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理喻_新移民社会的另类展示_论沙石的小说创作_刘俊

我读到沙石的第一篇小说《窗帘后边的考夫曼太太》，收在融融、陈瑞琳主编的《一代飞鸿》中，写的是一位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新移民老孟，应聘到一位考夫曼太太家当花匠，因为对考夫曼太太既有好奇之心也有非分之想———单身洋人美女名为考夫曼太太家里却无考夫曼先生，虽然有个男朋友罗伯特时常走动，这个男朋友却必须在晚上十点离开———结果却偷窥到了这位考夫曼太太窗帘后边的秘密：她做爱的对象原来是她的布拉布多猎犬乔治。

于是老孟杀了这条“也姓考夫曼”的黄狗，从此在警方的通缉下远走高飞。

沙石的这篇小说令我印象深刻，也从此记住了沙石这个名字———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题材的作品，我还是在沙石的笔下第一次看到，并且，作者能把这篇小说写得既惊心动魄又沉着从容，显得颇有功力。

后来我又有机会看到沙石更多的作品，从这些在我面前渐次展开也日趋丰富的小说中，我发现，沙石的小说，是一个在日常“轨道”之外，以“另类”的方式展示新移民社会的艺术世界。

说沙石的小说是在“轨道”之外，是指他的作品所涉及的现实人生和人类心理，大都不在日常生活和普通心理的“公约数”之中，也就是说，沙石对生活中的一些“例外”和人类心理中的某些“异常”，似乎更有兴趣，这些领域，是沙石借以表现社会人生和人性深层最常用也最擅用的“载体”，而沙石小说的独特性，也主要体现在他对这些领域的一再涉及和反复表现。

《窗帘后边的考夫曼太太》向人们展示的收稿时间：2009-04-08作者简介：刘俊，男，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不可理喻：新移民社会的另类展示———论沙石的小说创作刘俊（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210093）摘要：在北美华文文学中，沙石是个较为特殊的作家。

他对生活中的一些“例外”和人类心理中的某些“异常”，似乎更有兴趣，这些领域，是沙石借以表现北美新移民社会现实人生和人性深层最常用也最擅用的“载体”，而沙石小说的独特性，也主要体现在他对这些领域的一再涉及和反复表现。

关键词：北美华文文学；沙石；新移民；另类Abstract ：Sha Shi is a very unique North-American Chinese writer.He shows more concern about the “abnormal ”phase of human life and psychology ，which become an inexhaustible source for his repeated but characteris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ality of the North -American new immigrant society.Key words ：North-American literature in Chinese ，Sha Shi ，new immigrants ，the “other ”phase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09）3-0035-05就是一个宁愿与狗做爱也不与人性交的“变态”人物———考夫曼太太的“爱情”选择，大概不能算是在一般人生形态的“轨道”之内吧，而老孟偷窥、臆想、杀狗、潜逃的作为，似乎也有些异乎常理。

然而，这篇小说在给一般读者带来“怪异”之感的同时，其揭示的“现实”却是严肃而又令人深思的：考夫曼夫人为何在人狗之间选择了狗作为自己的做爱对象，爱狗甚于爱人？老孟将对考夫曼夫人的性幻想转化为对猎犬乔治的仇恨，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幽深的心理世界？小说虽然没有对这些问题提供答案，但它以“出轨”的独特方式，深入到了人们一般不太关注也不愿面对的“窗帘后边”的世界，并因此而显示出了它的震撼力。

不在“轨道”内呈现人生社会和人性世界，而在通常的人生“轨道”之外展现社会的多样性和人性的复杂性，构成了沙石小说的基本图景。

如果说《窗帘后边的考夫曼太太》描写的是一种迥异人生常态的离奇现象，那么《汤姆大叔的剃刀》中的离奇程度恐怕不亚于前者。

在这篇小说中，“我”因为对女儿蜜雪儿怀有一种超出正常父女关系的感情，因此对女儿和女婿阿布尔罕的情爱关系难以容忍，以至于用锋利的剃刀割下了女婿的生殖器———小说中无论是“我”对女儿的感情，还是“我”手刃女婿的阴茎，应该都是正常生活“轨道”之外的场景，可是沙石却把它展示在人们的眼前，以此揭示人生和人性的不可理喻。

是的，是人生和人性的不可理喻，引发了沙石浓烈的兴趣，并将此作为自己小说世界的一种基本视角和认知态度。

在某种意义上讲，沙石小说常常在“轨道”之外表现人世间的千姿百态，或许正体现了他的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人世间的“不可理喻”，既是人生的基本常态，也是人性的本质核心。

于是，我们看到，沙石笔下给人们留下强烈的“轨道”之外印象的小说世界，其主要特征就集中体现为“不可理喻”。

在发现了考夫曼太太的奇状异形和领教了汤姆大叔剃刀的厉害之后，我们又在《玻璃房子》中看到了一种相对温和的“不可理喻”。

伊丽莎和丈夫彼得森，看上去幸福美满，可他们的人生，却是那样的“不可理喻”。

彼得森虽然是心理医生，却连自己太太的心理都没有弄清楚，当伊丽莎情欲汹涌，希望与丈夫行鱼水之欢的时候，彼得森却坚持“我们的时间表上的安排是星期三，就要等到星期三”———对做爱“时间表”的机械遵守确乎有些“不可理喻”，而当饥渴难耐的伊丽莎将目光转向了来自中国的新移民花匠阿德，希望在“出轨”中以阿德的雄性和阳刚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之时，她那白种女人的种族优越感，就更加“不可理喻”了。

当伊丽莎遭遇了阿德的拒绝———阿德用拒绝维护了自己的男性尊严和种族尊严———时，她竟用毁坏阿德保养的墨西哥铁树作为报复，这一行为，最终使伊丽莎与她丈夫彼得森一起，双双归入了“不可理喻”的行列。

与《玻璃房子》有点类似的是《靠海的房子》，小说中的梅子与伊丽莎有着同样的问题：欲望难以满足，需要寻找丈夫以外的男性。

两者的不同在于，当伊丽莎期待在华人阿德那里得到满足的时候，华人梅子则在黑人阿里那里产生了性的幻想。

女性的性渴求也许不能算是“不可理喻”，可伊丽莎和梅子寻找解决自己欲望的方式，终究不太符合常人的生活逻辑———所以伊丽莎和梅子的行为举止，还是带有了某种“不可理喻”的烙印。

虽然她们的“不可理喻”不像考夫曼太太和汤姆大叔那样来得令人惊心动魄而显得较为温和，但温和的“不可理喻”仍然是“不可理喻”。

以感情来表现人生和人性的“不可理喻”，在沙石笔下的《我给新娘作傧相》、《亡命岛》、《月亮绣球》、《冰冷的太阳》、《肚皮上的刺青》等作品中，有着各种丰富、延伸、变化和转型。

《我给新娘作傧相》写的是“我”作为傧相，参加当年同为插队知青梅子的婚礼，想当初“我”的好友军伢子身为军长之子，为了梅子不仅放弃了参军的机会，留在了插队的山沟，而且还为营救梅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可此时，来到美国的梅子却要嫁给洋人比尔了，“我”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先假装丢失了傧相应该给新娘带上的戒指，接着又把皮球砸在了婚礼蛋糕上———“我”以这种“不可理喻”的方式破坏梅子的婚礼，为军伢子出了气。

《亡命岛》则是写两个偷情的男女托马斯和刘凯琳（凯萨琳刘），在遭遇意外流落亡命岛之后，为了生存撕去了温情的面纱，两个情人为了争夺淡水互相争斗，大打出手———人性的“不可理喻”由此现形。

《月亮绣球》中的“我”和“钢丝”这对夫妇，为了莫名其妙的原因离婚，“我”又和洋人律师布朗克莫名其妙地好合，如果说有什么原因的话，那就是“月亮绣球”———“民间把这种又圆又大而且红里透黄的月亮称作‘月亮绣球’”———在其中作祟。

人生和人性的“不可理喻”在这篇小说中又多了一份神秘的色彩。

《冰冷的太阳》这篇小说，融夫妻反目、父子冲突、朋友绝交、女色诈骗于一炉，其中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是“我”和儿子互殴的场景，最后“我”被儿子彻底击败，自我放逐于家庭之外，在怀想金鱼和回忆以往的父子情深中，伴随着对“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的感叹走向人生的末路。

这篇小说，几乎可以看做是对一个“不可理喻”世界的伦理宣告：一切美好的人伦（夫妻、父子、朋友）最终都将彻底崩解。

到了《肚皮上的刺青》，作家“我”和太太林萌为了弥补生活的不和谐，来到蒙特丽海滩度假，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个肚皮上有刺青的女招待米雪儿，林萌非要“我”亲一下米雪儿肚皮上的刺青———“我今天就是想看你是怎么亲女人的肚子，这一定很好玩”。

林萌这一举动的“不可理喻”程度，简直不亚于考夫曼太太和汤姆大叔给人带来的震撼感，而这一要求的目的，不过是要证明丈夫“我”“为什么对别的女人的肚子能够进行感情投入，而对我的肚子就不理不睬，不要说让你亲一下，就是让你看一看你都不愿意睁开眼，而且动不动还用‘飞机场’来相容它”———很显然，林萌的这种想法就更“不可理喻”了。

除了借助情感世界来表现人生和人性的“不可理喻”，沙石还通过对其他日常生活的描写，来丰富和升华他对人生和人性“不可理喻”的认识。

《起风的时候》写的是西方人对中国人（东方人）那种“不可理喻”的歧视和偏见。

当SARS来临之际，沃尔夫冈在举报来自中国的同事李约翰时公然说“这个姓李的成天和中国人混在一块儿，你知道他们哪个人身上不带菌？我就说，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中国佬全部隔离起来？”并对“非洲人给人类带来了艾滋病，现在亚洲人又开始散布SARS”深表忧虑，而哈米尔顿医生貌似反对种族歧视，声称“如果你再继续你的种族歧视言论，我会起诉你”，可他对李约翰的“医学行为”，却暴露出他在对待李约翰这个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时，其歧视和偏见的立场和沃尔夫冈是一样的———只不过更加隐蔽罢了。

《走不出的梦》以“魔幻”和“象征”的方式，写了一个分裂的“我”，小说中的“我”因为身处异国，既是人也是鸟，“我”既在飞也在漂———这样的人生当然也是“不可理喻”的，而沙石就是要借助这样的一个如真似幻的世界，揭示出他对世界的这种认识：“人哪，真是一群鸟人”，“别以为美国是做梦的地方就没完没了地做梦。

别忘了，梦，做来做去还是梦”。

《起风的时候》和《走不出的梦》这两篇小说所展示的“不可理喻”，程度不等地与中国新移民在美国的处境有关，小说或以种族关系为由头或以文化差异为背景，衬托出中国新移民身处“不可理喻”的状态并引发了“不可理喻”的裂变———从种族和文化的角度展开人生和人性“不可理喻”的“姿态”，无疑使沙石笔下的人生挖掘和人性揭示，显得更为丰厚沉重。

如果说《窗帘后边的考夫曼太太》、《汤姆大叔的剃刀》、《玻璃房子》、《靠海的房子》是从情欲的角度来表现人生和人性的“不可理喻”，《我给新娘作傧相》、《亡命岛》、《月亮绣球》、《冰冷的太阳》、《肚皮上的刺青》是从情感的角度来表现人生和人性的“不可理喻”，《起风的时候》和《走不出的梦》是从种族和文化的角度来表现人生和人性的“不可理喻”，那么《罗斯山上的歌声》、《献上一盘咕咾肉》和《人鲨之间》，则是从心理的角度，来表现人生和人性的“不可理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