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土匪与政府、洋人、军阀的博弈——以临城劫车案为中心的考察.pdf

军事历史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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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民国时期土匪问题的英国学者贝思飞（Phi l ·B i l l i ngsl ey 又译菲尔·比林斯利）曾粗略计算出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吉林、内蒙古、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江苏、湖南、四川、广东等11省土匪人数为60.1458万人。

①据日本学者何西亚调查统计，当时中国的14个省共有土匪11.55万人。

②如此多的土匪，他们是如何获得生存空间的呢？历史学者吴思在研究民国土匪后，给予这些以命换生存的群体一个名词“搏命集团”。

③20世纪20年代的临城劫车案是一桩极具代表性的匪案。

它不仅集中表现了土匪活动的内容、组织、手段，而且暴露了官府、军阀、洋人与土匪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临城劫车案始末
1923年5月6日凌晨2点50分左右，以孙美瑶为首的约千余名土匪，在津浦路山东峄县境内沙沟至临城段拦劫了由浦口去天津的特别快车。

“该土匪等立时蜂拥上车，将车上行李财物悉行劫去。

劫掠后，更将车上旅客西人三十余人，中人二百余人，架往匪巢，以备勒赎”④，这就是“临城劫车案”。

被绑架外人中，有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独子之妻妹，两名美国陆军军官，以及后来被释作调人写了《临城劫车被俘记》的《弥勒评氏论报》的记者鲍威尔，来蜜月旅行的一对墨西哥夫妇，一名意大利的富有律师，一名后来因逃跑被击毙的英国人等共20多人。

此案以其所劫持外国人之多，匪徒人数之众，以及案发地点为东部重要铁路要道之紧要，很快就引起北京政府、外国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作为20世纪20年代最有代表意义的土匪活动之一，临城劫案“或许是民国时期所有土匪暴行中最为臭名昭著的。

”⑤“外人对之甚为重视，称其为义和团运动后中国最严重的涉外事件”⑥。

早在1920年春，孙氏叔侄在枣庄东北的抱犊崮拉起一彪人马,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部众很快发展到数千人。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山东督军田中玉围攻无果，二者形成对峙。

1923年春，因天
R ivalrie s Betwe e n Ba ndits and the Administra tion,Foreigne rs a nd Warlords
in the 20s of the 20th Ce ntury
20世纪20年代土匪与政府、洋人、军阀的博弈
——以临城劫车案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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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雪垠
摘要：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政府更迭频繁，军阀争地夺利，土匪横行乡里，列强也未放弃分权攫利。

一幕由政府、军阀、洋人、土匪共同演出的以命相搏的丑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精彩。

发生于1923年的山东临城孙
美瑶匪众劫持火车案，充分地体现了土匪与政府、洋人、军阀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

在这场本来力量并不均等的角
逐中，势力最弱者土匪，准确地抓住了以命换生存的博弈原则，以洋人为博弈的筹码，在与政府、军阀的博弈中取得了暂时的成功。

关键词：中国近代军事史
临城劫车案
土匪
政府
军阀
中图分类号：E29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83-（2012）04-0067-04
①[英]贝思飞著，徐有威等译：《民国时期的土匪》，34～35页（根据附表计算得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②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下册》，547页（根据附表计算得出），济南，齐鲁书社，1989。

③吴思：《血酬定律》，43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

④南雁：《临城土匪大掠津浦车》，载《东方杂志》1923年第8期。

⑤[英]贝思飞，徐有威等译：《民国时期的土匪》，14页。

⑥《申报》，3年5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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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缺水，孙美瑶孤注一掷，策划劫案绑架外国旅客，企图使己部摆脱困境。

孙匪的根据地北到济宁，南至江苏铜山，绵延七百里，人多势众，仅参与此次劫案者就达“千余人之众”①。

“匪中悍者有高级陆军学校毕业曾任中级军官者，部下有旧时法国遣回之参战华工。

”②案发后，迫于外国压力，政府与土匪进行了一波三折的谈判，最后达成收编孙匪部众，孙为旅长，给兵饷一年，尽释洋票等条件。

除此之外，政府还应列强要求支付受害者赔偿金若干，革职山东军政长官等。

二、土匪与政府之间的博弈
“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政治没落了,土匪便蠢蠢欲动”③。

民国初年政局不稳，农村经济凋敝。

“中国人民除中上层及安良守分之农人，其余大多数概可谓制造土匪之好原料品也”④。

临城劫车案发后引起了很多人对政府能力的怀疑。

“列国政府及国民依此次土匪劫车事件，当开活眼而认知中国已无法律存在之余地矣。

中国现状全然混沌分裂，自生活之见底言，其为南美最下级国之伍”⑤。

“官僚之横征暴敛，为恶无异于土匪”⑥，“此案当责政府，较之责土匪尤重。

政府万无回避责任之余地”⑦。

“官吏治匪方法，有事时则曰土匪众多，土匪强悍。

无事时则曰如何负责，如何肃清，纯系要名取利，毫无实心从事”⑧。

更有甚者，认为“中国政府无力治盗，当然引为深耻。

中国之所谓政府，已配证明缺乏政府之资格。

彼之任职状况及程度，均不足称为政府”⑨。

此时土匪与政府博弈的根据在于，一是中央政府软弱无力，成为各种力量倾轧夺权的舞台，地方政府对治安的控制能力大为减弱。

二是土匪准确地看到“洋票”这一特殊的博弈筹码。

劫车案发生后，或剿或抚，政府出尔反尔，有时甚至与土匪“往来切磋”。

《东方杂志》的记者曾写道：“将来的土匪架掳中外票，要求赎价与收编，外国使领的要求保全被架者的安全，中国官吏的先剿后抚，也必将与临案一式，断不能跳出这简单的结构。

则将来是项匪讯，倘非别开生面者，记者殊不愿再为无谓的评述”。

《大陆报》记者也认为此案“不过中国此后悲剧之序幕”。

当时政府处理此类案件的方式大多是收编土匪，然而被收编的土匪头子大多没有他们所预想的结局。

临城劫车案中的匪首孙美瑶当年12月就被山东军阀张陪荣杀死。

军队虽然勉强收编了他
们，可是却扣发他们的军饷和武器，并将其派驻到边远地区。

土匪因绑票洋人，使得他们在和政府的博弈中取得了暂时胜利，就是赎金与收编；但土匪手中一旦失去洋人，那么不合作的土匪头子则会被处理，而一般的土匪则继续为政府或军阀卖命。

如果土匪只要求赎金，那么事后政府将以更大规模的“剿匪”去夺回他们的面子，这样的结果往往使土匪势力被极大地削减。

但在这个博弈中，遵循以上原则的往往只是力量薄弱的或者不处于大军阀政治斗争关键位置的土匪。

三、土匪与洋人之间的博弈
土匪与政府间博弈的支点是洋票。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政府几乎不管不问，土匪无法得到赎金，为了顾及自己的信誉，只得撕票。

这样一来，土匪的劳动成本和伤害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绑架洋票后，大多能让政府最大程度的满足土匪的要求。

绑架外国人的动机一般并不是排外心理，尽管在某些地方仍存在仇恨传教士的情绪。

“最重要的是一种新的民族自信心的情绪中，外国人不可侵犯的氛围转而变为对袭击者有利的地位。

如果拥有一个外国人质，就保证了迅速而有效地满足自己的要求。

”⑩。

老洋人（以张庆为首的一股活跃于豫、陕、鄂等省的土匪）绑架外国人是这种新倾向的一个例子。

自1922年绑架第一个挪威传教士后，到这年的12月中旬，老洋人总共扣押
①据《申报》1923年5月9日：“原车稽查刘云彬云匪有三四千人,但多方资料显示，匪众只有千余人左右。

”
②南雁：《临城土匪大掠津浦车》，载《东方杂志》1923年第8期。

③南雁：《小事化大的安徽匪乱》，载《东方杂志》1923年第14期。

④丁佛言：《民国社会之大危机》，载《中华杂志》第2号。

⑤《大公报》1923年5月9日。

⑥《华北日报》1923年5月8日。

⑦《津浦路临城大劫案传闻》，载《申报》1923年5月9日。

⑧《申报》1923年5月10日。

⑨《申报》1923年5月12日。

⑩[英]贝思飞著，徐有威等译：《民国时期的土匪》，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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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4名外国人质。

土匪从这一事件中获得不少教益。

临城劫案后，整个华北地区又发生了多起类似的绑架和劫车案件。

洋票被看成是“保险”，不但能带来大量的物质财富，还能使劫匪被顺利收编成正规军队。

临城劫案结束后，一部分土票被不愿当兵的土匪挟持带走，并没有得到救助。

“外票全释所剩华票五十余人，匪拟留以待用。

这时安温（笔者注——美国人安特生、中国官方代表温世珍）两有力调人，以外票得释，责任可卸，分别回上海、南京。

陈调元(时任徐州镇守使，谈判代表)又借母病为名出山不返。

商会代表江径沅、孙福基等亦各设法下山回北京、上海。

枣庄云集的各方代表更都乘机而去。

于是被留未放的新老华票和入山做质的吴长植旅长，大有叫苦连天之慨……以后土匪声言释放华票须陈调元及商会代表到山方可……而陈调元及商会代表竟设词推卸，中国官僚热心临案的心理，令人不能不发生感想”，“至所剩旧票四十余名，已被留山中自三年以至一年，此刻更无人顾问了。

”①
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

土匪深谙此道。

临城劫车案之所以轰动中外，不是因为掳去了华票近200人，而是因为有20多名外国人被绑票。

“中国今日之情形，不可再招外人之恶感。

”②这些被绑洋票常能得到较好照料，孙美瑶甚至给释放回去的外国人驴子和轿子以示友好。

然而同样遭绑票的华人却无人问津。

政府对于洋票和本票不同的态度，也更加刺激了土匪绑架外国人的心理。

土匪与外国当局的关系是复杂的，有时候甚至与外国政府联合起来攫取利益。

在临城劫车案中，孙匪与日本人之间的关系也颇为复杂。

1922年4月日本勉强从青岛撤兵后，对山东局势的关注并没有丝毫减少。

临城事件后，日本政府拒绝参加西方国家发出的联合制裁的要求，同时指出，如果他们的军队被允许继续留在青岛的话，就不会发生此案。

此外，日本当局与安福系军阀间的关系也颇为奇妙。

皖系军阀张敬尧与日本政府及孙美瑶之间都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并且在临城劫车案发生的当天，孙美瑶刚从天津回来。

案发后当时的记者在论及此案的政治背景时候曾写道：“美籍白教士曾电各报，在肇事前有日本人数名到临城，踪迹非常暧昧，肇事时日本人无一及难，而日本报纸则借此大兴风波，鼓吹中国与铁路共管，断定此事乃日本人的阴谋”③。

即使此事
确与日本政府没有关系，但此案也为日本人指责中国政府在山东的无能提供了借口。

土匪与外国更隐藏的关系还在于外国对土匪的武器支持。

在土匪的黑话中，他们把子弹称为“外国糖莲子”④。

当时的《东方杂志》记者转引《亚细亚杂志》的评论：“他们（中国人）所不能了解的是：我们的政府一面要求中国惩治盗匪，而一面又与盗匪合作强迫北京政府与以赎金”⑤。

土匪与洋人博弈的根本还是和政府的博弈。

土匪是不会直接和外国当局进行交涉的，能解决他们赎金和收编要求的只能是政府。

外国当局不过是土匪与政府博弈天平的支点而已，当土匪手中掌握了洋票的时候，外国政府这个支点就更靠近土匪，那么他们在与政府博弈的时候就占上风。

反之，当洋票释放了，外国当局撤出了这个天平，那么政府与土匪之间的支点又回归到中间位置，但土匪自身的重量显然不及政府，所以天平就又自然地向政府倾斜。

四、土匪与军阀之间的博弈
土匪与军阀曾长期共生，“兵日多而匪祸日烈”⑥。

从陈旭麓对军阀的成因分析中，可以看到由匪转为军阀的类型赫然在列：“近代军阀出身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大概言之，可以分为四类：一，由清代职业军官转化而来；二，起于行伍，脱颖而出者，如冯玉祥；三，在国内外军校受过新式军事教育者；四，从土匪头目演变为地方实力派，如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桂系军阀头目陆荣廷”。

“‘兵匪一家’这是洋票们对土匪与周围世界关系进行细致观察的结论之一。

”⑦临城劫车案发后，《大公报》记者对军阀、土匪共生的
①南雁：《临城劫匪案收抚成功》，载《东方杂志》1923年第11期。

②《申报》1923年5月9日。

③南雁：《临城土匪大掠津浦车》，载《东方杂志》1923年第8期。

④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8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⑤坚瓠：《国际共管》，载《东方杂志》1923年第11期。

⑥坚瓠：《兵与匪》，载《东方杂志》1923年第7期。

⑦[英]贝思飞著，徐有威等译：《洋票与绑匪—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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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也不禁愕然：“苏鲁豫三省，均为有力军阀管领之地盘。

土匪乃如入无人之境，岂非一大怪现象欤？”①“而中央及地方当局，虽保持世界最大之常备军，对于维持和平秩序，竟不能染其一指，此真慵懦无能之长物”②。

土匪与军阀之间的博弈，其实有他们之间相互需要的一种默契。

“收编”是很多土匪所提出的要求。

在临城劫车案中，孙美瑶和政府的几次拉锯谈判中，唯一不变的就是要求政府收编。

土匪的这种情结，也许可以追溯到《水浒传》，但更多的是时事的需要。

民国初期，当兵打仗被视为一种时尚，在未沦为土匪前，这也是很多无法维持生计的贫民的梦想。

“在可以得到详细资料的一些匪酋中，他们的年龄都非常小。

孙美瑶是25岁，‘老洋人’在他土匪生涯顶峰时是28或29岁，白朗(笔者注——同时期的以反袁世凯著称的农民武装领导人)的两个副手是29和20岁，与白朗同时的郜永成，在土匪时只有17岁。

”③。

土匪对成为正式军人的憧憬是很现实的。

但有的土匪认为军队生活单调乏味，微薄的报酬还经常被克扣。

军阀混战日烈，在军队卖命的风险也和做土匪的风险相差无几。

由于接受改编的土匪总是被军阀视为最不可靠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往往只是充当炮灰，被派遣到边远地区，与别的军阀或土匪盲目地打仗。

军阀对土匪不全是排斥的，这也与土匪要求收编的意愿一拍即合。

收编土匪首先可以避免麻烦的镇压活动，减少自己的伤亡；其次，又可以避免土匪被敌人收编；第三，土匪拥有武器和作战经验，在战场上是个“熟练工”；第四，收编人数众多的土匪还可以造成兵强马壮的假象，自然可以得到更多的税收和军需；最后，通过收编土匪，也可以让外界确信军阀自己的实力至少还是可以控制地方局势的。

因此，对土匪“镇压招安双管齐下”也不失为军阀的上策。

土匪与军阀的博弈，更多的不是体现在对抗的层面，而是体现在利用与转化的层面。

从临城事件的时机、组织和行动过程也可看出背后军阀之间的矛盾。

当时很多报纸在评论这一事件时候，提到了孙美瑶与皖系张敬尧、奉系张作霖之间暧昧的关系。

孙美瑶在他的队伍被收编6个月后即遭杀害，“原因即在于他没能及时割断同奉系军阀的联系”④。

土匪巨大的潜在军事力量成为被军阀利用的诱因。

但收编来的土匪很不可靠，更有效的办法就是派他们到敌人的地区进行活动。

“匪首孙美瑶，系张敬尧旧部，本籍江苏铜山，在苏鲁为匪多年”，“孙匪在去年奉直战争时曾受奉军旅长冯占元招抚，令在鲁省扰直军后方，许事后改编为正式军队”⑤。

军阀们深刻地认识到，土匪的骚乱作用是可以利用的，但是要想把他们束缚在军队内是不可能的，明智的办法就是让幕后操纵者本人切断与土匪们的联系，这样既安全又不会惹麻烦。

土匪与军阀之间这种拉锯式博弈关系让时人不禁怀疑到“北方之重要武人，曹吴是也，以武人之攫地盘，刮民财，防己之私敌，无微不至，其侦探之严密，破敌党之手段，非常高妙。

何至令津浦发生大帮盗匪，事前毫无察觉，溺职殃民”⑥。

五、结语
政府与军阀拥有合法的暴力抢劫资格，是博弈规则的制定者。

而他们又都需要列强的支持，所以列强也成为这场博弈的占先机者。

唯土匪一直以来都是以最大风险换取生存的集团。

当土匪发现了洋人筹码的重要性之后，他们很快地用各种方式与洋人产生联系。

整个民国时期的洋人绑票案中，被绑洋人被虐被杀的事件非常少。

民国初期的土匪活动已由单纯的打家劫舍，发展为有目的性的要求与政府、军阀平等对话。

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土匪的博弈仍是失败的，但土匪已经发现了这种不同于以往的博弈规则，并且取得了短暂的胜利。

这种局势在有了统一有力的中央政府后大为改变，土匪不得不放弃以绑架洋人为中心的搏命行径。

但是由临城劫车案中所体现的土匪与政府、军阀、洋人之间的相互敌对又相互利用的关系，还是颇能说明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政治局势的复杂性。

作者：黄雪垠，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闫茁草
①《大公报》1923年5月9日。

②《华北日报》1923年5月8日。

③[英]贝思飞著，徐有威等译：《民国时期的土匪》，96页。

④[英]贝思飞著，徐有威等译：《民国时期的土匪》，280页。

⑤南雁：《临城土匪大劫津浦车》，载《东方杂志》1923年第8期。

⑥《申报》3年5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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