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出生地辨析

　11收稿日期:2002-10-15

　21作者简介:李仲立,陇东学院教授,曾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大禹出生地辨析

李仲立

(陇东学院,甘肃庆阳　745000)

摘　要:大禹出生地的说法很多,但从考古与文献资料结合论证来看,当在山西为可信。

关键词:大禹;出生地;辨析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020(2003)06-054-04

大禹领导夏部族及与夏部族联盟的中国人,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展开了一场抗洪抢险、治理山河,战胜自然灾害的斗争,谱写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英雄史诗。大禹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部族统一的夏王朝,为华夏文化的繁衍,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禹是显赫的历史巨人,遗迹遍全国,探讨其出生地,对于研究夏文化的源头有着重大的作用和意义。

大禹,姒姓,名文命,是以龙蛇为图腾的夏部族人,其父为鲧。《史记・夏本纪》:“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系黄帝族后裔。《太平御览》八十二引《尚书纬、帝命验》称禹名戎禹。《尚书、尧典》载帝尧、帝舜时,禹

任“司空”(“司工”

)。鲧为尧臣,被称为崇伯鲧。鲧被尧舜诛殛(或谓流放)后,禹被封为伯禹,成为夏部的首领。同时,舜还指定禹负责领导虞舜部族联盟整体的抗洪救灾,治理山河,平治水土,规划九州等工作。为加强与东夷部族的联合与团结,禹娶涂山氏女为妻,调动华夏、东夷、苗蛮、羌等各部族力量,共同抗洪,治理农田和家园,农业灌溉系统也得到了一些改善。经过禹长达13年的工作,使水害变为水利。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命脉和基础。因此,农牧业生产得到长足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特别是夏部族的农业生产发展更为迅速,经济实力得到加强,大禹在虞舜部族联盟中的威信也大大提高。与此同时,大禹还取得了亲征“三苗”,战胜“共工”和“曹魏戎”、“屈骜”、“有扈”等部族的胜利,诛杀防风氏首领以示权威,从而为建立夏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出现了《左传・哀公七年》所载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景象,禹代帝舜之位已指日可望。禹与舜及其子商均展开了夺权斗争。《孟子・万章上》:“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夏本纪》: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禹都阳城,避商均也”。“避”,反映了两军对垒的态势。《韩非子・说疑篇》也肯定了“舜逼尧,禹逼舜”的历史事实。通过严酷的夺权斗争,禹终于获得了胜利,登上了夏“后”

(王)的宝座,成为了夏王朝的缔造者和创造人。

《夏本纪》:“禹为人敏给克勤:……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大禹身材高大,智商高尚,思维敏捷,聪明过人,生活简朴。古代的部落首领,往往是大祭司,是部落的宗教领袖,是天神与祖宗的代表,可以勾通天地人神,是部落的巫觋之首。《国语・楚语》:“男曰觋”、“女为巫”。《周礼青官・大宗佰》:“夏见曰宗”。《白虎通》:“宗者,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禹为“巫觋”之首领,扬雄《法官・重黎篇》:“昔姒氏治水土,而巫多禹步”。《夏本纪》:“身为度”《索隐》:“按:今巫犹称‘禹步’。”禹不仅是巫师,而且是巫坛的祖师爷。“禹步”者,《庄子、盗跖》谓步之姿态为偏枯”,《荀子・非相》亦云:“禹跳汤偏”。徐中舒师授课时常言:“古代的‘巫’犹今之知识分子,殷商有‘巫’集团,故创造有文字(甲骨文)”。禹虽是巫师首领,但夏王朝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巫”集团,因而未能创造出文字。

迄今为止,考古界尚未发现夏人的文字。目前所见古史有关“禹”和“夏”的历史,系传闻和后人追记难免错漏含混和简略。春秋时代的孔子已深感文献材料不足,《论语・八佾》:“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诸如禹,籍贯何地,“夏”兴于何处?“邑”“都”何时所建,建于何地?看来很一般,却又是很重要,关系着夏文化渊源的一些问题。由于没有明晰而准确的记载,长期以来则众说纷纭。更有甚者,顾颉刚先生根据《说文》对“禹”、“鲧”字象形的解释,说禹是一条虫,鲧是鱼[1]而不承认他们是人。《山海经》中将“禹”“鲧”描绘成若神若人,若怪若神。“禹”、“鲧”非神非怪非物,是夏部族其正的首领,是多智善谋的政治家、水利专家,是人不是神。

禹出生于何地?《史记・六国表》:“禹兴于西羌。”《新语・术事篇》:“大禹出于西羌。”《史记・六国表序》《集解》引皇甫谧说:“孟子称‘禹生于石纽,西夷人’”。《正义》:“禹生天茂州汶川县,本冉　国,皆西羌。”《史记・夏纪本》《正义》引杨雄《蜀王纪本》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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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石纽。”《绎史》卷十一引《遁甲开山图》:“大禹……化生石纽山泉”。据此,禹西羌人,生于西川汶县石纽乡。

《世说新语・语言篇》:“大禹生于东夷。”《史记・五帝本纪》:“(舜)殛鲧于羽山”。《集解》马融曰:“羽山,东裔也。”《正义》引《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临沂县界”。《山海经・南次二经》有羽山,郭璞注云“今东海祝海县西南有羽山。”《初学记》卷二十二引《归藏》:“大副之吴刀,是用出禹”。郭璞云:《开筮》曰:“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据此,禹为东夷人,生于山东。

另外,又据史籍所载,“禹娶涂山氏女”“会诸侯于涂山”等,认为禹为淮夷人,兴于安徽。而以“禹会诸侯于会稽”,认为禹兴于浙江。《艺文类聚》引《随巢子》说“禹产于昆仑山”。《荀子・大略篇》载:“禹学于西王母”,禹则为西北人。

谓禹西羌或东夷、淮夷族人,生于今四川、山东、安徽、浙江、西北等,均无考古资料佐证,即在上述地区未获得考古界、史学界所共识的夏文化出土,不予赘述。

目前考古界、史学界公认的夏文化是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二里头文化、山西夏县东下冯出土的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类型。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发现的,以后进行了试掘和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分为一、二、三、四期,早于二里岗期,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故命名为二里头文化。从1970年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所呈现的三层文化相叠压关系,以及1975～1976年洛阳锉李遗址发现的相叠的五期关系,均可证明二里头文化是由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发展而来。但是在对二里头文化的认识上也还存在着一定的分岐,有的认为二里头一二期文化为夏文化,三四期为早商文化;有的认为一到四期均为夏文化,还有的认为是早商文化等。1977年在登封告成镇进行发掘中,在告成镇东北发现的一座春秋战国至秦汉城址里获得印有“阳城仓器”的战国陶器,证明这里是战国阳城之所在。在这个遗地西边不远的王城岗,还发现了一座东西并列的小城,从地层关系看,王城岗城墙基槽夯土上面被河南龙山晚期文化所叠压,城墙基槽夯土层内含有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陶片,城墙基槽夯土下层为河南龙山中期文化,王城岗城墙基槽夯土应属於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据夯层中出土的木炭测定年代距今4010±85年,相当于夏王朝初期。[2]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最新研究成果,夏王朝起始年代为B・C2070年———B・C・1600年。王城岗遗址二段为B・C2100年,三段为B・C2000年。二里头遗址一二期文化为B・C1800年—B・C1610年,三四期则为B・C1600年—B・C1520年。[3]对王城岗遗址和二里头文化遗址年代的确定,在当前是最具权威性的。据此,王城岗遗址年代,虽属于夏王朝初期纪年范围内或更早一点的时间,但目前也还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证明它就是禹所建都的阳城。另外,王城岗遗址与二里头文化一期之间还隔距二百多年时间,也就是说存在的空缺较大。二里头文化一———四期是处在夏王朝中后期的纪年范围内,并

不是夏王朝初期的文化遗存。它恰恰表明在夏王朝中后期洛河平原、伊水流域是夏人长期居住的地方,这正与史籍中所记载的“有夏之居”、“夏人之地”相吻合。而二里头一二期与从第三期开始的文化突变性,也可能是夏王朝在少康中兴以后不断向夷人进攻,夷人臣服、时而夷人反叛,西进。夷夏之间长期以来进行斗争,东西文化融合的表现。

从文献资料看,《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融降于崇山”。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太平御览,地部四》崇山条引韦昭注:“崇、嵩字古通用。夏都阳城,嵩山在焉。”《国语・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鲧。”

《说文段注》“崇,山大而高也。……《大雅》‘崧高维狱’。《释山》、《毛传》皆曰山大而高曰崧。孔子间居引诗崧作嵩山。释名作山大而高曰嵩,崧,嵩二形皆即崇之异体。韦昭注《国语》云,古用崇字,太平御览及徐铉皆引其语。诗序曰崇丘,万物得其高大也,此崇之故训也。……中岳,禹贡谓之外方,秦名大室,汉武帝始谓之崇高山。因以山下户三百为之奉邑,名曰崇高县。……武帝改大室为崇高,武帝以前但曰大宝,不曰嵩高也,崇高本非中岳之专称。……”崇,凡高大之山皆可称崇,并非专指嵩高山,汉武帝时改大室为嵩高,才有嵩高这一专有地名,也才有中岳之称,“鲧封于崇”,不应是今河南嵩高山,别有所指。“阳城”亦非近处河南嵩高山。

从考古与文献两个方面互为印证,以嵩山为中心伊洛河流域并非禹的出生地和建都之处,只能是夏王朝中期以后活动和建都的地域。

考古界、史学界所公认的夏文化的另一处,即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东下冯类型。东下冯遗址位于夏县东北30余华里,在东、中、西、北四个工作区内,以东中两区较为典型,在地层关系上可分两大层,上层为商代前期文化,下层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称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是因为东下冯遗址出土的器物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有许多相同之点,关系十分密切。“东下冯类型”文化是早于商文化前期的一种文化遗存。晋南龙山文化晚期是其渊源。“东下冯类型”文化,在晋南地区分布密集,北起临汾,南到永济,东起翼城,西至可津,“东下冯类型”的文化遗址达35处之多,其中临汾盆地更为集中,共有29处[4]。

“东下冯类型”的年代(ZK435)B・C1980±165年, (ZK436)B・C1968±140年,与二里头文化年代(ZK284) B・C1900±130年、(ZK212)B・C1920±115年相比较,东下冯类型要早几十年,而且东下冯类型遗址往往与仰韶、龙山和殷商共存;在文化发展的序列上是龙山,东下冯(夏)、二里岗(商)和殷墟文化,表现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文化渊源;同时还表现出有自身的区域特点,很少掺杂外来文化因素,即是说东下冯类型汾水流域的晚期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原生的文化,不像二里头文化是派生的文化[5]。表明夏人很早就居住在汾水流域晋南一带,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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