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奥尔森《国家的兴衰》有感

读奥尔森《国家的兴衰》有感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1982年出版的《国家兴衰探》一书中, 根据世界历史尤其是战后史的事实, 试图从利益集团的发达程度与国家活力之间的相关性这一视角, 对影响国家盛衰的动因做出揭示。

奥尔森的理论是从分析集团行为入手的。

他认为, 在现代社会中, 国家制定的公共政策, 应当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参与和广泛协商的结果。

只有这样, 才能使政策的公正性、合理性和妥当性得到保证。

然而, 现实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又都不可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因为社会协商通常并不是大众个体之间的协商, 而是社会团体之间、进一步讲是社会团体领导人之间的协商。

这样, 消费者、纳税人、失业者、贫民等社会群体, 由于成分复杂, 分布散乱, 形态不定, 不可能结成任何团体, 因而实际上是被排除于社会协商之外的。

在这种情况下, 那些建立了组织的社会群体, 就会利用自己的集团优势, 采取各种直接的或间接的手段, 不断地对政府的政策过程施加影响。

这样, 政策的内容和实施的结果, 就难免偏重于这部分有组织的人的利益而忽视社会上多数人的利益。

按照他的看法, 为实现某种特定的群体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组织就是利益集团。

奥尔森认为, 利益集团的实质在于最大限度地追逐特殊利益。

他说, 尽管利益集团在各个国家类型不同, 形态各异, 但它们无不自我标榜其宗旨在于推动社会经济以更高的效率和速度
发展。

确实, 它们生产的集体商品和提供的各种服务, 客观上都在满足着人们的需求, 从而有助于社会经济保持繁荣。

而且, 经济与社会愈进步, 为它们提供的优良技术和廉价商品就愈多, 它们获得的集体利益也就愈大。

然而, 如果对利益的运作过程给以系统考察的话, 就会发现这不过是一种表象, 事实并非如此。

虽然从原则上讲, 任何组织可以通过两条途径为其成员谋取利益: 一是设法使全社会的效率提高和产品总量增加, 从而使其成员获得的份额也相应增大; 二是在社会总效率和产品总量不变的条件下, 尽可能为原有成员利益的减少。

因此, 各国的利益集团, 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分利集团, 无不利用其组织性优势, 为霸占市场和控制资源而不择手段地排斥异己。

即使像医师协会、律师协会这类组织, 也为了保持自己的垄断地位, 而借助国家的力量设置壁垒, 高筑门槛, 尽可能地阻碍新成员进入。

这样,就使得自由竞争受到限制, 新生力量难以成长,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缺乏必要的活力, 从而社会总效益也就无法提高。

奥尔森说, 利益集团的低效性还直接影响到政府的效率, 尤其是增加了立法的复杂性, 使政府的职能不断膨胀, 政府对社会的干预范围一再扩大。

更为重要的是, 它还改变了社会发展动力的分布, 使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 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强了。

销售商品和出卖劳动力的报酬减少了, 而逃避或利用法律、政治以及通过讨价还价和复杂协议而获利的报酬则增加了。

这种社会发展动力的变化, 又反映到了社会演化的方向上。

由于只有受过教育和掌握了丰富知识的人, 才具备处理繁琐而复杂的法律、政治事务的能力, 才能适应这种以集团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竞争环境; 而那些天赋较低的弱者和贫者, 他们既缺乏有效的刺激手段以建立自己的组织与强者相抗衡, 也难以树立明确的利益目标作为自己的生活追求, 因而只能处于一种被动不利或消极反抗的地位。

这样, 社会资源的配置就日趋失衡, 两极分化的现象就日益凸显, 革新进取的动力就日渐枯萎。

奥尔森认为, 现代西方国家中出现的经济滞胀、增长乏力、社会僵化、制度疲劳乃至文化危机的根源, 盖出于此。

因此, 西方国家要想走出困境、摆脱滞胀、恢复活力、重现生机, 就必须采用立法手段, 对各种利益集团的活动给以必要的限制。

应当承认, 上述奥尔森关于利益集团的性质、特征和社会作用的分析, 对于我们认识现代世界各国的兴衰转换, 确实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奥尔森曾经预言:在西德和日本出现的持续稳定局面, 将使这两国聚集起更多的分利集团, 从而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

10 年之后, 奥尔森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自1992 年起, 以“创造了战后世界经济奇迹”而令世人瞩目的日本, 却陷入了严重的经济滞胀之中。

几年来日本的经济一直徘徊于零增长和负增长之间, 迄今尚未见到走出低迷的征兆。

当然, 导致日本经济持续滞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经济性因素, 也有非经济性因素,对此不宜作过于简单的推断。

但是, 利益集团对日本政府政策的干
扰, 委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要因。

如: 日本迟迟不能放宽管制, 扩大市场开放。

现代日本的市场体系, 是在冷战的特殊环境中形成的, 因而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 具有壁垒林立、管制繁多的特点。

尽管严格的市场管制, 对于保护民族工业, 促使经济起飞, 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是80年代以来, 负面效应却日益增长, 日美、日欧之间的经济摩擦大都起因于此。

要求日本“放宽管制, 开放市场”已是内外舆论界多年的呼声, 政府的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也都将其列为重要内容, 然而迄今并未见有多大进展。

究其原因, 主要是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

因为放宽管制, 就必须对现行的市场体制进行重大调整, 现行的利益格局也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这就意味着一部分人享占多年的既得利益有可能丧失, 这自然就会遭到利益集团的坚决反对。

曾被奥尔森称赞过的另一个东亚国家-韩国, 更是在近期的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 一蹶不振。

我们知道, 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是在六七十年代军事独裁政权的高压统治下实现的。

这种依靠“冻结”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特殊方式而获得的稳定环境, 虽然有利于动员社会资源支持经济发展, 但同时也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迅速壮大提供了机会。

韩国的国民经济, 实际上是由现代、大宇、三星等六大财阀所控制。

甚至韩国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流通政策, 尤其是支持出口的政策, 几乎都是根据财阀们的要求制定的。

多年来, 这些财阀在政府的强力保护下, 为了单纯追求高速增长和抢占内外市场, 不惜举债经营, 亏本竞争, 从而导致了韩国市场
体系的畸形发育和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

尽管进入90年代之后, 韩国经济的结构性弊端已日趋显露, 诸多学者曾一再提出忠告, 但由于财阀的垄断地位难以动摇, 尤其是财阀首脑与政界官员之间的权钱联系难以割断,因而政府迟迟不愿对其经济结构实施全面调整和根本改造。

加之民族主义情绪的过度高扬, 造成人们对泡沫经济的危害性认识不足, 导致国民普遍缺乏一种必要的危机防范意识。

这样, 当国际性金融风暴骤然登陆之后, 也就只好眼见繁荣破灭。

可见,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若对利益集团的活动和影响熟视无睹, 不加制约, 其后果着实是不堪设想的。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集团, 往往带有浓厚的前近代色彩。

如韩国最大的财阀现代集团, 其主要机构的领导职位都由郑氏家庭成员所占据。

而印尼的苏哈托家族, 更是仰仗其政治上的优势, 官商融为一体, 渗透于经济界的各个领域。

这类以宗法关系乃至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结成的利益组织, 一旦发育过分强壮, 能够左右政府的政策制定, 势必会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阻障, 造成市场体系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变形, 导致社会前进动力的衰退。

奥尔森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长期以来, 一些学者为了解开国家之间兴衰转换之谜, 曾试图通过对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的比较来作出说明。

诚然, 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 文化的因素是不容忽视的。

从文化价值体系的异同中探察社会进步的动因, 未尝不是一种新的视角。

但是, 如
果过分强调文化因素的社会作用, 甚至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现象归因于这一民族的某些气质或秉性, 那就只能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

虽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多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 但对其根本原动因,毕竟还是应当像奥尔森那样从现实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中去寻找。

就这一点来说, 似乎我们也有必要对热闹多年、最近才降温的所谓“东亚模式=儒教文明复兴”的文化讨论进行反思, 是否我们在这一问题上耗费的资源有点过多。

尽管奥尔森的理论如他本人所言, 并非是对国家兴衰现象能够作出有效解释的唯一理论, 但我们还是应当承认, 奥尔森的推论是发人深思的。

他所选取的分析对象-利益结构, 正是影响国家兴衰的根本因素所在。

当然, 奥尔森的分析依然存有局限, 尽管他自我感觉已触及源头, 但他最终并未将其完全揭示出来。

我们知道, 在现代社会中,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的利益追求必然日益呈现出多样化或多元化的趋向, 因而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就会应运而生。

也就是说, 虽然利益集团是为谋求特殊的群体利益而结成的, 但同时它又是应现代社会利益结构多元化的客观要求而产生的。

而且, 它所具有的集聚和表达社会群体利益的功能、向决策系统及时传送信息情报的功能、缓解政府与社会紧张关系的功能等, 又是其他社会机构所难以取代的。

因此, 简单地将利益集团认定为现代社会的“万恶之源”似乎并不合适。

当然, 利益集团所具有的垄断性、保守性、低效性等弊端, 确实
直接妨碍着社会经济的进步, 造成了国家竞争力的衰退。

问题是, 这些弊端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这正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在现代的多元社会中, 由于人们利益追求的方向不同, 因而任何一种群体利益都有可能与其他的群体利益发生摩擦、对立乃至冲突, 而且群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也常常发生错位。

要想避免各种群体利益之间出现碰撞, 同时又能够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就需要通过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 不断地对那种目标各异、追求不一的群体利益实行整合。

如果这种协调机制是健全而有力的, 那么各种群体利益就会受到一定的约束, 其追求的方向就会同社会整体利益的目标相接近, 从而使社会资源的分配能够达到基本平衡, 社会的发展能够保持在一种良性的状态之中; 相反, 如果这一机制存有明显缺陷而缺乏足够的调控力度,不能对各种群体利益进行有效整合, 就会造成部分群体利益的快速膨胀, 从而难以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 正常的经济增长也会受到干扰。

可见, 利益协调机制的完善性是保证经济与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

尽管奥尔森提出以加强立法来对利益集团的活动施以限制, 不失为一项强化利益协调机制的得力之举, 但仅此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利益集团的大量活动是难以用法律手段约束的。

尤其是它们对于政府政策过程的干预, 经常采用密室交易、间接施压、收买官员等幕后方式, 是难以令人察知的。

而且, 任何法律都不会是绝对公正的,都难免存有疏漏, 而利用法律的漏洞谋取
特殊利益, 又是分利集团的惯用手法。

因此, 在完善法制手段的同时, 还应着重规范政府的行为, 提高政府活动的透明度, 将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置于有效的社会监督之下, 尤其是应当建立或健全政府政策的评价机制。

无论是在一项政策出台之前, 还是在其实施之中, 都应对其必要性和有效性作出科学评估, 而且评估的结果应向全社会公开。

只有这样, 才能减少各种利益集团对政府政策过程的干预, 达到社会资源配置结构的基本合理, 保证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从而使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断获得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