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的悲剧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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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小说的悲剧形态
人世间最大的悲剧不是死亡,而是失去美好爱情,失去健康的生命形式的那种悲苦,那才是人生真正的隐痛。
沈从文在描述他笔下的湘西人物爱情及命运的悲剧时,并不以是一摊血,一把泪的形式哭诉出来,而是把这种苦难进行诗化的艺术处理,在人物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以一种诗意的笔调传达给读者一种源自心灵的隐痛。
“……在分析现实……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心中不免痛苦,惟恐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也只是一个痛苦的印象,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
”[1]沈从文以田园牧歌的抒情作为悲剧的表面,哀怨忧郁的情绪作为底子,在抒情的陈述中逐渐积累和强化一种个人化的悲剧情感和悲剧情绪,从而使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悲悯美。
沈从文在诗意的抒情和平淡的叙述中不经意加入命运突变、事与愿违的偶然因素,往往通过前后对照使整个悲剧由内向外弥漫着一种浓郁的悲悯情绪。
他的悲剧不是给人一种高的精神力量,而是在悲悯情绪的浸润中逐渐感染和同化读者,使读者在作者精心演绎的情绪中进入到作品的情感和情绪世界,以此达到情感沟通、共鸣和升华。
沈从文小说的悲剧在语言的表达上表现出明显的诗化倾向,具有明显的抒情特征,这与一般悲剧作品在表达上的庄重严肃有所区别。
遣词造句的节奏感和旋律,使作品在语言上自然透露出种情感的悲凉。
沈从文善于使用温暖、明澈的带有水意的山水意象群,比如:河流、小溪、小船、青山、岩石、山道、等,为作品情节的展开和人物的活动精心营构美丽的自然环境,在这些自然景物的组合中潜心营造一种惆怅忧郁的氛围,把整个作品包裹在挥之不去的一种哀婉愁怨之中。
同时,沈从文偏爱叠音词和对偶、排比、反复等节奏感强,表情功能明显的句式。
对音乐节奏和旋律美的自觉追求,使沈从文的小说在清新流畅中,通过意象所传达的可理解性来组织自己的语言,使悲剧具有诗歌的表意抒情特征。
沈从文小说的诗化语言的流畅性,往往消解了悲剧性事件的表层,从而把悲剧性隐含到情感和精神的深处。
在小说《边城》中,边城茶峒是一个川园牧歌式的理想世界,那里的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
常年溪水如镜,河水中游鱼可见,岸边有着吊脚楼、碾坊、竹草、白塔……这是一幅宁静平和的自然之景。
正如刘西渭所言,“这里一切是[1]刘洪涛,杨瑞仁:《长河·题记》,《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谐和,光与影的适度配置,什么样人生活在什么样空气里,……一切准乎自然,而我们明白,在这种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1]。
边城的民风纯朴,人性善良,即使做妓女的也水远那么“浑厚”。
而作为小说情节主线的翠翠,天保、摊送的爱情,则更是那么纯真洁净。
天保、摊送两兄弟勤劳、热情、勇敢、善良,他们同时爱着翠翠,对自己的爱情存着执着的追求,但没有争夺,仇恨,也没有丝毫功利。
为让弟弟,天保放弃了自己的爱,毅然出走以成全弟弟的心愿。
而弟弟在“碾坊”与“渡船”的选择中,毅然选择了渡船。
翠翠是一个纯真的少女,她的母亲在十几年前爱上了一个士兵并怀上她,翠翠的爷爷没有说过一句重话。
士兵顾及军人的名誉,无法与翠翠母亲结婚,陷于两难的境地,只好自杀。
母亲在生下了翠翠之后也因此殉情。
这在爷爷的心头,无疑是难消的痛楚。
在女儿去世后,他把对女儿的爱全部倾注在翠翠身上,他终身的愿望就是要日后翠翠幸祸,对翠翠的婚事,他愿意让翠翠自己作主。
只是爷爷隐隐约约地感到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他为此而担忧着。
天保的遇难,使顺顺家误解了爷爷,摊送也以为他做事“弯弯曲曲”而对他冷淡,爷爷为了让翠翠对自己命运的自主而陷入不为人所理解的孤独之中。
这些担忧,孤独无助,最终使他精神崩溃,猝然死去。
摊送在哥哥死后,也出走了,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小说的结局是那个懵懂、纯洁的翠翠,在渡口做着一个无法醒来的梦,等待着没有结果的希望。
小说最后写到:“使翠翠在睡梦里的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酮来。
”
《边城》中田园牧歌式的叙述,山水画一样充满缠绵哀婉的情绪的渲染,充满了诗情画意,让人难以一下子感受到翠翠命运的悲剧性,只有逐渐进入到作品中,与作者的情感情结融为一体,才能理解和领会隐藏在深层的充斥于天地间的悲凉,产生出对人物命运的同情和悲悯。
其实《边城》应该是一个温暖的作品,然而弥漫在这些文字背后的,却是一种命运无法把握、爱情理想无法实现的悲哀。
人与人之间的阁膜、人心的孤独构成了《边城》中冷酷的现实,小说中善良的人们无法彼此沟通,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即使是有抗争意识的摊送,翠翠也陷入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爱情难以实现的忧郁之中。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善良人性的背后,人的生命是一代又一代,极其相似却又
[1]刘洪涛,杨瑞仁:《〈边城〉与〈八骏图〉》,《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
无奈的毫无意义的循环。
这种生命无意义的简单繁衍循环,是生命价值的丧失和意义缺损,是湘西因为人性的陋习衍生出善良的难以抗拒的悲剧。
善良人性的背后透露的是湘西人无法抗拒的命运的偶然性和无法自己把握命运的悲凉。
而对自身命运的无从把握,也正是悲剧的根源,体现出作者对于生命沉沦的人悲痛。
在这肝肠寸断的痛惜的背后,应该是一种人性的觉醒。
我以为沈从文的田园牧歌风情不过是沈从文写作的表现手法,而这牧歌中的哀伤才是沈从文小说所要传达的真谛。
这一幕幕的悲剧似乎被他那浪漫的说法淡化了,实则相反美的悲剧才是最切入人心的真正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