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在今天的现实意义

黄帝文化的现实意义
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传承弘扬黄帝文化有助于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而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黄帝时期描绘出中国国家形态结构的最初状态，已有初具规模的统治机构，黄帝带领的华夏部落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雏形。

黄帝是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开创者，艺五种、播百谷、制冠冕、造宫室、定律历、创文字、别男女、建舟车等对中国社会有着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皆是由黄帝及其部下一手开创。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其文化精神已经内化为民族精神基因，成为华夏儿女的精神本源，塑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品格。

从古至今，黄帝文化对民族、国家、社会乃至个人的发展仍有着重要影响，深入挖掘黄帝文化的时代意义，对延续中华民族历史文脉，凝聚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塑造民族精神，共建精神家园
黄帝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从本质上看黄帝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

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精神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民族精神的核心。

在“黄帝文化精神标识与精髓”研究专家论证会上，与会专家将黄帝文化精神内涵凝炼为“鼎新、大公、中和”，具体内涵为“自强不息，革故鼎新；厚德载物，天下为公；以人为本，中和大同”。

二者内核相通，深入挖掘黄帝精神，有助于共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自强不息是黄帝能够带领部落赢得战争、走向共生的精神力量。

涿鹿之战中，黄帝与蚩尤交战九次，无一胜绩。

在最后一战中，蚩尤召来了迷雾，黄帝的军队不辨方向、不识敌我。

黄帝命令风后制造指南车，帮助士兵辨明方向，最终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黄帝九败不胜，依然在最后决战中持恒执着、努力奋斗，最终反败为胜。

正是这种精神，影响着后世千万中华儿女，无论顺境前行或是逆风而行都能做到自强不息，保中华民族之延绵不绝。

革故鼎新是一种创新创造精神。

黄帝时代中原地区的农具、陶器、房屋建筑、冶铜等技术水平明显高于其他文化区域。

精神文明方面，婚丧嫁娶、文字、音乐、舞蹈等已经得到长足发展。

肇始文明、日新又新的创造精神也是中华民族饱经战乱依旧生生不息、波澜状况的内生动力。

厚德载物推崇仁德精神。

黄帝时代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人类社会正在从野蛮向文明过渡，这一阶段黄帝推行了大量有利于人们生存的措施。

《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治五气，薮五种，抚万民，度四方”。

史书对黄帝爱护百姓称赞有加，孔子有言“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天下为公代表了黄帝兼济天下、协和万邦的胸怀。

黄帝时代不同的部落语言不通，黄帝通过协祭的方式感召黎民，《尚书·尧典》之中：“克明均(俊)得(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庸(雍)。

”战胜蚩尤后，黄帝协和万邦以减少战争。

兼济天下也是中华民族始终崇尚的品德，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是对“天下为公”的现代传承。

以人为本主要是黄帝天人合一、持续发展的思想。

黄帝时代，人们敬畏大自然，并把孕育生命的自然称之为“天”，这种思想即是“天人合一”观念的雏形。

《黄帝内经》重自然，重社会，重人身，认为天、地、人三者之间密切相关，相通相应。

而人是“天地之镇”，为万物之中最尊贵者，因而要贵生、葆命、全形。

中和大同的和谐精神，主要指黄帝时代的尚和精神。

崇尚和平、和睦与和谐，是黄帝文化的重要内容，换而言之，即是君民和谐、部落和睦、天下太平。

黄帝始终致力于建设和谐的君民关系，和周边部落施行亲和之策，遂“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

黄帝“以人为本，中和大同”的思想理念，时至今日仍是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所追求的治世理念。

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其自强不息、革故鼎新、厚德载物、天下为公、以人为本、中和大同的精神，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支撑中华民族从远古走向近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根，由黄帝创立的创新和凝聚精神不断衍射，民族精神得以薪火相传继往开来。

（二）繁荣传统文化，助力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端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

黄帝时代在文化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黄帝也被称为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国语·展禽论祀爰居》中赞誉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认为黄帝在蒙昧初开、文明发轫的上古时期，运用卓越智慧利物制器，在治道、历法、阴阳五行、音乐方面皆有创造，从而提升了古代文明的发展水平。

黄帝时代所开创的精神文明是后世中华文明发展的坚实基础，文字、礼仪制度、历法、中医学等都是由黄帝及其下属发明。

可
以说，黄帝时代的发明创造是中华文明的曙光初露，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内在基础。

黄帝时代发明了文字，这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从古史记载中可知文字起源于黄帝时代，自文字出现后，代替结绳和刻契成为上古时代记事的主要方法。

《淮南子·本经》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这暗示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事，寓意有了文字之后中华民族思想更加开阔，创造力将大幅增强；文字揭开天地秘密，鬼神再难主宰人类命运。

《汉书·表·古今人表》中“自书契之作，先民可得耳闻之”，文字的出现优化结绳记事的不足，将先人的经验付之笔端，种群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承，对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黄帝时期已经开始用宗教思想对民众进行教化，产生了宗教的雏形。

据《庄子》记载，黄帝曾问道于广成子，修仙得道后飞升。

《竹书纪年》中载“黄帝崩，其臣左彻取衣冠几杖而庙祀之”。

《史记》中有黄帝炼丹飞升、祭拜山川大岳的记录，说明黄帝时期已经存在宗教崇拜形式。

此后，逐渐形成了敬天祭祖的习俗，也是后世道教信仰的重要来源，道教的始源是黄帝。

《广黄帝本行纪》用了大量篇幅描述黄帝寻真访隐、问道修仙的故事，末尾部分追溯了黄帝之后的姓氏源流，反映出仙道文化本来就有相当深厚的祭拜先祖的底蕴。

黄帝文化中的宗教思想在随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始终得到传承延续，尤其是道教的形成，对中华民族在思想方式、行为规范、道德礼仪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帝开启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先河，创立了包括婚丧嫁娶的中国古代礼法制度。

《尚书大传·略说》云：“黄帝始……礼文法度，兴事创业。

”《白虎通义》言：“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

”又言：“黄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万世不易。

”二者皆指黄帝是礼法制度的创制者。

《云笈七签·轩辕本纪》说：“（黄）帝始制七情，行十义之教。

七情者，喜、怒、哀、乐、惧、恶、欲七情也。

十义者，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十义也。

黄帝制礼作乐之始也。

”下文中还举例说明黄帝及其臣子通过衣冠制作来推行礼制。

根据考古发掘，原始社会早期是没有丧葬制度的。

到黄帝时代，丧葬制度、开始完备，葬俗相对规范。

《事物纪原》卷九引《黄帝内传》：“(黄)帝斩蚩尤，因置冢墓。

”《路史·后纪五》云：“棺椁之作，自黄帝始。

”另外，《世本》张注：“黄帝始制嫁娶。

”黄帝时代肇启文明，其礼法制度代代相承沿用至今，深深地影响则中华文化的价值认同和精神崇尚。

（三）促进社会发展，铸就强国之路
根据《史记》《帝王世纪》等历史文献，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具备了国家的雏形。

国家的内涵是文明，文明的政治表现是国家。

“最早的中国”实际上是对华夏文明的最早凸显。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称“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声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

作五帝本纪第一。

”司马迁认为，黄帝时代已经发展出相当高的文明，并被其后的中国第一王朝接续，因此最早的国家必然追溯到黄帝时代。

黄帝时代阶级萌芽产生，政权相对统一，城邦出现，具备国家雏形形成的文明因素。

可以说，黄帝时代初始阶段的国家已经产生，民族统一局面已经初步形成。

黄帝时代是中国历史的开始，也是中国国家的开始。

据《五帝本纪》，黄帝最显赫的事迹，是伐蚩尤而赢得天下诸侯的拥戴。

《述异记·上》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柢人，人不能向。

”《拾遗记》称：“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

”《帝王世纪》说：“（黄帝）征师诸侯，使力牧、神皇直讨蚩尤氏。

”与此同时，“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先后打败蚩尤和炎帝，赢得和迫使“诸侯咸来宾从”，黄帝和蚩尤的战争是一统天下的重要铺垫，涿鹿战争后，方圆数百里的各部族慑于黄帝威严，不敢轻易发动战争，使得中原及四方趋于安定，遂成为天下共主。

根据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发现，河洛古国遗址距今约5300多年正是史料记载的黄帝时期。

由此可证，黄帝时期已经进入国家阶段，最早的中国始建于黄帝时代。

黄帝时期开创了中华民族政治制度。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文字、城池、青铜器、社会制度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

黄帝时期发明了文字，为政治治理提供了支撑。

黄帝时期，氏族部落纷争不断，各自之间围城对抗，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城池。

冶铜的技术也首先被黄帝部落的先民所掌握。

在河南灵宝铸鼎塬遗址，还发现有铜矿石，荆山上有采矿洞，黄帝采铜铸鼎的传说已被考古发掘所印证。

铸鼎中原也被认为是政治权利的标志，不少历史文献均涉及黄帝铸鼎。

《史记·封禅书》：“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

”
黄帝时期逐渐形成了一个体系庞大的政治权利机构，各部门都有专门的官员管理。

《逸周书·尝麦》言黄帝“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

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此外，黄帝时期建立了古国体制，“划野分疆，八家为一井，三井为一邻，三邻为一朋，三朋为一里，五里为一邑，十邑为都，
十都为一师，十师为州，全国共分九州”。

黄帝时代已有初具规模的统治机构，如“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设三公、三少、四辅、四史、六相、九德（官名）共120个官位管理国家”，又举“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

从这些记载来看，黄帝之部落无疑就是“万国”之中的“中国”。

在黄帝时代，政治制度分工已经很明确、细致，为黄帝常年征战其他氏族部落并最终获得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社会治理形态奠定了物质基础、组织基础和政治基础。

黄帝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近年来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大型建筑和大型墓葬，真切地反映了黄帝时代的文明景象，展示了“最早中国”的瑰丽与繁华。

黄帝的治国之道，其开创的政治文明传统在当下仍有非常突出的作用。

新中国已经走过70个年头，经济增长由快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但是仍面对有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的严峻局面，如何有效快速破局，成为当前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革的一大难题。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黄帝因时而变、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深入研究黄帝文化的内涵和精髓，充分吸收黄帝在思想文化的治理贡献，有助于助推我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