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析哲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方法论

随着近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哲学问题转变为语言问题，语言分析哲学开始进入到传统哲学的各个领域，并且先是以逻辑分析继而以日常语言分析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进行了全方位的解构。

更重要的是，这种哲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以语言分析为核心的概念系统和哲学范式。

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转换为语言问题，开辟了哲学研究的新领域。

如果说传统的认识论哲学是探讨认识如何把握真理的问题，那么现代分析哲学则是探讨命题的意义及其证实问题。

“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

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

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1]9。

这样，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分析哲学那里就转变为指称和意义的关系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将可证实性作为语言意义的标准，根本上否定了意义的形而上学实体论命题，具有革命性的积极意义。

以逻辑经验主义的逻辑分析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文献资料进行检索、分类、统计等定量研究，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虽然有助于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真理问题，但往往会相应地淡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本体论问题；缺乏本体论支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要么因失去价值关怀而变得实证化，要么因失去超验关怀而变得虚无化。

日常语言分析方法不再寻求语言与世界的逻辑关系，而是将语言作为一种实践形式来考察，这样就使分析哲学从根本上突破了意识哲学的框架，从而也就真正走进了实践哲学的视野之中。

以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的语境分析方法，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现实社会实践过程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有助于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意义问题，但是，往往也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意义落入感性经验的陷阱之中，使之呈现出简单化、实用化、庸俗化的倾向。

行为主义认为语言的意义只能根据行为标准来解释和阐明，社会实践活动和社会交往行为构成意义生成的基本源泉。

以行为主义的意义分析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实践行为和社会交往行为中提炼出马克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21（2018）05-0067-06从分析哲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方法论□邓伯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1106）摘要：分析哲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方法论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以逻辑经验主义分析方法嵌入，有助于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真理问题，但也会相应淡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本体论问题；以日常语言分析方法切入，有助于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意义问题，但也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意义落入感性经验的陷阱之中，使之呈现出简单化、实用化、庸俗化的倾向；以行为主义的意义分析方法键入，有助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意义的解释推进到实证的范围，但也会相应弱化价值分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意义生成中的作用。

分析哲学从逻辑到交往再到行为的嬗变，暗合了马克思的语言研究的社会学本性，为诠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提供了实践方法论。

关键词：分析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方法论收稿日期：2018-06-0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KS017）作者简介：邓伯军（1967-），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

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意义问题，有助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意义的解释推进到实证的范围，但也会相应地弱化价值分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意义生成中的作用。

一、以逻辑经验主义嵌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逻辑经验主义将可证实性作为语言意义的标准。

判定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我们必须在“实际上从事证实活动之前，能够规定为判断一个命题为真而必须在感性的观察经验中得到满足的条件，因而也就是能够规定为判断一个命题为假而必然不在经验中出现的条件。

要是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该陈述就是伪陈述，它是不可证实的，因而是没有意义的”[2]。

可证实性原则旨在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在认识论意义上将形而上学清除出去。

卡尔纳普宣布全部形而上学命题都是无意义的。

“在形而上学领域里，包括全部价值哲学和规范理论，逻辑分析得出反面结论：这个领域里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1]13。

石里克和维特根斯坦则并不从根本上否定形而上学命题的意义，而是指出由于语言的界限，人类的认识无法表达形而上学命题的意义，但可以通过体验感受到其意义的存在。

“形而上学者努力一向集中在这一荒谬的目标上，要用知识表达纯粹性质的内容（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要说那不可说的东西。

性质是不能说的，只能显示在体验中，而认识是与体验毫无关系的”[1]10。

“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3]。

可见，逻辑经验主义强调形而上学不是科学，但并没有完全否定形而上学的重要性。

可证实性原则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来开辟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构建起以科学逻辑为基础的科学哲学学科。

可证实性原则将科学与非科学区分开来，将科学与形而上学区分开来，并且“建立了一个特有概念系统：理论、假说、定律、证据、检验、证实、证伪、理论陈述、观察陈述、理论语言、观察语言、理论名词、观察名词、科学发现、科学辩护、说明、预测、科学变化、连续性等等”[4]。

逻辑经验主义恪守语言的科学主义进路，致力于语言的逻辑结构的可证实性研究，试图将哲学问题转化为语言问题，并寻求在语言系统中得以合理化解决，这不仅有助于消解语言的形而上学问题，同时也开启了语言哲学向话语哲学的转向，为之后的语言的社会学研究作了铺垫。

逻辑经验主义用可证实性这把奥卡姆剃刀，剔除了所谓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将科学逻辑引入到哲学中来解决哲学科学化何以可能的问题，的确有助于排除认识活动中的情感、动机、态度、意志、信念等非科学的意义成分，实现事实领域和现象领域认识意义的科学化，但是就此从根本上否定价值领域和超验领域的存在，将道德、理念、至善、规范、自由、平等、博爱、正义等人文价值全部从意义领域扫地出门则是太过绝对化。

以逻辑经验主义嵌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之中，将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科学化进程。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我们曾经将马克思主义认定为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一个科学化过程，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解读为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并且主张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文献资料进行检索、分类、抽样、统计、测量等定量研究，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结构、关系、组织、逻辑、机制、模型等，从而发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

在某种意义上讲，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解读为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有助于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真理问题，但是，却也以真理问题研究取代意义问题研究，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畸变为以科学逻辑支配的真理过程，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成为真正实证的科学体系。

一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成为真正实证的科学体系，就会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形而上学性。

我们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仅仅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科学性，也没有从本体论意义上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科学性，根本上忽视了甚至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形而上学性，缺乏本体论支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要么因失去价值关怀而变得实证化，要么因失去超验关怀而变得虚无化。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意义有必要适度保留形而上学维度，以此来预防和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在精神领域出现的虚无主义问题。

就此，我们应该将马克思主义认定为崇高的精神价值信仰，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理解为一个人文化过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解读为现实的价值信仰系统，并且主张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文献资料进行道德、哲学、情感、审美、生态等定性研究，来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价值属性和价值判断。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是科学化过程和人文化过程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是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体。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的科学化过程要求人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文献资料研究中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去发现其深层逻辑结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的人文化过程要求人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文献资料研究中始终把以人为本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将日常语言分析方法切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作为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否定之否定，日常语言分析哲学不再热衷于通过分析语言的逻辑结构来寻求语言的意义问题，而是通过联系语境来探讨语言的意义问题。

后期维特根斯坦放弃了其《逻辑哲学论》中将逻辑规则作为意义标准的观点，转而将日常语义规则作为意义的标准。

语言是一种现实的活动，语言意义的确定不可能取决于语言常规和辞典上对词语的理解，而是取决于现实交往活动中的说话者和听众之间的相互理解。

也就是说，语言的意义是在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语言的意义只有在运用语言指导实践的具体过程中才能得到准确理解和解释。

在语言的具体运用过程中，语言主体要遵循语言本身的基本逻辑规则，即要遵守语义学、语法学、语形学的逻辑规律才能使语言得到理解，同时，语言主体还要超越语言本身的逻辑框架，运用语用学、语境学、语言文化学的非逻辑规则，在语言所描述的对象世界中理解和把握其意义。

这其中包括：如何说、何时说、为何说的社会语用能力，交际的参与者及其相互关系、时间和地点、氛围与场合、音质和声调、交际的正式程度、知识状况、交际的媒介等情景语境，口语中的前言后语、书面语中的上下句和上下段、句级和句群的上下文语法语境，生活方式、社会习俗、思维方式、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心理特征、地理环境等的文化语境。

词语的意义是鲜活的，而不是僵死的；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是变化的，而不是固定的。

也就是说，人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理解和掌握词语的固定不变的用法和意义。

“词语只是在建立一个确定论域的语境中才获得它的确定意义”[5]。

语言是一种游戏，日常语言是和行动交织在一起的，日常语言形式就具有多样性、变动性、差异性、复杂性、实践性特征，就像游戏一样无法找到共同的本质，充其量是一种家族相似性。

这种考察的结果是，“我们看到了相似点重叠交叉复杂网络：有时是整体的相似，有时是细节的相似”[6]。

况且，“语言本身是处于生长的过程之中的，有些语言游戏产生了，有些语言游戏消亡了；有些语言的用法陈旧了，有些语言的用法成为新的时尚”[7]。

因此，人们永远无法统计出究竟有多少种类型的语言游戏，也就无法从这些复杂多样的语言游戏中提炼出它们的共同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