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_发经_言说方式对当代批评文体的启示_杨慧

第３６卷第５期２０１３年９月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５Ｓｅｐ．　２０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２０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１１ＹＪＣ７５１１０２）；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Ｌ１２ＤＺＷ０１３）作者简介：杨　慧（１９７１－），女，辽宁大连人，大连外国语大学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钱钟书“发经”言说方式对当代批评文体的启示杨　慧（大连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化研究中心，辽宁大连１１６０４４）摘　要：“发经”言说方式即借经文以写自己见识，“依经立义”是当今知识生成和积累的重要方式。

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谈艺录》即是用“发经”来构筑自己的学术大厦，这种言说方式继承中国批评文体诗话传统，崇尚注疏、札记等的“不成体系”。

钱钟书以自己的学术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学术与经学相结合的写作范式，呈现出自己独特的生命情趣和个性特征，这恰恰是当代文学批评所缺乏的。

这种言说方式对于重新切入中国古人的言说语境，探讨传统文本的文化生成与文论话语，弘扬民族文化创新精神，提升创新能力，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对２１世纪文学批评文体具有示范性意义。

关键词：钱钟书；发经；言说方式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７５１（２０１３）０５－０７０８－０５ 何谓“发经”？晚明人韩廷锡在《与李明六》中说：“注有二经，一训经，二发经。

训经者，训其字义，而置其经义，非遗意也，留其意不发，以俟读者自得之也。

此是注经第一手，如郑玄之于《诗经》是也。

读之若一字无与，于经者统而会其大意，则字字与经相长也。

此虽不及训经者义长，而为力则难，而为意亦不浅，如向秀之于《庄子》是也。

”［１］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谈艺录》即是用“发经”的言说方式来构筑自己的学术大厦。

曹顺庆先生在《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重建》中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固有的两个话语规则：一是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二是儒家“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解读话语模式［２］。

“依经立义”作为话语生成及言说方式要追溯到孔子，从孔子开始，建立了中国士大夫们的文本解读典范，即以“读经为本，解经为事，依经立义”的普遍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解读模式，主要体现在注、疏、笺、传上。

钱钟书长达１３６万字的《管锥编》，文字浩繁，工程宏大，但却不是以注重宏观的、西式的、体系性的论著形式出现，而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注、疏、笺、传”的方式来书写，甚至用文言文来著书。

钱钟书的阐释单位是“则”，每“则”的起始通常是古籍或评注中一句引文，然后援引古今中外各个时期的评论及比照文字，最后是作者自己的观点。

钱钟书的这种操作模式即被认为是“发经”言说方式，这种言说方式对于重新切入中国古人的言说语境，探讨传统文本的文化生成与文论话语，弘扬民族文化创新精神，提升创新能力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对２１世纪文学批评文体具有示范性意义。

一、“发经”言说方式的思维模式“发经”之“经”，就是话语理论的根据，是“依经立义”的实际操作模式。

“依经立义”的深层含义是—８０７—借助经典的先验合法性来确立自己的言说合法性。

追溯一下，“依经立义”一词最初出自两汉关于屈原的论争。

班固批评屈原“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

”而王逸则认为“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

”二者的分歧在于，一曰非“经义”所载，一曰“依托五经以立义”，推崇贬抑皆以经为据。

由此可见，“依经立义”最初是汉代诗学经典，后来则发展为话语言说方式，建立了以孔子为圣人，以五经为依傍，以解经为能事的“依经立义”的话语模式。

这种话语规则的思维模式首先体现在“原道”与“宗经”上。

《原道》是《文心雕龙》的第一篇。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

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

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

”“原”是本，“道”是“自然之道”，“原道”，就是文本于“自然之道”。

自然之道依靠圣人来表达，圣人通过文章来阐明自然之道。

这是“经”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宗经》篇认为“三极彝训，其书曰经。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皇世《三坟》，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

岁历绵暧，条流纷糅，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

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

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

然而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墙宇重峻，而吐纳自深。

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

”在这里刘勰所谓“经”，就是永恒的道理，不可改易的教训。

经书取法于天地，征验于鬼神，深究事物的秩序，从而制订出人类的纲纪。

它们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并掌握了文章最根本的东西。

钱钟书的《管锥编》和《谈艺录》的创作就体现了这种思维模式。

据蔡田明《管锥编述说》，其前四册“征引古代作家数千人，著作三千多种。

……征引西文作家近千人，西文典籍一千八百种”，被钱先生当做“外篇”收入各则札记中的有“英、法、德、意、拉丁和西班牙语”六种文字的译文和注脚。

据不完全统计，《管锥编》共有外文引文和注释１　４９８条。

在书中，钱钟书借助浩繁的经文引文“发经”而写自己的见识，对《周易》《左传》《史记》《老子》等十余部古籍进行梳理、阐释，秉承中国传统话语“依经立义”的意义生成，展现了典型的中国传统话语言说方式，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诗性批评文体。

这种“发经”的思维模式使钱钟书并不采用西方的系统理论来切割中国文论，而是借中国的诗话传统来挑选西方材料，因此可以说，钱钟书的《管锥编》《谈艺录》是中国诗话传统的延续，正如钱钟书自己所说，“余雅喜谈艺，与并世才彦之有同好者，稍得上下其议论。

二十八年（１９３９）夏，自滇归沪渎小住。

友人冒景璠，吾觉言诗有癖者也，督余撰诗话。

曰：‘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

’余颇技痒。

因思年来论诗文专篇，既多刊布，将汇成一集。

即以诗话为外篇，与之表里经纬也可。

”［３］二、“发经”言说方式的操作模式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言说方式。

“言说方式”，即文学批评的“怎么说”，一直不为批评家所关注。

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曾批评“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的倾向。

这种倾向，关注的是“说什么”（言说内容），而轻视“怎样说”（言说方式）。

在当今的文学批评中，依然存在着这种倾向。

本世纪初，以李建中及其博士生为代表的批评群体开始关注批评文体，即“言说方式”，发表了一系列批评论著，认为“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

１９９５年，曹顺庆提出中国文论与文化的“失语症”，之后的十余年来，中国批评话语的“失语”和“重建”一直是众多学者颇为关心的问题。

其中一派很重要的代表观点是，“在五花八门的时髦西方理论面前，我们失去了民族传统特有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和运思方式。

……‘失语症’是指当中国文化在近代被迫从直观体验式的‘感悟型知识质态’被整体切换为逻辑分析性的‘理念知识形态’后，文艺理论界根本没有自己的文论话语，没有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

”［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代批评文体采取什么样的“言说方式”便摆在了我们面前。

具有中国特色的“言说方式”的灵魂何在？一言以蔽之，曰“依经立义”。

“依经立义”言说方式造就了中国文论充满诗意的生命，也是中国文论不同于西方文论的鲜明性特征所在，更是实现中国文论现代转型与重建的一个关键节点。

这种言说方式的操作模式主要是崇尚注疏、札—９０７—记等的“不成体系”。

“五四”以来，西方文论系统化模式成为学界衡量尺度和范式，传统文化的特性和传统学术的格局发生了微妙转变，体现在人文学术的研究模式上，便是越来越注重“理论系统”“历史系统”的建构，而越来越轻视传统诗文评、札记和注疏的“不成体系”。

此种价值取向蔚然而成风习，甚至有学者把所谓“不成体系”的传统人文学术，讽刺为“简直没有上过研究的正规”。

在西学东渐，重理论系统和历史系统的人文研究取向渐成风气之时，在西方人文研究范式业已笼罩整个中国人文学界的２０世纪后半叶，西化的“系统性”论著大量涌现：如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冯友兰的《新理学》、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等。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钱钟书先生凝聚才情、学识与心血坚持“诗话体”论著《谈艺录》的写作，坚持以传统的“札记体”形式完成他的学术巨著《管锥编》，表明他对所谓“不成体系”的传统人文学术范式有着高度认同，体现了钱钟书的才情、学识和对传统之根的坚守，同时在客观上具有了某种“方法论”反拨的意味。

事实上，钱先生除了在学术实践中延续了诗文评、札记和注疏等“片段化”传统人文研究范式之外，对带有明显西化烙印的“系统化”研究模式的弊病及与之相对应的“片段思想”的价值，也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对以“系统化”加工为基本特征的西学范式，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５］。

我们以钱钟书的两部巨著为例。

《管锥编》和《谈艺录》采用的均是“不成体系”的“依经立义”言说方式，按照其批评文体来说，则是“诗话体”。

我们不妨振叶寻根，回溯一下诗话体的发展历程。

首开诗话先河者，当钟嵘《诗品》莫属。

作为我国第一部诗论专著，《诗品》在我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史和诗歌发展史上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自唐宋以来，它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并被称为“诗语之源”。

到宋代欧阳修《六一诗话》出现，人称历代“诗话之祖”，提出“居士退居汝阳，而集以资闲谈也”的理论，采用“泛应曲当”，随事生说的言说方式，从而奠定了诗话闲散之特征。

作为一种札记体的文学批评形态，诗话往往是若干没有逻辑联系的片段的连缀，没有严密的结构，可以漫笔而书，随意短长，一则一事，或“三五亲朋，酒边烛外；或赋闲独居，尘氛退避，悠闲的环境和轻松的心情，有一种松散的、随笔式的言说与之适应。

言说者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入兴贵闲的心态促成古代文论言说方式的诗性和鲜活。

”［６］诗话正是以这种贴近生命感触的特质比其他文体更具人文性和可读性。

而钱钟书自己也说，“比来湘西穷山中，悄焉寡侣，殊多暇日。

兴会之来，辄写数则自遣，不复诠次。

”中国古代批评文体丰富多样，仅以魏晋南北朝为例，除诗话外，同样是一流的批评，同样是经典的批评文本，论说体有曹丕《典论·论文》，书信体有曹植《与杨德祖书》，辞赋体有陆机《文赋》属，骈俪体有刘勰《文心雕龙》，诗话体有钟嵘《诗品》，序跋体有萧统《文选序》……此外还有史传体、札记体、评点体、选本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