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好文】世间已无张居正

【人性好文】世间已无张居正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次变法，亦有许多伟大的改革家。很多变法就是以改革家名字命名的，如李悝、商鞅，如王安石、张居正……因此，改革家的人生沉浮成为决定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今天推送一篇文章，让我们从万历首辅张居正的人生沉浮中看他遇到的改革难题，看他的得失成败，体会改革者的心态，做当下改革的同路人。

张居正推行十年之久的万历新政最终也只是成为明王朝灭

亡前的一次回光返照。为了革除弊政、再造中兴，他毅然以一身担天下之重，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公忠体国、呕心沥血，综核名实、事必躬亲，终于积劳成疾，五十八岁的年纪溘然长逝。

谁曾想，身体尚留余温，清算已然来临。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不仅有他本人及其家族势力，更有他为之拼上身家性命的新政改革，以及念念不忘的大明王朝。他所寄予厚望的万历皇帝非但没有成长为明君圣主，反而成了灭亡明朝的罪魁。“明之亡，实在万历”，史家自有定论。历来改革家身后所遭厄运，沉痛未有如居正者，这是人生的大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国家的悲剧。

皇帝的猜忌万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的明显不同是，居正名义上要落实明代开国以来建立的各项规章制度。但他自己恰是

违反“祖制”最严重的一个。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自行掌控政府，六部直接听命于皇帝，原本属于宰相的权力被剥夺了，君主专制自此名副其实。内阁并不是政府的正式机构，不过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正常情况下，君主强势，内阁辅臣充其量就当个跟班。机缘时运，居正辅佐的是一个十岁孩童。作为首辅，他虽有宰相实权，却并不合乎“祖制”，更无宰相之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他无权直接向六部下达政令，只能向皇帝提出建议，也就是“票拟”，待皇帝同意后再传达给六部，这道程序必不可少。但事实上，居正不仅实际上取得了原本只有宰相才能享有的部分权力，成为真宰相，某种程度上并且成为“假皇帝”。

明清时期，君主独断权力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皇帝对于士大夫动辄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是颇为反感的。乾隆就明确表达了不满，认为“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这足可代表明清帝王的心理。居正素有恢弘宇内、澄清天下之志，而今总揽朝政，一切举措皆出自其手，皇帝反居无为之地。十余岁的小皇帝或许会感激他，但成年之后必定感到后怕、担忧，甚至心生猜忌。万历皇帝明知道自己才是居正的主人，但在无法实际支配政权的时候又必须受制于人，甚至对于他的支配者，还必须博取好感。这种极为复杂的矛盾心理，为后来万历皇帝对于居正生前身后态度的反复种下了祸根。

同僚的误解居正一生比较受人诟病的是，堂堂朝廷大臣竟与内廷太监沆瀣一气，玩弄阴谋诡计扳倒恩师高拱不说，还处处袒护这帮阉竖，实在令人不齿。对此，居正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为了能够推行万历新政，什么手段都可以使上，你们是洁身自好，不愿与阉竖为伍，但你们有更好的办法吗？没有！居正在处置朝中政务前，必须向皇帝奏请批准，皇帝年幼，李太后秉政，他作为外臣不便经常出入后宫，只能寻找内廷宦官作为连接他与太后、皇帝的中介。

这个中介就是万历皇帝的“大伴”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他是一个在宫廷呆了许多年的老太监，当然具有太监的本性，贪婪刻薄，心狠手辣，毕竟他们不是正常人。但相对于其他太监，冯保应当算是稍微有些政治识见的，在新政问题上，他总体上都能配合居正，也有为明王朝再造中兴的愿望，这一点最是难能可贵。居正是务实干练深通权谋的政治家，绝非迂腐不通世故的书呆子。居正的意思，既然必须用到内廷，与其用一个只知敛财供皇帝取乐的奴才，远不如让一个稍微懂点政治的冯保来主持内廷事务。

从实际效果看，居正敷衍、迁就、拉拢冯保的手段是起了作用的，在其当国的十年之中，内阁和司礼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冲突，有效保障了新政各项举措的顺利实施。或许正因冯保与居正的关系，万历在着手清算居正前，先行问了冯保的罪，可见，万历也视二人为一体。但这些良苦用心，同僚们

又怎能理解？

士林的攻讦阳明心学发展到后期，空谈流弊逐渐显现，不务实学而好使气，拘执意气之争而不通事理，恰恰走上了程朱理学的覆辙。顾炎武指斥最深，“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清流空谈误国，必然一事无成，居正引为深恨，故而于万历三年下令“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空谈废业”。毁书院、禁讲学，钳制舆论，居正因此得罪了读书人。

心学思想家何心隐驳斥居正禁止讲学的政策，并准备上书与他辩论，但湖北巡抚帮了居正的忙，把何心隐杖毙于武昌，只不知这是出于居正的授意，还是下属体会首辅的难处，自己拿了主意。实在地讲，居正此举有他的考量。俗语云：“筑室道旁，三年不成。”新政举措一件一件出台，必然触动多方利益，儒生们不识大体、不明事理，更不懂政务，妄生非议，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新政措施的落地。

居正则急切于看到实际效果，容不得对新政有过多不同的意见。实际上，诚如熊十力所言，居正“虽未自承得力阳明，然识者则知其为善学阳明者也”。居正自己也说：“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纠纷处，不得稳贴。”这便是阳明“人须在事上磨”的意思。天下人的指责“夺情”事件就像一次预演，暗示着居正命运的结局。万历

五年，居正十九年未见面的父亲死了，按礼法，居正该“丁忧”守制，但他内心竟然不愿守丧，他心中所忧虑的还是朝廷，如他离开中枢，这刚开启的万历新政恐怕有始无终、难以为继。他配合皇帝演了一场双簧戏，应允皇帝“夺情”的旨意，

纵然是背负千古骂名，也在所不惜。

这下同僚、言官甚至天下人都不依了。百善孝为先，朝廷历来提倡以仁孝治天下，当朝首辅居然不守父丧，还算是人吗？还配当首辅吗？实则上书反对“夺情”的言官，多是真心为居

正着想的人，包括他的门生、同乡和挚友，他们发自肺腑地劝告他，如果他仍然同意“夺情”，那么全天下人就会诋毁他

贪恋权位，不顾礼仪廉耻，那时他该如何自处？但居正是铁了心的，不管这些，门生同乡的反对更加激怒了他，就假借皇帝之命廷杖言官。

因反对夺情而遭处罚的五个人，全是有名的青年才俊，公认的品质高洁的君子，无一人与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有什么瓜葛，更没有人受到指使，他们反对的目的也绝不是要扼杀新政，而是真心为居正考虑。这其中的纠结，真是让人感慨万分。虽然从表面上看，“夺情”事件是居正胜利了，但这也成

了他一生的污点，永远也洗刷不去。

百姓的“沉默”变法改革在实质上是对利益分配关系的重新调整。不论王安石变法，还是张居正改革，触犯的都是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者利益，普通老百姓在整体上是得到实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