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困境中的企业与经理人

论困境中的企业与经理人陈达夫2012-7-27 9:27:44 来源：新浪博客 2012-07-26从1978年中国开始试图改革起，经三十多年的曲折过程，企业发展至今，从组织行为的角度可以说，老板、管理者、生产人员、营销人员和客户所组成的企业社会的商业行为与企业化人格已趋向稳定和成熟；并且，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上，这些特定的职业群体，无论以什么动机或何种原因导致各自的身份衍变与职业分化，都一同为国有及民营经济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经历全部的风风雨雨以及各种各样的光荣、磨难与考验。

当今，社会上有两种普遍的说法，集中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的普遍精神与生存状态，略述于后。

一是“中国企业家政治抱负太多，少反叛不羁。

和乔布斯的自由、探索、反叛甚至放荡不羁相比，中国企业家的家国情怀是他成长的土壤，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

中国企业家可能会虚一点，有太大的家国情怀，他有政治家的抱负。

但是没有这些理想，我们这些企业家也不能成功。

”6二是“商人‘跪着’生存，还因为政治生态为其预设了两条原罪：一是无奸不商，不符合道义要求；二是商人私欲无边，不利于社会稳定。

”7这两句话无非表达了一个隐含之意：中国企业家在政治权力面前一般表面上都是循规蹈矩与积极靠拢的，而在一般社会居民面前则为了私利而不择手段。

就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来说，相对于公权力来说，在如何体现对企业的监管与激励方面，公权力掌控者一般通过对中国企业家，特别是私企老板进行“有效”的监管与表彰以及收取出让金与交易相应比例的权力与资源等方式来实现的。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不将国企当成市场化企业，仅就私企而言，和上一部分所述相反，理论上的中国企业家不仅包括国企实际控制人，也包括创业成功的私企所有者，还应该包括那些具有相应的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经营管理者（以职业经理人为代表）。

对此，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持反对意见，但究竟能否真正理解老板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存在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的本质原因，就不得而知，更难以一概而论了。

一、谁是中国企业家有两个环环相扣的问题，在此要预先弄清楚：首先，什么样的人及其什么样的行为才堪称企业家？其次，企业家是不是经营管理者？借鉴国外及国内理论界的看法8.一般通说：“企业家是从事组织、管理并承担经营风险的人。

”熊彼特理论认为，企业家是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创造性破坏”，实现经济要素创新组合的人。

德鲁克理论认为，企业家是革新者，是勇于承担风险、有目的地寻找革新源泉、善于捕捉变化、并把变化作为可供开发利用机会的人。

而中国管理理论界普遍认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则要求培养和造就现代企业家队伍并使企业家职业化。

企业家职业化，是指企业领导者由过去计划体制下具有一定行政级别、享受相应政治待遇的行政官员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接受资产所有者委托、领导企业自主经营的专职企业家。

同时，企业家职业化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企业家市场。

”9由此可知，可以称之为企业家的老板应至少满足以下五个条件中的两条，简述如下：1.致力于企业组织治理与经营决策。

2.对现有的市场资源和经济要素进行创新组合，并积极导入市场。

这两点属于西方管理学界的一般定义。

3.打破行政体制、机制和身份的职业管理者。

这应该是中国国企特色。

形式上的“打破”者，其实属于身兼多重职责与身份的权力角色匹配性质。

而且与行政体制内的“首长负责制”隐含的“首长决定制”一脉相承，且自由裁决权更大，危害也更大及尤为明显。

4.对一定时期的经营管理风险承担全部责任。

5.存在有序的企业家人才供需与流动市场。

毋庸讳言，大约只有中国民营企业家略同于西方理论与实践中的企业家角色定位，国有企业家则显然与之存在明显差异。

不过，正是由于中国绝大多数的老板都习惯了直接运作企业，即便调入或聘入了形式上的总经理（或总裁）10，老板对企业的战略问题，甚至对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依旧出于所谓的责任感而时刻表现出“高度关注”的干预言行。

对国企来说，只要这位老板一天不退休，他至少不可能真正交出财务签字与人事决定权；即便退休了，也事先通过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要求继任者承诺给他一份确定的、保密的长期顾问合同或类似好处。

对私企来说，老板不到确保获得后代承继其资产且继承者确能正常运营之后，其之前或缺乏继承者，如果他依旧具有行为能力，表面上能够做到追求企业社会化或真正实现委托经营的，至今依然极其罕见。

由此可知，从理论上讲，无论性质属于国有或民营的企业家，他们都具备三大属性与特征。

首先，在身份上，他们是一名经营管理者。

其次，从客观存在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家事实上也只能产生于中国的企业经营管理者中。

其三，中国企业家实际上具有自己明确的特征和特定的标签。

国企企业家一般产生于政府官员、泛行政人员，不具备市场经济属性，缺乏市场运作认识与经验；而私企企业家则普遍产生于投机性的生意人群，缺乏形成良好的企业与社会关系的企业及社会责任战略，并倾向获得以减低其承担责任与风险的政治优待。

但是，正如前面所说及深化之，我们必须明确国企实际控制人、民企所有者与经理人的差别。

（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理论条件深入细致探讨，）可以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以及职责范围与职业身份及其对企业经营风险是否承担主要或全部责任的角度来认为，就企业家与经理人的不同及关系来讲，国企实际控制人因为对企业资产不具有法理上的所有权，可以称之为经理人；在经营管理方面表现优秀（这种业绩和老板个人能力的关系联系不大），并且对决策失败承担实际风险责任的人（也可能最后承担的实际责任没有文字规定上的那么大和严格），即可称之为企业家。

但民企所有者（狭义的“私人老板”）本质上属于企业资产的直接持有人，不具备经理人的独立身份，但由于实际行使经营管理企业的职责，一旦企业业绩优秀（不论这种业绩和老板个人能力的联系是大或小），并且确实对经营风险承担最终责任（企业衰亡则老板角色自然黯淡或消失），也可以称之为企业家。

显然，对比之下，经理人企业家显然与前两类企业家不同。

首先，他不是国有资产的实际控制人；其次，他不是私营企业的所有者；其三，就行使经营决策权的受托或受限的程度的角度来看，居于老板主席台及阴影后的他，对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活动的影响十分有限，难以量化其对企业及行业的业绩作用；其四，从契约原理及明显不对等的实际收入的角度，一般劳动合同中很少规定他对企业的经营风险承担主要或全部责任，同时他因授权能力不够及其实际获得的劳动收入不足以支撑他全面运营和承担风险。

故此，本文前面才认为，中国企业家并不包括职业经理人。

二、分化的内在原因正如第一部分从企业生态的角度探究了导致作为中国企业家与经理人的分化现象，和前面明确这三者的差别一样，是具有相同的实际意义的。

不过，在实践中，理论界和社会上还是非常容易以理想化与脸谱化的方式混淆他们的差别和作用。

这里，再具体着重探讨三个内在的问题。

1.因产权性质的不同，中国企业家应该包括哪几类经营管理者？如前所述，本文坚持从理论上认为，一般区分为国企领导人（国企的实际控制人）、私企老板（非公经济体的所有者）和高级职业经理人（担任集团化企业组织总经理或总裁者）11.虽然实际上几乎职业经理人没有成为企业家的可能，但结合发达国家普遍表现（如我们谁也不能否认韦尔奇是一位卓越的企业家），我们可以试作为一种理论设定和对现实的鞭策与追求，一定要多予强调。

2.高级职业经理人企业家是否存在于国企？从组织属性上讲，由于国企缺乏基本的经理人市场化导入与竞争机制，且与行政任命或政府性组织部考察直接挂钩，可以认为国企普遍不存在市场经济性质的社会化或来源于自有竞争的人才市场的高级职业经理人这类企业家。

由于类同于所有制与经营权分离的委托管理模式，国企高阶管理者最符合成为经理人企业家的各项条件，但由于他们基本上产生于泛行政系统的权力分配而非自由市场，国企的业绩也一般等于其隶属行政地区的权力给定及支持，这也是他们无法或根本不可能承担经营风险的本质问题：没有资产所有权的他们，经营失败之后可能得到了降职、降薪或调动的行政处理（企业董事会在法理上已经被剥夺了或不具有完全的权利与行为能力），但永远无法弥补企业蒙受的损失。

估计2010年前政府开闸MBO的原因与此有关，但很快明令禁止的原因也在于权力层面主要惧怕失去控制以及次要囿于对国企领导团队的能力的怀疑。

事实上，中国世纪之交后的国企，普遍不是创业而来，一般只与政府对其资源的权力性控制是否让与及其经营范围与优质客户的划定有关，和国企领导人的作用的联系并不大。

3.国企一支独秀的优势与好处占尽，其对社会、市场与行业的严重危害及如何改革？这里可以考察国企的规模与社会影响情况。

通过《财富》每年发布的“全球500强榜单”即可见国企势力之巨，但由于其资产及利润来源首先不来自市场经济体系，基本上没有自由竞争空间，无法将国企投资及营收业绩表现同企业实际控制人的经营管理能力与作用直接联系起来，也由于国企凝聚财富的手段与企业是否提供了优质的产品与服务无关，因而其获得无与伦比的市场地位及其产生的、习以为常的、国企领导人狡猾地贴上个人标签的垄断效应，当然应归功于公权力确保其缺乏基本的市场竞争对手，以及无时无刻不在的特殊政策与资源扶持等方面。

或者也可以说，一旦取消放开进入壁垒、垄断地位或不再予以“尽心照顾与呵护”，国企经营业绩就很难或无法保证。

虽然必须重视并改变国企的业绩与市场地位，切实保障并真正落实国企、私企公平与平等的待遇，至关重要。

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几乎没有继续探讨的必要，关键是当权者究竟想谋求个人及其团伙的私利，还是时局已到必须通过谋求公众利益以确保社会稳定的地步？这已经和企业管理理论无关。

也正因为此，本文接下来将要谈及的企业家和经理人的分化问题，就撇开了国企不谈。

三、精英论与财富合理性为了替占有权力与金钱的人奠定合乎政治与法理上的道德基础，最近一些年，理论界常有具备特定倾向的所谓“精英论”。

其中最为著名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当属茅于轼的“精英论”。

通说认为12，西方政治社会学中有三种主要的理论模式，分别包括精英论、多元主义论和社团主义论，后期为制度经济学理论引用并进行了相应的延伸。

早期精英主义理论发源于意大利，后来，韦伯、熊彼特等人则从民主政治出发，论证了精英民主的政治合理性；再经当代学者伯纳姆、米尔斯等人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精英主义，而为学界所普遍接受。

西方学者常用的“有影响的人”或“权力精英”等术语来形容精英人物，一般是指占据社会结构中顶层的位置，对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领袖人物。

这些人因其特殊的种族、出生、成就、职业、教育水平等等方面的优势，而被某一特定社会或组织视为具有极其重要的特殊品质，并赋予其不同常人的权力与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