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Q到福贵

从阿Q到福贵，从麻木到隐忍
——比较文学视角下的鲁迅和余华
绪论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万物更新、凤凰涅槃的新世纪，更开拓了中国文学史的新进程。

这是一个绵延百年的文学进程, 是一个由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变革、发展并最终完成的进程, 是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大交流中融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

伟大进程必然要有伟大的人物来诠释这一进程的伟大。

文学巨人鲁迅和文学新锐余华便是这一进程中伟大人物的代表，他们的作品代表着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开端和发展。

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他们通过在作品中刻画受苦受难的农民形象，批判中国二十世纪国民沉睡的灵魂和撕开蒙着温顺面纱的劣根性。

《阿Q正传》和《活着》是两位文学大家阐述自己文学主张的代表作。

在这两部作品中，两位作家不仅为我们成功塑造了中国文学人物画廊中两个富有艺术光彩的典型农民形象——阿Q和福贵，而且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部作品虽然创作的背景、产生的时代以及故事情节内容、主题、风格等方面不尽相同，但是它们在塑造人物的思想意识、语言、行为、命运、性格甚至美学内涵等方面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而这些“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恰好又反映出鲁迅对余华创作思想的巨大影响。

因此，余华也被众多文学评论家认为是“鲁迅精神最有力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①余华对鲁迅思想的继承及其创作风格的延续不言而喻。

因此，本文试图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对《阿Q正传》和《活着》这两部作品从内容、人物、作品结构、艺术风格、创作手法等方面进行探寻比较它们在创作中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

第一章相似的社会背景蕴育出共同的文化巨人
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写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之间，共分9章。

《阿Q正传》是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创作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形象。

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

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

余华，1960年4月3日生，山东高唐人。

后来随当医生的父亲华自治、母亲余佩文（父母的姓，是余华名字的来源）迁居海盐县。

中学毕业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也是弃医从文，先后进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

余华曾两度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深造，这种经历也体现在他进行文学创作时有鲁迅的思想。

余华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是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长篇小说《活着》是余华创作的一个分水岭，同时也是余华在1995年的创作中唯一一部兼有现实主义文学和先锋小说特征的作品。

《活着》用逼近生活的凡世俗事，以平实的民间姿态呈现出一种淡泊而又坚毅的力量，为历史提供另一种叙述方法。

第一节唤醒人民良知的《阿Q正传》
20世纪的中国五四运动和文革后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发生巨变的时代，也是
中国人思想得到极大解放的时期，很多文化巨人也就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产生，鲁迅和余华算是其中的代表。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年轻一代，而在民国初年这种影响随着《新青年》等刊物的出现以及白话文运动的推进，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不断撞击着学生以及普通市民的传统思维模式，一场新文化运动就此开启大幕。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等大旗，从思想、政治、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着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从根本上为五四运动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智力源泉。

1919年的5月4日，注定是个不寻常的日子。

一场始发于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学生运动，同时也吸引了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场集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就此爆发。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场运动，标志着古老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纪，更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揭开了崭新的篇章，现代潮流的世界文学思想得以在中国迅速发展。

以否定封建思想为其主导的文化体系，宣扬个性解放、人性自觉、自由平等等新思想、新观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顺应而生。

为了能唤醒民众，改变旧中国面貌，留学日本的鲁迅先生毅然弃医从文，全身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成为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锋者。

1918年5月，鲁迅首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向中国几千年来人剥削人的封建制度发起了猛烈的抨击。

1921年他又创作小说《阿Q正传》，更是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笔法，深刻暴露出国人的劣根性，而这也正是“旧社会的病根”所在。

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

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事实上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他又胜利了。

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

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弱势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摸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

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

阿Q的这种势不如人便会找各种理由安慰自己，即所谓的精神胜利法。

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

虽然靠着它能暂时得到一点精神上的满足，得到片刻的安宁，但最终却使他精神麻木，陷入更深的迷误和虚妄之中。

《阿Q正传》是鲁迅对辛亥革命作批判性历史总结的最杰出作品，也是鲁迅解剖“国民性”、塑造不朽人物典型的最杰出的作品。

这部小说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形象地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更重要的是，鲁迅先生以超凡的艺术概括力，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的鲜活典型，深刻地勾画出当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国民的灵魂”，无情地解剖出民族内
心中共同的弱点，这种弱点的集中外在表现就是“精神胜利法”，以此重锤响鼓的方式唤醒了民族的良知。

第二节伤痕文学蕴育《活着》
余华的创作时代正值文化大革命之后，也是处于中国由封闭转向开放的历程中。

中国文学从白话文文学开始，历经鲁迅时代的辉煌，到伤痕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写作发生很大变化。

这时期文学与社会变革走得很近，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受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影响，使得文学创作在一种封闭的、相对被操控的环境中寻求发展。

这个封闭主要是指外国文学被批判为洪水猛兽、毒草，中国作家要想读到外国作品很难，更别说借鉴外国文学来创作。

但是文革结束后，外国文学作品得以逐渐解禁，教育文化事业的兴起需要外国文学作品的进入。

于是余华赶上了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出版的高潮，文学观念和视角发生改变，余华的文学创作思想随之解放。

《活着》是福贵人生的记录，篇幅虽短，却能把福贵的一生写的淋漓尽致、跌宕起伏。

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精心雕琢的文字，更没巧妙构思的情节。

有的只是平淡朴实的话语，却能刻画福贵不平凡的一生。

《活着》的故事是由这位活着的叫徐福贵老人向作者讲述的。

福贵曾经是个阔少爷，他的祖父白手起家，从养鸡开始，使鸡变成了鹅，鹅变成了羊，羊变成了牛，于是家境变富裕了，拥有两百亩地。

但到了他爹这一代便开始衰败，他爹挥霍掉了一半土地，到徐福贵就成了彻底的败家子。

吃，喝，嫖，赌，无一不做，也只会如此。

终于把其余的土地也赌输给了别人。

从此，家庭地位一落千丈，全家都贫穷了起来。

他爹也因此被气死。

从此，他和母亲，妻子，女儿三人相依为命，过着与往日大相径庭的自力更生的农家生活。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国民党抓壮丁进了部队，在那两年的时间里，他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也体验了身边战友离去时令人伤心的友情。

但是，两年后，他依然活了下来，他的命运还在继续。

回到家后，他的母亲已经死了。

他开始与妻子儿女一起过安稳日子。

但祸不单行，他儿子出意外夭折了。

他是多么伤心啊！他又一次受到打击。

但这就是他的命运，他还要活着！在好不容易把又聋又哑的女儿嫁到了一个好心的人家后，没过多少幸福日子，女儿也因难产死了，仅仅把徐家的根留下了，一条苦命的根。

他老伴不久也伤心地走了，接着，最不能让人接受的是，他的孙子，最后一个亲人，也意外地死了。

命运是如此的捉弄福贵！人名福贵，命如纸薄！但是，他依旧活着。

余华这样解释“活着”：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

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

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苦难、无聊和平庸。

余华根据儿时的生活经历以及对现实的理解，讲述了一个个死亡事件，《活着》讲述死亡的背后，超越了作者以暴力、血腥、恐惧渲染死亡的怪圈，寄托了作者对中国几千年来农民苦难命运的关注与思考。

“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

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

”从福贵的眼神中我们发现了余华的希望。

这就与从阿Q迷迷糊糊中“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

”体会到鲁迅对当时现状的失望与彷徨相似。

第三节相似背景下的历史巧合
余华是学医出身的，他父母是医生，他也在父亲的督促下当了一名牙医。

然而他热爱的却是文学。

有人说一个作家的童年会影响他的创作风格，余华的童年是在医院长大的，医院里的弗尔玛林气味是最具特征的，那异味一般人闻不来，余华说喜欢，面对血腥，死人，人体的残缺不全一般人是不忍卒睹的，而余华见惯了就习以为常了，他说：“应该说我小时候就不怕看死人，对太平间也没有丝毫恐惧，到了夏天最为炎热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呆在太平间里，那用水泥砌成的床非常凉快。

”余华的家住在太平间对面，这种在余华同龄小朋友眼里极为恐怖与惧怕的地方，余华却视它仿若天堂，这也可能是余华以后为什么能有条不紊，极致冷静叙述血腥，暴力，死亡的原因。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无独有偶，众所周知的是鲁迅先生的从文经历。

作为弃医从文最经典的典范，鲁迅更精于剖析人的症结所在，《阿Q正传》中的阿Q可以说浓缩了所有中国人的特点与弱点在内，他的形象之所以历久不衰是因为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能从他身上看到自己。

鲁迅描绘作为普通中国人那种愚昧，看客的麻木思想尤其尖锐，深刻。

余华应该是研究过鲁迅的，相信大多数有思想的作家都会研究鲁迅。

余华曾借挪威作家易卜生的话：“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端他也有一份！”，这是带有自我批判意味的良心话。

鲁迅曾在《一件小事》中对自己也是对所有的知识分子的一个自我解剖：“霎那间，从我的衣袍里榨出一个小来。

”这个“小”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萎缩的一面，这份自我批判的勇气与精神也不是一般有思想意识的人能做到的，也就是说余华领悟了这一点，他试图用自己的笔来解剖作为人的“弊病”。

余华的笔触如同一把手术刀对人性进行凌厉而无情的分解，仔细而深入，专注而冷静。

他早期作品对暴力与血腥的大量叙述证明了这一点，但余华过于迷恋这份特殊叙述，换句话就是缺乏节制。

他的早期作品中处处可见令人怵目惊心的暴力行为，读来令人惊心动魄，魂飞魄散。

暴力、阴谋、血腥、变态、冷酷等充斥了字里行间，直到后来医生对处于死亡状态中的人的分解，那种冷漠，无情，似乎面对的不是人而是动物，这种极致描述相信跟余华从小到大在医生家庭成长以及在医院生活与他牙医身份不无关系。

余华笔下的人物多呈极端状态，感觉就像真的有一些鬼魂，面无表情，机械地活动在太平间一样，毫无人性可言，怪诞，变态。

到了《活着》，余华已经模糊了先锋文学和现实文学的界限，之前的种种不节制的描述已经被“瘦金体”般的语言所代替，苍凉而又节俭的文字风格，白描的语言，稳步推进而又充满无限张力的故事，让这部作品以稍长于中篇的数字赢得了“伟大作品”的称号，这一点，和《阿Q正传》很相似，两者篇幅都不长，即使是《活着》也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正是这种节制，包括对悲哀的节制，成就了一部伟大的作品。

这正是60年代的余华向民国时代的鲁迅的一种致敬，在穿越的时空里，两位同样来自浙江的大师，在文学的故乡里相遇，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巧合。

第二章阿Q与福贵的个性特点：同中有异
鲁迅笔下这个麻木、愚妄、落后，而又可笑可怜可叹的流浪雇农阿Q，和余华笔下那个只会沉默地顺从、忍受，用“生——活着”来向死亡挑战的农民福贵，
自从他们诞生之日起，他们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倾向就引起许多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

阿Q几乎成为“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他也是当时中国国民怯懦性的集中体现。

鲁迅自己在谈到塑造阿Q这个典型形象时，也说过：“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处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一条反省的道路。

”
对福贵而言,痛苦和空气一样,始终围绕着他, 让他不停的呼吸着,生存着:
父亲因他赌钱输光家产气死之痛,母亲和妻子无钱医病离去之痛,中国社会官本
位和对人权生命不尊重导致的丧子之痛,女儿女婿外甥意外离去之痛,这任何一
种都足以让一个人放弃生命,当这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时,这个人还活着,这样的坚忍足以让人震惊于生命的伟大,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股新的力量就是坚忍,痛苦让福贵得以成长,而这种面对痛苦时的坚忍让福贵得以有生命继续的
勇气与力量,同时也“提醒脆弱的人们从绵延不断的苦难中凝聚出珍惜生命,热爱生命的人生动力”[赖大仁. 先锋浪潮中的余华[M ]. 北京: 华夏出版社,]是关于生命不息的哲学抒写。

第一节精神胜利法成为阿Q活着的基础
阿Q是鲁迅伟大的创作，他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共性与个人特性的统一，也是人们审视国家、民族、个人乃至自身的镜子。

从分布社会的层级考察, 雇农的阶层性与农民的阶级性是他的共性,这就使他有别于一般的农民或雇农,而这
样一个具有浓厚阿Q精神的雇农,就成了他的个性标签。

换个角度来分析,如果承认阿Q精神是这个典型人物的一种标志,那么他并不是抽象的阿Q精神的化身,而
是这样一个中国辛亥革命时期未庄的雇农,就是他的个性。

”(何其芳）阿Q典型的特征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也觉得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

通过自我安慰、忘却等幻想消除烦恼、痛苦，甚至受到压迫和侮辱也会有办法想到自己的伟大，自身由此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宽慰。

他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它反映出在中国封建传统历史环境下产生阿Q是一种必然，而是它一再揭示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只要处于劣势都会产生这种掩饰落后心理的可能。

阿Q精神有着更广泛更普遍的全人类的历史意义。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心理学家杜威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和失望在幻想里可以变作显著的功业和满意的凯旋，事实上是消极性的，在幻想所构成的意象中将是积极的；行动的困顿在理想化的想象里可以得到巨大的补偿。

”（杜威《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
阿Q爱幻想，他渺视王胡，更对小D不屑一顾，甚至“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就连未庄人都尊敬的钱、赵两位太爷，阿Q也是“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追捧”；而每次当他被人戏弄、打骂后，却幻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来聊以自慰，而事实上他连媳妇都尚未取到；当阿Q穷困潦倒、饥寒交迫时，又开始幻想一群穿着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炸弹、洋炮、钩镰枪等，喊他一起去革命，幻想中已然觉得“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那“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求饶，他阿Q要谁死谁就死，“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

想象的是何等惬意。

然而，可悲的是，现实并不像幻想的那样美好，现实就是现实，阿Q挨打就挨打，穷困就是穷困，革命也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就连一生唯一的一次所谓“恋爱”也是那么荒唐，他一厢情愿的向吴妈求爱，结果是吃尽苦头，弄得自己在未庄不仅名声更坏，甚至无处容身，不得不背井离乡。

总之，阿Q最终在别人的眼中，只不过是一个“可笑的死囚”，“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
跟一趟了”。

阿Q精神胜利法表现在很多方面。

他既自负自尊，又自轻自贱；他容易忘却自己所受的侮辱和损害，但又会欺侮其他弱者为自己报仇泄恨；他虽然没有名师指点，但思想却是“样样合乎圣经贤传”。

阿Ｑ面对人生的屈辱和痛苦，采取的只是退让、逃避，甚至是投降的消极方式；阿Ｑ的思想狭隘、保守，“儿子打老子”的哲学不过是其放弃斗争的借口，而参加革命也不过是为了能打击“举人老爷”，获取一己之利，在阿Ｑ的眼里，革命就是造反，革命就是穿着“白盔白甲”，“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去任意处置那些曾经侮辱和损害过他的人。

第二节坚强乐观的富贵
《活着》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一个虽身处苦难却仍顽强乐观的福贵。

《活着》是富贵一生的自传史。

其中有对他自己年轻时所犯错误的悔悟，有对自己坎坷生活的宽慰，也有对未知天命的顺从。

福贵在叙述自己的出场时，是这样介绍的：“我是我们徐家的败家子，用我爹的话说，我是他的孽子。

”一生平庸无能，学无建树，吃喝嫖赌样样齐全，以致后来家产败尽。

看来，福贵的确是个地地道道的败家子。

在讲到妻子家珍和儿子有庆时，徐福贵充满忏悔之意：“家珍是个好女人，这辈子能娶上这么一个贤惠的女子，是我前世做狗吠换来的。

现在想起来叫我心疼，我年轻时真是个乌龟王八蛋，这么好的女人，我对她又打又踢。

”“最对不起的就是儿子”。

年轻时要不是因为自己挥霍无度，不务正业，守业不成，儿子也不会到死的时候都没过上一天的好日子。

当谈到自己现在孤身一人的生活时，他说：“我是有时想想伤心，有时想想踏实。

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

”伤心是因为福贵觉得家人都走了，只留下他孤苦零丁地活着，心里总觉得特别悲凉；高兴是因为亲人都不在了，等他走的那一天，也就不会有什么牵挂了，可以走的很安心。

看似带着骄傲语气的话语，其实个中包含了多少辛酸苦辣。

不是用只言片语可以直接描述出来的。

在“故事”差不多结尾之处，福贵说：“做人还是平常一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

”这是福贵在回顾自己一生时发出的肺腑之言。

他是以感恩和忏悔的心态去述说的。

福贵一家人的命运在福贵的叙述下呈给读者的是一种温暖的，充满感情的；所以福贵越活越豁达，在他了解生命的无常之后，他学会了珍惜眼前的时刻，学会了放下对已知过往的执迷。

福贵的生命意志体现出中国人坚忍的性格，福贵身上带有明显的阿Q式乐观精神，余华将其放在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悲剧家庭中，“是余华艺术世界中出现的第一抹乐观主义的曙光,正如卡夫卡日记中所写的:‘不要绝望,甚至不要因为你并不绝望这个事实而绝望,当一切似乎山穷水尽,天欲绝人之时, 一股新的力
量又从你心底升起,而这正意味着你仍然是活着的’。

”[蒋小波. 余华:作为成规的破坏者
[ J ]. 当代文坛, 1994,]。

福贵与阿Q都是中国社会底层饱受苦难的小人物, 但是相似的身份和苦难的生存境遇并不必然导致二者生命样态和价值的趋同。

事实是, 二者应对苦难的姿态和精神反应机制并不相同, 他们所代表的生存方式有着本质性的差别。

首先, 福贵没有忘却苦难,而是在与自我及他我的对话中寻找老不死、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