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追赶战略_不是中国经济向知识化转变的唯一选择

追赶战略 不是中国经济向知识化转变的唯一选择姜安印 胡淑晶在知识促进发展 这一大智慧下,如何通过对中国工业化、信息化、知识化的道路、方向、速度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寻找出一条工业化与知识化相互促进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路子,使增长 内生 化,使发展富有持续性,就成了中国经济向知识化转变的理论难题。

一、什么是 追赶战略追赶战略 的含义大致有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层是同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相一致的追赶战略。

由于工业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原因,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

因此,这里的追赶其实是以发达国家为目标的经济成长方向和阶段。

第二层是同特定的增长方式相联系的追赶战略。

这种追赶战略的形成,得益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成功,以及在过去20多年来,以日本为榜样的东亚9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奇迹般成功这样的事实。

于是, 东亚模式 便成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实施追赶式增长的一种方式,其核心内容就是通过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以银行贷款来支撑本国产业的迅速扩张,或者是大量引进外资,通过国际资金的大量涌入,达到本国产业扩张的目的。

这种增长方式,也可以概括为直接投资主导型增长方式。

东亚金融危机后,有关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利弊,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其实,早在1994年,克鲁格曼就指出 东亚模式 是一种没有增长内容的泡沫经济。

虽然对这一增长方式作出定性的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这种增长方式的弊端是导致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

第三层是同技术进步相一致的追赶战略,或者称之为 技术追赶 战略。

在技术追赶战略中,发达国家作为 技术源 被当作追赶的目标,追赶战略主要讨论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技术进入的壁垒和技术追赶的机会两个方面的问题。

对技术追赶战略首先进行反思的是日本,反思的结果就是日本的科技政策导向由 追赶兴国 到 创新立国 的转变。

日本对追赶战略的否定,固然同它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有关。

也同日本在90年代以来产业竞争优势的逐步丧失,汽车、电子等支柱产业的市场占有率下降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近年来日本在电视、传真机、计算机等技术创新上的连续方向性失误,说明了日本式的模仿创新已经走到了尽头。

促使日本完成60~80年代技术追赶的这种成功模式,其关键点就是只要解决好技术与经济的结合问题,一国既使没有强大的基础科学,通过引进 吸收 提高的路子,也可以成为国际技术的先导。

但面对知识经济时代,日本的这种缺乏 创造性破坏 (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的创新,只满足于对某一技术的极致完美,而不能以更久远的眼光另辟蹊径,最终又拉大了其在新兴产业方面同美国的距离。

二、 追赶战略 不是中国经济向知识化转变的唯一选择亚洲金融风暴后,增长的机制,发展的体制又受到人们更大的关注。

中国经济过去20年的增长同东亚模式有极大的相似性。

如果说东亚金融危机给这种追赶战略敲了警钟,那么,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预示着仅靠追赶方式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几乎成为不可能,其原因有如下几点:首先,在知识经济中,技术进入壁垒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化,从而加深了技术追赶国家对发达国家技术的依赖性,使其成为发达国家纯粹的技术消费国。

在技术创新理论中,技术壁垒是由技术进步的 进入成本 决定,进入成本一般由固定成本、知识成本、环境成本三部分组成,其中知识成本是最关键的部分。

知识成本又可分为弥合 技术知识 差距的成本和弥合 技能知识 差距的成本(卡洛塔 佩雷斯,吕克 苏蒂,1991,P575)。

关于知识成本的计算,是在阈值水平上进行的。

知识的阈值水平是这样一个概念,即任何一个技术的创新或模仿行为的发生,都不可能在行为主体的知识为零的基础上开始,因此,要使技术进步的行为发生,就存在着一个知识的阈值水平,低于此水平,技术创新或模仿行为的成本将无穷大。

对于一个具体的技术模仿者而言,假如他同技术发明者有相同的阈值水平,那么,他的弥合技术知识差距的成本主要有两部分,即弥合 免费 知识差距的成本和对发明者研究开发成本的分担额。

在技术进步中除了有像 技术知识 这样可编码的知识外,还有一类以经验为特征的知识,即 技能知识 ,它主要由工艺制造、质量控制、市场营销等过程中的经验积累而来,是一种隐含的知识,其中也包括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诀窍。

对于模仿者而言,这类知识差距的弥合更为困难,因为就单个模仿者而言,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总体而言, 技能知识 是同一个地区工业化水平相关的一个因变量。

在技术追赶战略中,模仿者的知识差距弥合成本一般同阈值水平的相关性不大,因为从经验上看,虽然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十分巨大,但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工业化时期,很少有那个国家被 锁定 在工业化之外。

但在知识经济中,阈值水平就成了一个关键性因素,它完全有可能使大部分追赶战略的实施者被 锁定 在成熟技术消费者的低水平的陷阱中,因为知识经济是建立在劳动力高成本的基础上,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又恰好是劳动力的低成本。

低成本的劳动力和低素质的劳动者在人力资本理论中是同义词,当大量低素质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同知识经济的要求相比较而低于阈值水平时,这种知识差距的弥合成本就会出现无穷大现象。

这是知识经济对技术追赶者的首要威胁。

知识经济对技术追赶者的第二个威胁是其通过知识资本建立的新产业模式(唐世平、赵俊杰,1998),在这种产业模式中,知识资本不论是通过创新活动(视窗英特尔主义)还是无形资产(合同制造网络),都将使自己处于产业的主导地位,并在获得产业超额利润的同时,使整个产业形成一种金字塔结构,处在顶的就是最大的知识资本拥有者。

由知识资本所形成的这种垄断及对产业内部的控制,使技术追赶者永无超越的可能性。

第三个威胁是高科技的产业化加知识产权保护,使追赶者在某些新兴产业难有立足之地。

在一些产品创新的前期投入比较大,而产品又极易复制的行业,如果不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将难以保障有效供给,如果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就会产生高额垄断利润。

这一利润会使一些行业的产品在科研投入与产业经营上形成一种 自我加强 的机制,尤其是在知识是连续积累的产品中,这种 自我加强 机制会更加强化,像新特药产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自我加强 机制也就是给这些行业在技术创新上提供了一个加速度,它将会更进一步地拉大其与技术追赶者的差距,并最终将追赶者永久逐出这一市场。

其次,在知识经济中,原有的后发优势的利用成本在增大,同时在一种追求创新利润的经济中,作为追赶者的后发优势,即使存在,也变得微不足道。

在创新理论中,后发优势的存在,被认为是出现追赶机会的原因,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是指作为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学习、模仿、观察,以较低的代价掌握到先进国家经过探索而获得的知识、经验(教训),包括那些已经不再是当今的 先进科技 ,但过去曾是 先进科技 的知识与技术,同时可以从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和制度变迁过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这就是知识的 外溢 过程给发达国家带来的好处(樊纲,1998)。

在知识经济时代,由知识的 公共性 决定的 外溢 效应仍然很明显,但它对缩小追赶者与其目标之间差距的作用在减弱。

就科学技术而言,发明者以一定的成本投入得到产出,而追赶者以小于该成本或完全免费(这里的免费并不是指获取知识不需要成本,而只是相对于已成为公共产品的科学技术的特点而言的)的形式利用这些科学技术似乎存在后发展优势,但这类知识是不会带来 创新利润 的,追赶者如果不尽快参与技术的生成过程,而一味地 使用 技术,就会导致其在技术创新与知识创新上被 锁定 在一个特定的水平上。

就制度而言,它同样是发明者经过反复、动荡、谈判乃至通过战争而最终形成的,也是一种支付了高昂成本投入的一种产出,虽然它的 外溢 特征很强,但对追赶而言,使用这些已被别人的实践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制度并不是没有成本,有时甚至是成本很高。

主要的成本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的障碍;二是追赶者同这种制度知识在文化上、心理上的距离;三是追赶者的经济发展水平同制度知识所要求的生长环境之间差异。

正是存在着制度知识在利用上的成本约束,追赶者的后发优势就难成绝对优势,而成为一种有前提条件的相对优势。

在国际技术扩散和技术追赶的长期历史演变中,曾出现过两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也被作为追赶者的机会窗口而纳入后发优势之中,其一是,大量的 新 技术最初在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产生,但这些新技术的扩散却在其发明国受到排斥,原因是由于拥有 老 技术,所以对 新 技术在成本、风险、收益上的预期同追赶者不同,于是追赶者就会成为 新 技术的首批扩散者,并借此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

工业化中后浪推前浪的赶超历史就有力地证明了这点。

其二是当技术经济范式发生大变革时,新的技术范式的出现,会引起新产品、新产业不断形成和成长,成熟的产品将面临重新设计,成熟的产业将面临重新转变。

此时,发达国家的原有产业积累就会变成一种累赘,因为它加大了 改造成本 ,而对于追赶者而言, 一张白纸,正好绘画 ,追赶者的优势就在于没有 改造成本 ,因为他没有可改造的对象。

在知识经济中,这两种后发优势的情况又如何呢?就第一种情况而言,也许在发达国家之间,技术上的相互超越会以这种形式出现,对于知识资本积累不足的追赶者而言,由知识资本形成的金字塔产业链已将其 锁定 在产品组装者的地位上,使其能得到的只能是成熟技术。

就第二种情况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追赶者确实存在着优势,中国电信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例证。

但这种优势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仅是局部的优势,由于知识经济的高投入特征,仅有改造成本低的优势还不足以支撑其发展。

最后,知识这一独特的资源,作为非消耗性的、可增值的、高质量的生产要素,当它加入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行列之后,使 知识促进发展 这一命题在如下两个方面有了新的突破。

一是通过知识的增殖功能,赋予 比较优势 概念以新的内容,即人力资源的知识结构的不同是影响其它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最终原因,改变了原来仅以生产要素的自然秉赋(稀缺程度)决定生产要素比较优的做法。

二是对发展理论自身的反思,按照经济发展(下转第50页)俗为主、以朴见长。

敦煌文学是以普通社会作为接受对象的,本地作品如此,从外传入的作品中的许多作品尤其是讲唱类作品本来也是以普通社会为接受对象的,因而也就不能不顾及接受对象的欣赏习惯和欣赏水平。

同时,敦煌文学的本土作者,多数并非专门的文墨之士,而是文化水平不怎么高或粗通文墨的普通人,有的还是以讲唱为生的艺人或因一时的实际生活需要而与文学偶尔牵连的社会底层的僧俗人物;那些由外传入的作品的作者如讲唱类、歌辞类的作者本来也是如此,有一些作者如王梵志、白居易等虽然文化水准很高或可能并不低,但却是主张和实践着通俗文学的理论的。

因而,敦煌文学作品的主体和多数,也就不可能那么典雅绮丽,而是朴实无华、真实自然,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易于接受,与形式主义无甚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