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书法

甲骨文书法与董作宾书法鉴赏甲骨文书法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而言，包括“以刀代笔”的契刻卜辞的书法艺术，和“以笔代刀”的卜文（甲骨文）笔墨书法艺术。

狭义而言，指后者“以笔代刀”的卜文笔墨书法。

现在通常讲的甲骨文书法，主要指的是“以笔代刀”的卜文笔墨书法。

殷商甲骨文具有应用和艺术的双重性。

殷商甲骨文虽说是三千多年前殷商时期刻写在龟骨，兽骨上记载占卜，祭祀等活动的古文字，但却是成熟的形体兼备的文字，可称上是书法。

因为殷商的人们己有了将汉字书写得整齐美观的观念,且在点画、结字、布局方面已基本上确立了后世汉字书写及书法艺术的格局。

甲骨文字的点划基本上是均齐划一的等线性，首尾则多取尖势。

这固然与以刀刻骨这种具体“书写”方式有关，但风格在这里的趋向统一，也完全可以证明．人们在这种整齐划一之中铭刻下对整齐美、技巧美的执着追求的。

以刀刻骨的难以驾驭与一丝不苟的谙练娴熟之间的强烈对比，更促使这种美的价值迅速增长。

点画虽均齐而偏细，但却有质感、有力度，又显示着人们在笔画质地美方面的审美意识的觉醒。

郭沫若先生在《殷英粹编》中提出第一四六八片，刻十个干支字，“刻而又刻者数行，中仅一行盖精美整齐，余则歪刺几不能成字。

然此歪刺者中，却间有二三字,与精美整齐者之一行相同。

盖精美整齐者乃善书旁刻者之范本，而歪刺不能成字者乃学书学刻之摩伎也。

刻鹄不成，为师范者从容捉刀助之，故间有二三字合乎规矩、师弟二人蔼然相对之态。

情如目前。

”此外当时有了‘专业’的书写者。

用甲骨进行占卜，有一套严密的程序和分工。

在《周礼? 春官》中记载有掌管卜事的“大卜”，“卜师”、“龟人”、“垂氏”等官名。

在甲骨文实物中，不仅发现了卜辞中有“贞人”的名字。

而且在甲骨的甲桥、甲尾、背甲和牛骨的骨臼、骨面上发现了“入者”、“示者”、“乞者”等的签名。

在这样细致的分工中应当包括专门的契刻者，也就是甲骨文的专门书写者。

我们还在商铭文中，发现了肥瘦相间的笔道、这说明当时已经使用毛笔并有了提按运笔的意识．并且最为重要地发现甲骨文出现了不同的书写风格，书法中的雄浑，精细、奇恣等美学范畴已经初露端倪。

如《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商代武丁时期的作品，风格豪放，字形大小错落，生动有致，各尽其态，富有变化而又自然潇洒。

这标志着汉字书写已经上升为艺术。

殷商甲骨文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形式，是书法艺术迈出的第一步。

因为殷商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

因此我们谈到甲骨文书法史有必要从殷商开始。

殷商甲骨文书法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商朝的第二十代君王盘庚把都城从亳迁到殷，经过一系列的复古改制，中兴了即将崩溃的商王朝。

嗣后，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即殷纣王），八代十二王皆建都于此。

殷作为后期商朝的都城，前后历时共二百七十三年。

而在这二百七十三年里，却给后人留下了王室占卜时的记录——甲骨文。

我们从《大戴礼记?表记》中知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也就是说，在殷王朝时，是十分迷信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敬事鬼神，崇尚占卜，凡事必卜，每卜又多至数次。

《论衡?卜筮篇》：“钻龟揲蓍有吉凶之兆者，逢吉遭凶之类也。

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之龟。

公曰，乃逢是吉。

”由出土的卜辞得知，商代常“一事多卜，不限之龟，”其内容也十分复杂的，凡祭祀，征战，田猎，疾病，风雨晦暝，年成欠丰，出入的吉凶，旬夕的安否，用人用性之多寡，妇人生育之男女，无不求之占卜以请命于上天。

就是在这种原始思维的导向下巫术活动中的文字才被渐渐地丰富和发展起来了。

故今人称这些占卜的文字为“卜甲骨文既然是殷人的刀笔文字，那么契刻的作者无疑是当时的书家，而且其有高度的篆刻技巧，为后来之人所无法企及。

郭沫若先生1933年在日本编撰的《卜辞通纂》时，曾发现在一个骨片上，连刻了一月与二月各三十日的干支和少数其它文字，文凡八行，共130字。

前两行的每一个字都刻全了，但从第三行起直至第八行，其中只有“二月”的“二”字（在第四行末尾）有横画之外，其它应有横画的字都缺刻横画。

这就可以证明，契刻者必是先将全文的竖、斜画刻完后，再转移骨片至九十度，方补刻横画的。

刻横画时也用刻竖画、斜画的刀法，如此只须转动骨片一次，可以节省契刻时间。

但不知何故，此片全文的横画只补刻了两行便终止了。

而这正是后世篆刻家治印时，用单刀镌刻边款的方法，可见甲骨文是信手刻上去的，并非是先书后刻，这就愈显得刻字者运刀如笔的技巧是何等的高超；用铜刀或石刀来契刻相当坚硬的龟甲兽骨，已属不易，且能如此规整而精美，字大者径愈半寸，字小时细如芝麻，要达到这样高度的艺术造诣是需要纯熟地掌握单字的结体与通篇的布局的。

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吴国璋先生在《中国书法文化论》中分析到：“首先，商代是一个神权统治的时代，事无巨细均要占卜求神，于是刻在龟版上的占卜之辞便成为沟通人与神之间的中介物。

占卜是一件大事，只有一丝不苟，必恭必敬地刻记每一条卜辞，方能取得神与统治者的欢心。

因此占卜的人自然会去认真考虑如何才能使自己刻写的卜辞更为美观和悦目。

其次，掌握占卜的史官，官阶不高但权力很大。

因为是由他们来转达所谓的‘上帝’‘鬼神’之意。

这是一批具有较高文化和丰富知识的专业工作者。

他们‘精通文字、擅长书写’，‘精通历史，谙熟旧典’，‘精于天文，兼通历法’。

①他们父子相传，世代相继，积累了丰富的文字工作经验。

这种经常性的工作使他们已经初步具备了艺术家的某些特征，说他是艺术家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其三，不断地练习也是使甲骨文成为艺术品的一条必要的条件。

郭沫若曾经发现一块典型的练习作品（《殷墟萃编》第1486片）内容是自甲子至癸酉的十个干支，反复刻了好几行。

刻在骨板的正反两面。

其中有一行特别规整，字既秀丽，文亦贯行。

其它则歪歪斜斜，不能成字。

郭沫若指出：“从这里可以看出，规整的一行是老师刻的，歪斜的几行是徒弟的学刻”。

故郭沫若在赞誉殷人书法时曾谓：“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千载后人神往。

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

细者于方寸之片，刻文数十，壮字其一字之大，径可运寸，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

固亦间有草率急救者，多见于廪辛、康丁之世，然虽潦倒而多姿，且亦自成其一格。

凡此均非精于其技者绝不能为。

技欲其精，则练之须熟，今世用墨者犹然，何况用刀骨耶？……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文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郭老对卜辞书法的高度评价，可谓是言简意赅了，独具卓识了。

“从字型上看，汉字的方块结构的定型，是由甲骨文来奠基的。

在绝大多数的甲骨文中，其形体都呈黄金分割比例的原则。

中国后来文字的各种体形，包括金文、篆书、隶书、楷书以及当代的印刷体，都万变不离其宗。

甲骨文的造型艺术体现了汉民族的审美原则，这就是平和稳重，质朴冲淡的审美观。

其中许多字体采用了对称的结构，表现了一种统一和均衡的美”。

②因而卜辞的书法特征，则又是甲骨学断代的基本标志之一。

最初提出卜辞可能有时代差别的是王国维，1933年他在研究卜辞中殷人的先公先王时，首先采用卜辞中的称谓来断定年代。

后来董作宾根据安阳发掘出土的资料，受到“大龟四版”的启迪，凿破鸿蒙，第一个提出“贞人”说，确定了殷代书家之名，并将这晚殷八世十二王中一团“混沌”的卜辞，划分为五个不同时期，创立了按照“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型”、和“书体”这十项标准，作为甲骨断代的依据，这为后来研究甲骨文的分期断代奠定了基础。

1951年胡厚宣提出了四个时期的划分法；1956年陈梦家则又主张划分早、中、晚三大期九小期，③自此，将甲骨文断代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今以殷墟出土陶器的时代序列与甲骨的共存关系进行综合研究，当以董氏五期说为妥。

正因为卜辞书法的风格因人因世而异，在这五个时期中各具特色；所以字型、书体对于没有称谓、贞人的残缺卜辞，或没有贞人的“卜一般说来，殷商甲骨文的书法艺术演进，可以从五个时期来划分。

第一个时期刻辞经历了盘庚、小辛、小乙、武丁时期。

现存的龟片以武丁时期的作品最多。

武丁时期是商代后期的鼎盛时代。

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史称“武丁中兴”。

武丁重用傅说、甘盘为大臣，为了扩大其统治的范围，不断对西北的土方、鬼方、羌方和周族用兵，建立了赫赫战功。

据《诗经?商颂?玄鸟》描绘，当时“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被四海，四海来假”。

频繁的征战和国事，使武丁时期留下了特别多的卜辞。

其盛世之风也哺育了这一时期的卜辞风格。

其大字雄健宏伟，古拙劲削，用刀浑厚，体态纵横开合，有剑拔弩张之势。

中、小型字体则秀丽端庄，雍容典雅中不失灵巧通气之妙。

其主要书家有、賓、爭、亙、丙、、、、、吏、箙、永、韋、專、定、邑、先等人。

如《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见图九）是殷墟甲骨中早期(武丁时期，属甲骨分期之第一期)的代表作。

刻在—块牛胛骨上，骨长32．2厘米，宽l 9．8厘米。

两面刻字，正面刻辞4条，120余字；背面刻辞2条，50余字：总共6条、160余字。

字刻完涂朱红色，美观醒目。

正面卜辞四条并非一时所刻，字形大小不一，辞文顺序或由左向右，或由右至左，亦不相同。

书法笔画挺拔有力，字形虽小。

但有一种豪放之气(尤其左侧4行)。

结字严谨，疏密适中。

象形字形象性很强，如“车”、“马”、“月”．以及一些叫不上名的动物形象，都很生动传神。

而放在抽象化的指事、会意等字中，处理得谐和自然，可见书家的驾驭能力。

章法处理上，竖有行而横不成列，有些笔画较多或构造复杂的字多向上下方向延伸，既保证了行间的—致，也避免了截长续短，失去自然情趣，并为后世修长一路开了先河。

书家刀法纯熟老到，刻来得心应手，表现了一种成熟之美．第二期的刻辞自祖庚至祖甲。

这时的风尚转向工整秀丽，脱却了武丁时期的雄健昂扬。

这个时期的卜人主要从结构严整，用刀规范这一新的艺术道路上去开拓。

大都严饬工整，娟雅圆润，颇似后世欧阳询之风，谨饬中蕴涵飘逸之骨韵，工稳里益显温厚静穆之神采。

主要书家有大、旅、出、即、行、兄、喜、洋、尹、逐、咼、、陟、犬、、等人。

（见图十）第三期的刻辞自廪辛至康丁。

这一时期贞人的刻辞多不署名。

从书风上看，他既继承了第一期的粗犷风格，又开创了草率急救的写法。

人们多认为这一时期趋向颓靡柔弱。

故所契卜辞辄见颠倒、夺衍之误、尤以贞人“ 犾”的作品为甚，偶尔亦有虽潦倒而多姿的佳作跃然于龟骨之上。

（见图十一）书家有何、甯、、卩卩、彭、犾、绛、、教、弔等人。

第四期的刻辞是武乙、文丁时期。

这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

它融合了前代诸家的风格，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兴旺景象。

这时期的字体有大也有小，小的在方寸之中刻有数十个蝇头小字，大的字有时也有一寸见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