20年后，“郎顾之争”以及随之而起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里，张维迎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2006年3月他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将有关改革的争论推向一个高潮，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使他一夜间成为“人民公敌”。
在过去的30年中，张维迎似乎走在一条“总在挨骂”的不归路。
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张维迎在北大光华学院做了8年副院长，2007年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但是仅仅过了不到半年时间，他便遭受了同事们在网上的一些谩骂。
在他看来这些批评的声音都是源于自己掷地有声的改革。
曾致力于将北大光华打造成世界一流商学院的张维迎，早在1999年6月6日草拟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十年发展纲要》中便提出要以哈佛大学和美国西北大学的商学院为参照系，“十年内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商学院”。
北大11位教授建言高招改革：制度施行,状元将消失
色。 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 ， 使区域 内义务教育学校均达到 当
地办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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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力争经过 ３ 到 ５ 年的努力 ， 使义务教育阶段 择校乱收 费不再成 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 来源 ： 华网 ） 新
合理配置 师资力量。完善教 师聘任（ 聘用 ） 制度 ， 配
足配齐合格教师。 加大培训力度 ， 提高整体 师资水平。 建立区
（ 以下简称学校 ） 以各种学科类实验班名义招生的行为。禁
止 学 校 为选 拔 学 生 举 办 或 参 与 举 办 各 种 培 训 班 的 行 为 。禁
止学校 以任何名义和方式收取择校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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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不盲 目择校 ， 努力营造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择校 问题 的良 持续做 好专项治理 。 不定期 开展专项治理工作。 对
不 同 的 声音 。
为 唯 一 录 取 标 准 的选 拔 模 式 。通 过 面 试 考核 并加 大面 试 权
１月 １ １ ６目 ， １ 教 授 之 一 、 京 大 学 中文 系 副 主任 陈 １位 北 后 的过 程 。 提到这封呼吁招生改革的公开信起 因， 陈跃 红坦 言 ， 是 因 为“ 高校 问生 源 大 战 越 来越 激 烈 ” 。 陈跃红 ： 校 为争 生源 已经到 了动钱 、 专业 、 “ 高 动 动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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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发展 民办教育。在保障适龄儿童、 少年就近进
入公办学校的前提下 ，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推进 民办教 育发 民群众选择需求 的义务教育民办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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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招生入学秩序。禁止义务教 育阶段公办学校 展 的政策措施 。 法办好 一批有特色 、 依 高质量 、 能够满足 人 加 大舆论 引导力度。 引导 家长树立正确 的教育观
中国经济学家惊人语录
中国经济学家惊人语录第一、房地产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
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
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如果有机会向总理建言，我一定要说“三个不要轻言”，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产泡沫，也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
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
——萧灼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
——王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常务副秘书长)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第二、国有资产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
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
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茅于轼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
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
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国有企业迟早要卖。
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樊纲(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京城四少”之一)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
比尔盖茨北京大学演讲稿
比尔盖茨北京大学演讲稿比尔盖茨北京大学演讲稿2017年3月24日，比尔·盖茨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
在演讲中比尔·盖茨表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取得了任何国家都无法企及的成就，还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实现了经济现代化，未来中国将在健康领域、农业、能源创新、软件开发、公益慈善方面领导世界。
yjbys网把比尔·盖茨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稿整理给大家：演讲时间：2017年3月24日——比尔·盖茨在北京大学的励志演讲稿高兴来到北大，特别是在北大即将迎来120周年校庆之际。
随着中国经济走向成熟，在应对能源和环境治理等自身挑战时，中国正在做出大胆的抉择，尽管这确实艰难。
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世界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这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时代。
当你们步入社会时，恰逢中国崛起，成为全球发展和创新的中心。
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中国，关注你们这些即将走出校门的天之骄子。
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在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我相信这些领域能够给你们提供大好机会，充分运用你们的知识，发挥你们的热情和抱负，推动中国和世界取得更加令人瞩目的进步。
这四个领域分别是健康、农业、能源和技术。
1、首先是健康领域17年前，当梅琳达和我决定成立基金会时，我们不断问自己：怎么才能使我们的资源产生最大的影响?很快，我们就意识到健康领域的改善是重中之重。
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一个人就无法高效地学习或工作，更不用说摆脱贫困和赚钱养家了。
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在中国的工作重心一直放在那些中国尚未完全解决的健康挑战上，如减少结核病和烟草相关疾病、预防艾滋病病毒传播以及改善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和关怀等等。
在持续支持这些领域的同时，我们在中国的工作也随着中国不断变化的需求和重心而改变。
中国拥有大批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和强大的药物及疫苗研发能力。
因此，当我们为一个新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项目选址时，中国的胜出毫无悬念。
李稻葵 解决目前经济问题应打“组合拳”
李稻葵解决目前经济问题应打“组合拳”作者：暂无来源：《绿色中国（B版）》 2011年第3期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有一些人注定会成为记者眼中的焦点。
刘翔、邓亚萍、谭晶、韩红等文体明星，代表着时尚和运动；柳传志、冯军、董明珠、刘永好、王文彪等企业家中的明星，代表着财富和奋斗；而厉以宁、林毅夫、李稻葵等人，因为其鲜明的观点和渊博的学识成为了解读中国经济的明星学者。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本刊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请他就目前经济状况谈了自己的看法。
记者：您今年两会带来了怎样的提案？李稻葵：我今年惟一的一个提案就是关于保障型住房的融资体制。
我建议，从地方政府开始，把保障性住房和日常的财政开支分开，独立出来，这是两本账，保障性住房是个资产，不能把资产性的开支收入和日常的混在一起。
就如同不能把买菜的钱和买车的钱混在一起。
只有分开，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行为，不要让现在地方政府的领导承担今年保障性住房开支所有的重担和责任。
第二个建议是，多用国债，少用银行贷款。
因为多发国债从短期来看对整个金融的冲击相对比较小，而用银行的资金来贷款，容易带来未来若干年银行的不良资产。
第三个建议是，非常谨慎甚至不要民间资金直接入股建保障房。
民间资金可以买国债，但一旦民间资金进入股本，会扭曲保障性住房未来的运营，因为民营资本是逐利的，要追求回报。
记者：目前，各地保障性住房都有户籍限制，对此您怎么看待？李稻葵：我认为第一个原则，保障性住房必须要公开透明地进行管理。
既然你要住保障性住房，个人信息至少要部分公开。
第二个原则，向什么对象提供保障性住房？应该是在本地就业、本地居住的居民，而不是户籍居民。
但是现在，保障性住房仍然有户籍限制，这需要改，所以我呼吁不要在户籍方面进行限制。
其实对于大部分城市而言，对保障房需求比例最大的还是户籍在外地、但在本地工作的这部分年轻人。
记者：从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经济转型的迫切要求，您怎么认为？李稻葵：我认为报告中谈了两件主要的事情，一个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在2011年“十二五”的开局年需要做出一个表率性的很好的开端，在这个方面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释放了非常明确的信号。
北大经济学考研试题
北大经济学考研试题
1. 分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因素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2. 探讨我国外贸发展模式的转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3. 论述大数据时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挑战。
4. 分析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应对措施。
5. 探讨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对策。
6. 论述我国金融业开放对经济发展的价值与影响。
7. 分析我国制造业升级的挑战与发展方向。
8. 探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实施路径。
9. 论述我国城市化进程对农村经济的带动与影响。
10. 分析我国就业形势及其对经济社会稳定的影响。
姜汝祥北大演讲实录之一：企业家思维
企业家思维，核心竞争力与执行启蒙——姜汝祥北大演讲实录今天见到北大这么多同学，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也是一个北大人。
上一次在清华管理学院演讲，我半天玩笑提了一个观点，我说：“现在应该是轮到北大人领导潮流的时候了——我们已经不当老大很多年了！”刚才主持的同学介绍的时候，说我是比哈佛教授还贵的专家，这在市场上倒是真的，我的讲课费是一般哈佛商学院教授的两到三倍。
不过我自己知道，这是一个泡沫——当我一天讲课的收入能够相当于我的爸妈工作一辈子的收入时，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泡沫，因为我确实知道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什么叫做泡沫？直观的说，就是有很大的需求、很多人想请我，但是我又讲不了那么多，所以他们就不断把价格往上面涨。
事实上，我现在讲课的价格比刚才那种同学讲的8000美元还要多，现在已经到了10万甚至更多。
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你讲的东西就能够值钱呢？其实我没有讲什么大道理,我不过是给大家讲一些简单而有用的东西.这样吧,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看看到底值不值钱?比如,我对企业家讲：“你知不知道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薪酬，对于执行力基本上是没用的！也就是说，工资，对执行力不起多大没用！”我相信，当所有老总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一定会很奇怪,因为他们正在花很多一来激励员工的执行。
但我现在告诉他一个结论，薪酬对于企业员工的执行力是没有用的。
也就是说，那给的钱有相当一部分是被浪费掉了，他如何想？他是不是觉得会省了一大笔钱，同样能够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我这样讲是有科学依据的。
薪酬是什么？我们学经济学的都知道，薪酬是劳动力价格，也就是这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值多少钱。
比如说，我在摩托罗拉做过战略经理，那你要聘我起码你要付多少？大约30万一年，因为这就是摩托罗拉的战略经理在外面的市场价格——你要是不给我这么多钱、我就不去！所以，薪酬就是我们个人的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就主要与“公平感”有关，——你给我少了、我的价值就被低估了。
所以，薪酬跟公平感有关系，跟执行力没有直接的关系。
周其仁演讲
【重磅】周其仁最新演讲：未来如何取决于企业家和政府如何行动11月7日，阿拉善SEE公益机构年会在西安举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正和岛岛邻周其仁做了题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问题与挑战》的主题演讲。
他表示，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面临一些重大的问题，但也包含一些非常难以得到的机会，解决得好，机会的潜力就得到释放。
他着重分析了四个问题，虽是问题，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发达经济、成熟的经济难以遇到的机会。
来源：人文经济学会摘编：郭龙程云深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难度大了但机会也很大一个大国经济，怎么可以连续多年年增长10%以上？这跟全球格局有关，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很大程度是我们的开放，更准确的说是长期封闭、然后走向开放，释放了一个战后罕见的潜能。
战后全球有两个海平面，一个是发达国家组成的高海平面，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形成的低海平面。
高海平面的国家间互相投资，互相贸易，创造了一个很高的现代化生活、生产水平。
但这个海平面在战后很长时间内冷战，跟中国、印度、前苏联等发展中国家是不来往的，中国这些国家当时都相信一个理论，叫进口替代，不引进发达国家的产品，空出一块国内市场发展民族工业。
当时，我们国家GDP人均200美元，翻两番才800美元，而美国当年已经是13500美元。
更甚的是，我们是高积累，真正落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口袋里的钱是很少的，这样一来，我们要比人家差了80-100倍呢。
中国不开放，经济水平就会下去；开放后，中国制造的车从一开始的不象样，到后来慢慢象样，中国工人的工资也渐渐像发达国家的工人靠拢。
现在，中国人均GDP跟发达国家相差大概是10倍。
所以，中国经济的基本前景还是很乐观的，中国人还肯学习，学习模式在改变，不光是仿照性的，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种叫组合性创新的能力，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再跳一步，进行原发性创新，我们的人工还有优势。
站在全球舞台来看，两个海平面虽然靠近了，但还有一些潜力，可以再释放十年、二十年，不过也滋生了一些新的挑战。
产业政策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产业政策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产业政策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林毅夫2016-09-14【最近，中国新能源车骗补事件吸引公众的关注，该事件之外，有关政府产业政策的争议再起。
8月，市场派经济学家代表人物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在多个论坛上发表演讲，炮轰产业政策，并以光伏等行业为例称，“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并且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
演讲文字9月8日发出后，一时间在微信上传播甚广。
9月13日，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发表文章，观点旗帜鲜明针锋相对，“至今还没有看见一个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持续发展的发达国际，不用产业政策的。
”“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凡产业政策都一概反对，而是要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以帮助政府在使用产业政策时，减少失败，提高成功的概率。
”经林毅夫教授授权，观察者网为读者朋友们分享他的最新文章，供思考，同时附上张维迎教授的文章。
观察者网近期将继续就产业政策补贴话题展开讨论，敬请关注，对此话题有研究的读者朋友，也可以欢迎来稿参与讨论。
】林毅夫：没有产业政策国家必然不成功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但是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业政策之所以需要，是因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既要有企业家的个人努力，也需要有政府帮助企业家解决企业家自身所难于克服的外部性和相应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
由于不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所能使用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不能什么可能的技术创新和什么可能的产业升级都提供帮助，因此只能策略性地使用其有限资源，优先帮助能对经济持续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产业。
这种有选择性地使用资源帮助某些产业的企业家克服外部性和协调问题的措施就是产业政策。
由于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必然不成功，而许多产业政策不成功，因此，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凡产业政策都一概反对，或是因为产业政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无条件地支持一切产业政策，而是要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以帮助政府在使用产业政策时，减少失败，提高成功的概率。
林毅夫、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争论的核心问题
林毅夫、张维迎争论的核心问题林毅夫、张维迎，两个优秀的经济学家，同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今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初始创立者，20多年来亦敌亦友，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多争锋相对的思考。
2016年11月9日，一场关于产业政策的思辨会更是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一辩论中二人各具见解。
两人关于产业政策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什么是产业政策？林毅夫认为，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关税和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工业园和出口加工区、研发工作中的科研补贴、垄断和特许、政府采购及强制规定等。
在他看来，产业政策将帮助企业解决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
张维迎表示，“我理解的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其手段包括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
”在他看来，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
2.产业政策是否该存在？林毅夫表示，“我没有见过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见过不用产业政策而继续保持其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
”他认为，大多数成功的经济体正是因为积极有为的政府制定了产业政策，才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不能因为产业政策大部分是失败的就放弃产业政策，而更应做到的是提高成功的概率、减少失败的概率。
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是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坚决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对此他表示，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使他们将资源投入不该投入的领域和不该投入的项目，所以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
3.产业政策为什么会无效？林毅夫认为，除了政府的执行能力存在问题之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急于赶超，过度支持先进的产业；而发达国家的失败则是为了就业而去支持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
2023-2024学年北京市丰台区高一下学期期末考试语文试卷含详解
丰台区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期末练习高一语文2024.07本试卷共10页，150分。
考试时长150分钟。
考生务必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本大题共5小题，共18分。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近年来，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迅猛，率先掀起高潮的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据统计，从2014年至今，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突破900万辆，连续十年位居全球第一；2023年新能源汽车出口120.3万辆，同比增长77.6%；今年5月，第18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展出新能源车型278款，国产新能源汽车品牌的展台挤满了中外客商。
除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其他新能源产业也在不断发展。
有数据显示，2023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作为外贸“新三样”，全年合计出口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在今年3月第135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新三样”交易持续火爆……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强劲，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
“在中国，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新能源产业正在快速崛起”，日本《每日新闻》在年初的报道中这样说。
什么是新能源产业？新能源又称非常规能源，是指传统能源之外的各种能源，主要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核能、氢能等，具有环保、可再生、低碳排放等特点。
新能源产业，就是以开发和利用这些能源为基础的产业，这些产业对推动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强劲发展，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府能瞄准未来方向，顺应产业变革趋势，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与西方汽车业发展相比，中国汽车业不用受制于认知和战略转变困难、石化利益集团掣肘等阻力。
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中国车企最早确定优先发展新能源汽车的策略方针，抓住了汽车动力技术的变轨机遇。
他们瞄准纯电、混动和氢燃料等多元技术路线，“死磕”智能化、电池、电控等核心技术，加大研发投入，形成领先的技术优势。
萧灼基：拼命一生的经济学家
萧灼基：拼命一生的经济学家作者：来源：《作文与考试·高中版》2018年第05期2017年11月14日，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灼基在北京逝世。
与厉以宁、吴敬琏等同辈经济学家一样，萧灼基属于最早一批为市场经济改革摇旗呐喊的学者，参加了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的讨论，“改革开放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置身其中倍感振奋。
”1981年，萧灼基发表《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若干设想》一文，首次提出并论证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理论——现在看来已是常识的理论，彼时提出却需要巨大的勇气。
文章作出的突破，对国有企业改革有重要意义。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的女儿、北大《经济科学》杂志副主编于小东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数百场市场经济论坛上，萧灼基常常出席发言，“（萧灼基是）一个有锋芒的人，个性鲜明，敢说话，也不怕别人批评。
”在“姓资姓社”的争鸣中，萧灼基提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本质上是商品经济”；1992年，他还提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总目标，批判当时流行的恐商病、恐市病、恐资病。
“爸爸一直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遇到困难和波折是必然的。
多年以后，中国经济一定会有大的飞跃。
”女儿萧端回忆道。
他还安慰因论文提倡市场经济被批判的学生孟晓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代经济学家的研究任务可能到现在为止，你们会开辟新的天地！”实践证明，萧灼基的理论是经得起验证的，他也因此荣获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首届全国改革与发展“金三角”奖。
在学生和同事心中，萧灼基是个永不停歇的人，足迹遍布港台、英法德意美韩日等地，他参观考察证券交易所、作报告，还曾深入扎兰屯市的农村、呼伦贝尔盟的农村考察。
奔波的同时，萧灼基保持着高效。
有一次开会，因为堵车，他结束会议后直接去了下午的报告会，两手空空讲了四个小时。
“讲座里有很多数据，学生回来一查，没有错的。
”“这与他的勤奋分不开。
他总说，时间有限，人活着就要拼命。
”女儿萧阳说。
2003年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萧灼作了题为《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发言，提出大幅减免农业税。
历史的“训诫”：现代经济的目的何在
专访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英国史学会会长，《大国崛起》和《公司力量》的学术顾问历史的“训诫”：现代经济的目的何在李海强黄晨霞中国的崛起，如今不是一个愿望，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
过去三十年，经过改革开放带来持续性快速发展，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越日本，居全球第二，而2008年的经济危机，似乎也加速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在钱乘旦看来，中国正走到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二、三步”之间。
钱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英国史学会会长；从域外诸国到观照中国，他试图从发达国家几百年来的变化发展中总结经验教训，探讨世界现代化的基本轨迹，以求对中国现代化有所借鉴。
按照他的研究，一个国家要完成现代化建设，必须经历三个阶段：即建立现代国家、发展现代经济和建立现代社会。
而对当下的中国而言，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成绩，但还依旧任重道远”；而另一方面，社会全方面的整合的问题越来越多地涌现，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也已经变得刻不容缓。
而相比经济发展本身，钱乘旦认为，一个“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便是我们要去追问“现代经济的目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历史的“训诫”。
19世纪上半叶，即将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也遭遇了这种“目的意识”缺失带来的挑战。
历史学家哈孟德夫妇(J．L.Hammond和Barbara Hammond）说过：“工业革命带来了物质力量的极大发展，也带来了物质力量相伴着的无穷机遇。
然而，这次变革并没有能建立起一个更幸福、更合理、更富有自尊心的社会，相反，工业革命使千百万群众身价倍落，而迅速发展出一种一切都为利润牺牲的城市生活方式。
”最终，贫富的分化、阶层的对立以及人文匮乏震惊了整个英国社会，就连后来成为保守党首相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也在当时惊呼：英国已成为“两个民族”的国家，一个是富人，一个是穷人，两个民族将会开战。
诸多内生性的社会压力，最终促成了英国上下各阶层的觉悟，由此，英国开始了持续了将近百年时间的现代化社会建设。
北大教授傅斯年扳倒两个行政院长
北大教授傅斯年扳倒两个行政院长来源:《文史天地》2013年第3期作者:张文禄1945年8月1日，一位胖胖的中年男人在给自己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老孔可谓连根拔去（根是中央银行）。
”“老孔这次弄得真狼狈。
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
”这位胖胖的中年男人就是北大教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
信中所提到的“老孔”就是不久前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职务、现在又被除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的孔祥熙。
要说傅斯年掀翻孔祥熙这棵大树，还得从1938年说起。
1938年3月28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会前，中共中央于3月1日向大会提出成立国民参政机关的建议。
4月1日，国民党“临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以“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4月12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为咨询机关，有听取国民政府施政报告、询问、建议之权，但所通过的决议案对国民政府并无强制执行的权力。
参政员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最初为200人，后来人数有所增加。
北大教授傅斯年就是参政员之一。
傅斯年（1896—1950年），山东聊城人，北大教授、代理校长。
傅斯年既有山东人的耿直、豪放，又有文化人的清高傲骨。
他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参政而不从政”，不仅多次拒绝国民政府邀请其担任政府要职的好意，还极力反对自己的老师胡适从政。
傅斯年的这个做法得到了台湾学者李敖的高度赞扬：“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
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
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傅斯年不主张文人从政的理由是，文人一旦从政，就会受党派的限制而不能畅所欲言，会失去文人自由论政的权利。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研究
作者： 宫昉
作者机构：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出版物刊名： 科学中国人
页码： 110-112页
主题词： 循环经济 保护生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 合理利用 科学发展观 改革开放 增长速度 经济建设
摘要：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着增长速度与质量、效益不协调，忽视能源、资源的合理利用，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破坏等问题，成为制约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在总结国内外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新时期、新阶段我国发展的全局出发，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把合理利用资源作为基本国策，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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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者建言中国经济：转型重在依靠市场逻辑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1959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4年-1990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
1999年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2005年任学院常务副院长，2006年9月8日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兼任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陕西财经学院、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研究员，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学术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学科专家评审组委员。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发表了题为“市场的逻辑与中国的历史转型”的主题演讲。
张维迎在演讲中表示，人类在最近200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得益于“市场的逻辑”，简单地说就是你要自己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
“科学的发展总是在进步，之后的东西是不是比之前的东西更正确，其实并不是这样。
如今，亚当〃斯密，甚至亚当〃斯密之前好多伟大的理论被忘掉了。
所以我们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不要只看现代的书，一定要读一些古典的东西，伟大的思想很多在古典的东西里。
”张维迎说。
市场逻辑引起世界巨变“我们人类从会制造工具开始大约有250万年的历史，即使从智人的时代开始算也有15—20万年的历史，可以说，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其实进步非常非常慢。
200年前，世界各国人们过的生活可能跟古罗马时代差不了很多，甚至有的地方还不如古罗马时代。
但是过去的200年里，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差距也日益明显。
”张维迎说，世界发生转变就是最近这两百年。
1500年的时候，世界最富的国家和最穷的国家人均G D P比大概就是三倍左右，现在最富的国家和最穷的国家差距可能有四百多倍。
而对于中国来讲，真正大的变化就发生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时间里。
张维迎表示，人类在过去两百年、中国在过去三十年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得益于“市场的逻辑”。
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800年，技术进步率仅为0.05%，而过去两百年大约为1 .5%，过去两百年的进步是过去1800年的三十倍。
“今天，美国有一个什么技术，很快中国就有了，比如说苹果刚发布ipad上市的消息，很快中国就有人开始使用ipad 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技术传播的速度为什么如此之快，因为这里面包含着市场逻辑。
”张维迎说。
什么是“市场逻辑”？张维迎这样解释：人类从古到今都有一个基本目标，就是追求幸福。
追求幸福大致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就是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而自己幸福。
第二种办法就是通过使别人幸福，最终使自己幸福。
张维迎说：“第二种方式叫市场的逻辑。
我们人类都在追求幸福，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机制，在这个机制下，你要自己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那我们追求幸福的过程就会变成一个创造财富的过程。
你要比别人活得好，那你就要给别人创造东西，这样我们就有了好多新的产品可以享受。
”张维迎表示，之所以我们今天能享受这么多的产品种类，我们的生活改善这么大，其实都源自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正是在两种方法中不断地摇摆，直到今天这两种方法都在使用。
有些人是在琢磨怎么把别人的财富拿到自己手里，另一些人是在琢磨怎么能为别人创造更多的财富。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不打不成交"，人类追求幸福的过程一开始都是打，打的过程中发现往往结果是两败俱伤，最后发现打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我们就开始"交"，交换，就是和平共处，互利互惠。
”张维迎说。
他举了二战的例子说，日本和德国都想通过打变成世界强国，却最终把自己推向了深渊。
二战之后，日本和德国几近毁灭。
相反，在二战之后的三十年的时间，日本和德国分别变成了世界第二和第三的经济强国，靠的正是市场的逻辑。
它们通过创造与贸易，给其他的国家创造他们喜欢的产品，使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
中国过去三十年，走的也是这样一个市场道路。
现在社会上普遍有种思想，认为市场经济跟道德是相冲突的。
张维迎认为，通过自己对市场逻辑的解释可以看出，它们不仅不冲突，而且完全是一致的，市场经济是使道德准则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可持续发挥作用的机制。
“如果你追求自己的利益没有损害到他人，那这种行为就是道德的；如果你追求自己的利益是通过损害他人的办法，就是不道德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的逻辑恰恰是整个人类基本的道德准则。
”他说。
“市场逻辑”概念最早源于我国“我们经常会觉得市场理性、市场逻辑这些都是西方的东西，其实这些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或者说是所有人类共同的智慧。
”张维迎说。
比如“市场逻辑”这个概念，在亚当〃斯密《国富论》里被较早提及。
《国富论》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通过自由竞争，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使每个人把追求自己的利益变成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
而亚当〃斯密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受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重农学派有一位代表人物叫魁奈。
亚当〃斯密给苏格兰一个家庭当家庭教师的时候，曾经跟着这个家庭去法国待了两年时间。
在巴黎，亚当〃斯密跟这些重农学派有过交流，见过魁奈。
《国富论》里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受这些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思想所影响。
而法国自由放任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又是受中国古典思想的影响。
17世纪至18世纪，大量的中国古典思想，包括《论语》、《道德经》都被翻译成外文，而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当时被称为欧洲的中国人。
《道德经》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无为而治。
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翻译成法文的意思就是自由放任。
老子的《道德经》第81章里有句话，“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当你为他人着想时你才能获得财富，你给予别人的越多，你自己得到的才越多，这和市场逻辑是一致的。
《霍子列传》里也说：“善者因之，其次顺之，再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这句话的现实意义就是说，一个好的政府要顺其自然，让人们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获得幸福，获得财富。
其次要利导之，进行利益导向使他做得更好，差的是整齐之，规定这个能干，那个不能干。
最糟糕的是“与之争”，与民争利，就像政府办的好多企业，与民间企业争利，是最下等的一种做法。
“市场逻辑理念虽不是西方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过去的两百年西方把这个逻辑发挥到了极致，而在中国则一直受到压抑。
所以，我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发展。
我们现在国力强盛了，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去思考，很多伟大的思想可能在中国古典思想里都包含着。
”张维迎说。
过去两百年，因为我们一直在国际发展中处于落后地位，我们受这个影响，有些不太自信，其实在18世纪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的哲学思想是非常崇尚的。
工业革命之后，随着西方的崛起，就出现了所谓欧洲中心主义。
欧洲中心主义把其他的民族都当作野蛮民族，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是一个最文明的民族。
“所以，我们本质上就觉得矮人一等，这就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一个潜在心理。
有些表现得很民族主义的人，本质上是一种自卑，我们现在很难用平常心看待世界，与我们接受的这样一种教育理念有很大的关系。
”张维迎说。
市场逻辑运作的前提是个人自由与财产权利市场本身的逻辑是先创造财富再通过令人幸福而最终自己获得幸福，这本身包含个人自由与财产权利的前提。
如果它不是建立在自由和持有产权的基础上，掠夺财富就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那么在这种掠夺制度下，是不可能给他人和自己同时带来幸福的。
张维迎表示，任何一个企业的收入都来自其产品的价值，价值的概念就是自由的谈判，自由的交换。
“好比我买这个矿泉水，如果这个矿泉水给我带来的价值没有我付出的价值高，那我肯定不会买。
所以，当我愿意买这个矿泉水的时候，自然这个矿泉水本身一定是使我满意的。
只有我自由的选择，我自己的权利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个结果。
”他说。
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怎么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消费者剩余。
谁能为消费者创造消费者剩余，谁就能获得这个市场，谁给别人带来的幸福多，谁就能够获得利润，获得收益。
任何一个企业，它索取的价格不可能超过他给消费者创造的总价值。
“我们很多企业界人士，他们需要记住的就是只有使消费者舒服，才能赚钱。
当然，在中国，好多情况下企业家不是怎么使消费者变得舒服，而是怎么使政府官员变得舒服，为什么呢？就是强盗的逻辑在起作用，它获得收益是通过某种特权，而不是通过平等的交换而获得的。
”张维迎说。
他表示，中国改革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这个市场化可以一般性地理解为价格自由化，企业民营化，还有行政权力地方分权化。
但是贯穿在所有这些问题背后的核心其实是让个人自由与财产权利得到保证。
在计划经济之下，每个人没有自由支配其选择交换的权利，必须服从计划的安排。
计划经济体制下，名义上财产是公有的，其实本质上也是个人的，因为国家、政府都只是一个机构，它不可能行使权利，行使权利无论在任何体制下都是个人。
所以在计划经济下，所有权利都是建立在职位的基础上的，而市场经济的权利定义在财产基础上。
在计划经济下，如果一个人要获得使用资源的权利，指挥他人的权力，必须要进入政府，进入国有部门。
任何权利首先要获得政府内部的职位。
政府内部的职位本身又有很多种类，从下到上，越到上面权利就越大。
计划经济下，就连一个人出差旅行，他坐火车究竟是坐硬座、硬卧还是软卧都是由他的职位决定的。
甚至去医院看病，哪个医院看病，什么大夫给看病都是由职位决定的。
甚至那时一个人获得什么样的信息，也是由他的权力决定的。
因为当时很多东西都是内部文件，所以职位高的人获取的信息就多，反之就少，信息的享有权利(权力)都是不一样的。
市场经济就完全不一样了。
市场经济下只要一个人有钱，那他就可以坐过去只有局级干部才能坐的软卧，更有钱的可以坐飞机。
过去别墅只能部级干部才能享有，现在如果有钱，他住的房子可以超过中央领导。
这就是社会发生的变化，正所谓“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万金能与王者同乐”。
整个改革三十年就可以理解为从基于职位权利到基于财产权利的变化。
不过张维迎同时表示，我国改革三十年虽然成就很大，但也必须承认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说腐败问题。
张维迎表示，我国现阶段的腐败问题，其实还是源于体制改革不到位。
腐败归根到底还是由职权导致的。
职权和产权的重大区别，在于职权不能有偿转让。
所以，当一个官员在其位时，由于他所指挥的大笔资产不属于他，而且他离开这个位臵后就不能再指挥这笔资产。
那么，他在在位的时候就很可能充分利用权力谋取私人利益。
“目前中国职权和产权同时共存，有些人获得财富变得富有了，不是由于他给别人带来幸福，创造价值，而是通过政府的权力获得稀缺资源。
而有些官员也希望通过权力寻租给自己带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