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泊与坚守--论宗璞《南渡记》、《东藏记》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飘泊与坚守--论宗璞《南渡记》、《东藏记》中的知识分子形
象
王永兵
【摘要】家国意识、批评意识和革命意识是宗璞<南渡记>和<东藏记>中知识分子形象的主要特征,作者所采取的主要叙事策略--日常生活叙事立体地呈现出了作品人物的精神全貌.
【期刊名称】《理论学刊》
【年(卷),期】2004(000)003
【总页数】4页(P118-121)
【关键词】宗璞;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意识;批评意识;革命意识;叙事策略
【作者】王永兵
【作者单位】泰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江苏,泰州,2253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社会科学
2004 年 3 月理论学刊Mar.2004No.3 Ser.No.121第3期总第 121 期Theory Jo 旧咀al 飘泊与坚守一一论宗瑛《南渡时、《东藏记》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王永兵（泰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江苏泰州 225300)〔摘要〕家国意识、批评意识和革命意识是宗瑛《南渡记》和《东藏记》中知识分子形象的主妥特征，作者所采取的主妥叙事策略一一日常生活叙事立体地呈现出了作品人物的精神会貌。

〔关
键词〕宗瑛；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意识；批4乎意识；革命意识；叙事策略〔中
图分类号〕口06.7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 -3909( 2004 )03 -Oll8 -04 宗瑛先生计划中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共分四卷：《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

从目前已完成的前两卷《南渡记》和《东藏记》来看，作者意在书写一部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国破家亡、四处飘零的凄惨处境中仍坚守节操、不辱使命的精神“野史”。

作者曾自云“……把人生还是看做一个‘野葫芦’好，太清楚了不行，也做不到。

”［ 1 ］这里所请的“野”我以为
至少有两层意思：首先，它是用艺术虚构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人物精神面貌；其次，它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右，完全是作者自己心目中中国知识分子某一历史时期的“真相”包括生活状况、精神面貌的还原。

当这种苦难变成历史的追忆的时候，我们需要牢记的不仅仅是民族的耻辱、历史的教训，我们更需明白，作为民
族脊梁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是怎样地和自己的民族国家生死与共、体戚相关、荣辱相借。

一、家国意识：固守与逃离《南渡记》和《东藏记》（下文分别简称为《南渡》
和《东藏》）以吕氏家族为中心，叙述了吕清非、孟槌、卫药等三代知识分子在
日军侵华期间所遭受的生活磨难和心灵创痛，表现了他们在民族苦难和个人生活灾难面前所持有的凌然正气与铮铮铁骨。

《南渡》中老一代知识分子吕清非“时
危时奋请缕志，骥老犹怀伏栖惭”。

日军侵占北平后，为了不拖累子女，更主要的是不愿离开自己的故园，小说有三处细节描写得十分动人：一是吕老教家人和
孙女们 118 练习拳术，一边做动作一边大声念涌：“前三后三，还我河山。

左七右七，恢复失地。

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用老人自己的话说这叫思想教育和锻
炼身体同时进行。

二是老人为找颜之推的《观我生赋》对家人大发雷霆，原因是在乎里面这样的话：“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扬，溥天之下，斯文尽丧。

”
老人要借古人言语抒胸中郁闷之情。

三是老人为了能让女儿碧初安心离开北平，
编了一段谎话说是西山游击队来人联系准备接他去山里住。

明知谎话却说得煞有其事，令人可笑可悲。

当然，最能表现老人凛然大节的是他拒不接受伪职、以死明志的行为。

老人一生常憾宝剑悬壁，徒吼西风，不料临终一击，不仅杀了敌人气焰，而且大长了国人志气，彰显出“士” 之本色。

如果说老一代知识分子吕清非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舍生取义”的古训的话，那么困守昆明的孟槌则达到了“一革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的境地。

尽管丢失家园、变卖家产、贫病交加，但是孟槌们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在他们看来，只要学校还能办下去，一切就有希望，国家不但不会灭亡，而且终有一天会赶走侵略者，会变得强大起来。

这个“安贫乐道”的“道”既不同于传统儒家所说的“仁义道德”，也不同于道家的“道法自然”之道，它更多地带有现代意识的色彩，带有此时受到五四精神浸淫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重新认识和理解。

这是一种崭新的国家民族意识。

与吕清非不同Mar.2004 No.3 Ser.No.121 第Theory Jo旧咀al飘泊与坚守取的主妥叙事策略一一日常生活叙事立体地呈现出了作品人物的精神会貌。

〔关键词〕宗瑛；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意识；批4乎意识；革命意识；叙事策略〔中图分类号〕口06.7 宗瑛先生计划中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共分四卷：《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

从目前已完成的前两卷《南渡记》和《东藏记》来看，作者意在书写一部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国破家亡、四处飘零的凄惨处境中仍坚守节操、不辱使命的精神“野史”。

作者曾自云“……把人生还是看做一个‘野葫芦’好，太清楚了不行，也做不到。

”［ 1 ］这里所请的“野”我以为至少有两层意思：首先，它是用艺术虚构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人物精神面貌；其次，它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右，完全是作者自己心目中中国知识分子某一历史时期的“真相”包括生活状况、精神面貌的还原。

当这种苦难变成历史的追忆的时候，我们需要牢记的不仅仅是民族的耻辱、历史的教训，我们更需明白，作为民族脊梁的
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是怎样地和自己的民族国家生死与共、体戚相关、荣辱相借。

《南渡记》和《东藏记》（下文分别简称为《南渡》和《东藏》）以吕氏家族为中心，叙述了吕清非、孟槌、卫药等三代知识分子在日军侵华期间所遭受的生活磨难和心灵创痛，表现了他们在民族苦难和个人生活灾难面前所持有的凌然正气与铮铮铁骨。

《南渡》中老一代知识分子吕清非“时危时奋请缕志，骥老犹怀伏栖惭”。

日军侵占北平后，为了不拖累子女，更主要的是不愿离开自己的故园，小说有三处细节描写得十分动人：一是吕老教家人和孙女们118 练习拳术，一边做动作一边
大声念涌：“前三后三，还我河山。

左七右七，恢复失地。

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用老人自己的话说这叫思想教育和锻炼身体同时进行。

二是老人为找颜之推的《观我生赋》对家人大发雷霆，原因是在乎里面这样的话：“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
而烟扬，溥天之下，斯文尽丧。

”老人要借古人言语抒胸中郁闷之情。

三是老人为了能让女儿碧初安心离开北平，编了一段谎话说是西山游击队来人联系准备接他去山里住。

明知谎话却说得煞有其事，令人可笑可悲。

当然，最能表现老人凛然大节的是他拒不接受伪职、以死明志的行为。

老人一生常憾宝剑悬壁，徒吼西风，不料临终一击，不仅杀了敌人气焰，而且大长了国人志气，彰显出“士”之本色。

如果说老一代知识分子吕清非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舍生取义”的古训的话，那么困守昆明的孟槌则达到了“一革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的境地。

尽管丢失家园、变卖家产、贫病交加，但是孟槌们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在他们看来，只要学校还能办下去，一切就有希望，国家不但不会灭亡，而且终有一天会赶走侵略者，会变得强大起来。

这个“安贫乐道”的“道”既不同于传统儒家所说的“仁义道德”，也不同于道家的“道法自然”之道，它更多地带有现代意识的色彩，带有此时受到五四精神浸淫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重新认识和理解。

这是一种崭新的国家民族意识。

与吕清非不同的是，以孟槌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保留了传统知识分子那种尽
忠坚守的品格，另一方面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应对灾难，求得生存，他们在逃避死
亡的同时，更为主动地为自己的肉体与精神寻找栖息的家园。

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依旧承担起教书育人的职责，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办大学、办教育上，坚信：只
要学校还在，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国家就不会灭亡，并且还可以为国家培养一代新生力量。

这种新生力量眼前可以杀敌报国，将来可以建设强大国家。

强烈的“家国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操守，尤其到了清末，被蚕食瓜分的残
酷现实激起了知识分子建立新的国家民族的强烈紧张感和迫切感，这其中尤以梁启起等人的心情最为急切。

梁启超曾大声疾呼：“人群之初级也，由部民而元国民，由部民而进为国民。

……群族而居，自成风俗着，谓之部民 i 有国家思想，
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也。

”“不有民，何有国，不有国，何有民？”［2 ）（附）这种对国民和国家的自省与呼唤反映了中
国近代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一种新的国家民族意识，与古代知识分子的朝廷（天下）和臣民意识相比较，这里已有了质的飞跃。

及至五四运动时期，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公开提出建立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理念的现代国家，中国
知识分子关于国家的观念和报效国家的手段巳发生了很大改变，在“固守”家园与“逃离”家园中他们完成了一个历史的超越。

从吕清非到孟描，我们看到了两代知识分子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完成各自的历史使命。

如果将此话题再引申下去，就会发现，“固守”与“逃离”也成为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主体）应对客观
世界和周围环境（客体）的两种基本策略。

当然，任何一种策略都有其意义和限制，因此作出任何选择都意味着一种痛苦和放弃。

我们也只有将《南渡》和《东藏》放在这样的维度来解读，才能将它们与其它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区别开来。

二、批评意识：中心与边缘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在论及中国知识分子时曾说：“从中国历史上看，有些‘士’少壮放荡不羁，而暮年大节凌然；有的是早期慷慨，而晚节颓唐。

更多的则是生平无奇节可记，但在政治或社会危机的时刻，良
知呈露，每发为不平之鸣。

”［ 3 ］（问）这句话用在《南渡》和《东藏》中的
知识分子身上同样十分合适。

吕清非老人前半生反满、后半生反蒋，始终与当权
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借用西方社会学家和史学家的观点，这就叫“自由批判精神”或叫做批评意识。

批评意识并不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专利，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就有“谏说”之名，“以道自重和抗礼帝王的意识确是发展得最普遍，也最强烈。

”时（ P刷《南渡》开篇就写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描和物理系教授庄自辰对政治时局的议论。

两人谈论的对象是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对此谈话，孟槌他们
表示怀疑，这种怀疑的背后是对现政府明显的不信任。

事实上，怀疑很快得到证实，日军进驻北平，上海失守，南京论陷，大半个中国已落入敌手。

随学校搬迁
到云南之后，孟槌等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办教育、著书立说，颠沛流离之中，孟描完成了 40 万字的大书《中国史探》，倾注了一个正直有良知的知识分
子对历史、社会、人生的执着思考。

同时，他们密切关注时局，发表自己的独特
看法，例如对政府当局禁止言论自由，公开提出了批评；再如，对中央政府为阻挡日军竟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造成百余万灾民流离失所的惨剧强烈抨击，大
加挝伐。

第三世界著名批评家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除指出“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为了确保社群生存的所作所为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之外，
还建议知识分子应始终保持“流亡”的模式，“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面对阻碍却毅然去想象、探索，总是能离开
中央集权的权威”［4 ）（阳）。

可以说，孟槌所保持的正是这种边缘状态。

这
种状态使得他不攀附权势，拥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
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论党派团体之“左”“右”，只是以国家民族为重，所以他才有“我希望国家独立富强，社会平等合力，社会主义若能做到，有何不可”的
心声。

他坦言：我无意在学校搞政治，学校应包容各种主义，又独立于主义之外。

作品中批评的声音不仅来自国统区，也来自延安根据地。

以老丁为代表的“教授
俱乐部”成员对延安当时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就提出了质疑，例如等级制、特权、不尊重甚至怀疑知识分子等。

批评的声音总是刺耳的，批评者也总是不被
权势欢迎。

孟槌在昆明遭到了绑架和恐吓，老丁也在延安接受了严厉的思想教育和改造。

知识分子这种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关系，似乎从来不曾改变，
尽管在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中知识分子总是难逃劫难，但同样不曾改变的是知识分子从未放弃过的批评意识。

无论他们处于中心还是边缘，这种意识促使他们一如既往地对社会持有批判态度，对政治监督抱 119 的是，以孟槌为代表的知识分
子一方面保留了传统知识分子那种尽忠坚守的品格，另一方面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应对灾难，求得生存，他们在逃避死亡的同时，更为主动地为自己的肉体与精神寻找栖息的家园。

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依旧承担起教书育人的职责，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办大学、办教育上，坚信：只要学校还在，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国家就不会灭亡，并且还可以为国家培养一代新生力量。

这种新生力量眼前可以杀敌报国，将来可以建设强大国家。

强烈的“家国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操守，尤其到了清末，被蚕食瓜分的残酷现实激起了知识分子建立新的国家民族的强烈紧张感和迫切感，这其中尤以梁启起等人的心情最为急切。

梁启超曾大声疾呼：“人群之初级也，由部民而元国民，由部民而进为国民。

……群族而居，自成风俗着，谓之部民 i 有
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也。

”“不有民，何有国，不有国，何有民？”［2 ）（附）这种对国民和国家的自省与呼唤反映了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一种新的国家民族意识，与古代知识分子的朝廷（天下）和臣民意识相比较，这里已有了质的飞跃。

及至五四运动时期，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公开提出建立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理念的现代国家，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国家的观念和报效国家的手段巳发生了很大改变，在“固守”家园与“逃离”家园中他们完成了一个历史的超越。

从吕清非到孟描，我们看到了两代知识分子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完成各自的历史使命。

如果将此话题再引申下去，就会
发现，“固守”与“逃离”也成为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主体）应对客观世界和周围环境（客体）的两种基本策略。

当然，任何一种策略都有其意义和限制，因此作出任何选择都意味着一种痛苦和放弃。

我们也只有将《南渡》和《东藏》放在这样的维度来解读，才能将它们与其它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区别开来。

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在论及中国知识分子时曾说：“从中国历史上看，有些‘士’少壮放荡不羁，而暮年大节凌然；有的是早期慷慨，而晚节颓唐。

更多的则是生平无奇节可记，但在政治或社会危机的时刻，良知呈露，每发为不平之鸣。

”［ 3 ］（问）这句话
用在《南渡》和《东藏》中的知识分子身上同样十分合适。

吕清非老人前半生反满、后半生反蒋，始终与当权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借用西方社会学家和史学家的观点，这就叫“自由批判精神”或叫做批评意识。

批评意识并不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专利，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就有“谏说”之名，“以道自重和抗礼帝王的意识确是发展得最普遍，也最强烈。

”时（ P刷《南渡》开篇就写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描和物理
系教授庄自辰对政治时局的议论。

两人谈论的对象是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对此谈话，孟槌他们表示怀疑，这种怀疑的背后是对现政府明显的不信任。

事实上，怀疑很快得到证实，日军进驻北平，上海失守，南京论陷，大半个中国已落入敌手。

随学校搬迁到云南之后，孟槌等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办教育、著书立说，颠沛流离之中，孟描完成了 40 万字的大书《中国史探》，倾注了一个正直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历史、社会、人生的执着思考。

同时，他们密切关注时局，发表自己的独特看法，例如对政府当局禁止言论自由，公开提出了批评；再如，对中央政府为阻挡日军竟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造成百余万灾民流离失所的惨剧强烈抨击，大加挝伐。

第三世界著名批评家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除指出“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为了确保社群生存的所作所为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之外，还建议知识分子应始终保持“流亡”的模式，“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面对阻碍却毅然去想象、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
［4 ）（阳）。

可以说，孟槌所保持的正是这种边缘状态。

这种状态使得他不攀附权势，拥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论党派团体之“左”“右”，只是以国家民族为重，所以他才有“我希望国家独立富强，社会平等合力，社会主义若能做到，有何不可”的心声。

他坦言：我无意在学校搞政治，学校应包容各种主义，又独立于主义之外。

作品中批评的声音不仅来自国统区，也来自延安根据地。

以老丁为代表的“教授俱乐部”成员对延安当时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就提出了质疑，例如等级制、特权、不尊重甚至怀疑知识分子等。

批评的声音总是刺耳的，批评者也总是不被权势欢迎。

孟槌在昆明遭到了绑架和恐吓，老丁也在延安接受了严厉的思想教育和改造。

知识分子这种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关系，似乎从来不曾改变，尽管在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中知识分子总是难逃劫难，但同样不曾改变的是知识分子从未放弃过的批评意识。

无论他们处于中心还是边缘，这种意识促使他们一如既往地对社会持有批判态度，对政治监督抱119 有热情和责任，某种程度上扮演着民心所系的角色。

萨义德将这种“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的群体，定义为知识分子［4）（则，《南渡》和《东藏》即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孟描等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这种独立执着的批评意识。

三、革命意识：坚信与困惑如果说孟槌是 20 世纪 30 、40 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的话，那么卫茹就是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了。

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都与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急于拯国家民族于水火之中时，革命是广大知识分子所能选择的最直接便利的手段，革命时刻在挥舞着巨手向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发出召唤，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国共战争、抗日战争，哪一次革命不是急风暴雨式的、你死我活的、充满血雨腥风的，尤其是抗日战争，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因
此，这场革命更有着无与伦比的感召力。

同样，此时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想到
报效国家，还想到用什么方式才能更好地报效国家。

无疑，作为一个有着远大理想、政治开明的政党一一中国共产党对于许多向往革命、向往未来的年轻人来说，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许多青年冲破重重封锁，吃尽千辛万苦，千里迢迢奔往革
命圣地延安，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明。

作为青年一代知识分子代表的卫蜀，
他在大学读书期间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日军进占北平后，为了保存实力，他奉命撤离北平辗转到达延安，先后作过教员、无线电台技术员等，他从未怀疑
过自己的革命热情和对党的忠诚、热爱、信任。

当初，他毫不犹豫地抛下了新婚的妻子只身来到延安，之后，当组织上让他回到国统区继续在明仑大学任教时，
他又毫无怨言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但是，即便如此，卫蔚的革命道路并不是一
帆风顺的，《南渡》、《东藏》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写出了革命给人带来的激情、信念、理想，还写出了革命所带来的种种困惑和不解。

小说通过卫药的眼光
见证了延安发生的许多令人困惑的事情，例如对知识分子表现出的不尊重、不信任，对“教授俱乐部”老丁等人的批判，对卫药的猜忌怀疑（原因是他的岳父凌
京尧做了伪职，替日本人办事），其中最让人痛心的是李宇明在延安的跳崖自杀。

作为一个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共 120 产党员，尽管他是那样的坚强不屈，为革命
出生人死，在整风运动中还是受到了不断升级的审查和批判。

让卫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同样刚强的吕老太爷和李宇明为什么都选择了自杀，如果说吕清非的自杀是在最不得已的情况下对敌人的有力反击的话，那么李宇明反击的对象又是谁？革命队伍内部何以出现这样残酷的局面？还有，即便在革命的中心，现实中也存在着各种阴暗面的东西，尽管小说这方面的描述篇幅不是太多，但它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凝重深刻的。

当然，这样的追问和思考必须在一定的创作自由度之下才能完成，对历史的“非理性”认识只有在理性的历史条件下方可做到。

“历史是个‘哑巴’，靠别人来说话。

” （ 1 ）话说到什么程度，完全取决于“别人”的
智慧和勇气。

作为一个本色的作家，宗璜确实做到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应该做的一切，说《南渡》、《东藏》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一点也不为过。

四、日常生活叙事：桂魅与还原在表现中国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5 ］川剧的精神和境界时，宗瑛并没有一味
将其神化和圣化，而是通过对父兄辈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双重叙事，既写出了他们作为“中华民族脊梁”的崇高一面，也写出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世俗一面，甚至写出了包括缺点在内的“清高”、“自私”、“软弱”等的一面。

在时下的文学批评中，“桂魅”指不再迷信和盲目崇拜的叙述姿态。

小说对知识分子进行“桂魅” 和“还原”的策略之一，是将爱情叙事置于革命叙事的位置之上。

从《红豆》开始，宗读的创作就与一般作家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她善于处理大学校园知识分子题材，侧重于发掘革命与爱情之间的矛盾，表现信念与情感的冲突。

写于新时期的《三生石》尤其显现了作家在爱情描写方面的专长，
将那份浩劫中相濡以沫的温情写得深入骨髓，感人至深。

因此我想，用“温情主义”作家来称呼宗璜是很合适的。

这种温情主义在《南渡》、《东藏》中得到了更加淋漓尽致的发挥。

由于不再顾忌意识形态话语的干涉，宗瑛真正放开了手脚，将爱情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所有的叙述都是作为爱情的副题来展开的，
连革命也不例外。

我甚至推测：在宗璜先生的潜意识里，已经在表达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们充分享有热情和责任，某种程度上扮演着民心所系的角色。

萨义德将这种“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的群体，定义为知识分子［4）（则，《南渡》和《东藏》即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孟描等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这种独立执着的批评意识。

如果说孟槌是 20 世纪 30 、40 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的话，那么卫茹就是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了。

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都与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急于拯国家民族于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