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的伦理文化视角

第２３卷第１期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Ｖ０１．２３Ｎｏ．１２００５年１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Ｑｕａｎｚｈｏｕ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ａｎ．２００５
《聊斋志异》的伦理文化视角
颜莉莉
（泉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福建泉州３６２０００）
摘要：文章通过对《聊斋志异》中的贤德类女性形象及悍妒类女性形象塑造的分析发现：明清之交新旧思想观念的冲突使蒲松龄在女性形象上传达出了一定的新气息．但根深蒂固的儒家伦
理思想使他对女性的塑造更多地趋于传统的美德与品行，清初思想界经世致用的观念影响使他笔
下的女性富有理性、实在的精神，由此构成了《聊斋》的伦理文化视角。

关键词：《聊斋志异》；儒家伦理；文化视角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７．４ｌ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８２２４（２００５）０１一０１０１一０５
长期以来，中国文人对女性已形成了相对固定、约定俗成的一套理想设计模式。

对女性的倾慕或评判，前提是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以男性为主宰者，以女性为依附者。

对女性的品德要求和品行规范已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定势在文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了。

《聊斋志异》以空前的篇幅在幻想王国里构筑自由自在的女性情爱世界，表现女性的追求与抗争，而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男权话语的影响，充满了对现实世界女性伦常人格的期待。

蒲松龄出身于清贫的书香门第，“科举相继”的望族，自小接受的是儒家的教育，一生孜孜以求科举功名，力图实现仕途经济的理想。

在经历科举失意后，儒家积极人世的一面成了他的心理支撑点，但他并没有如许多传统士人般独善其身，高蹈于世，选择在释道中寻求解脱。

他不仅对功名的热望至老不衰，还把无法实现的经生济世的理想转移到为乡民排忧解难中来，尽其所能地在乡间营建风俗淳美，人际和谐的气氛。

儒家“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思想在他的身体力行中得到了贯彻。

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这样描述他的父亲：“凡族中桑枣鹅鸭之事，皆愿得一言以判曲直。

而我父亲力为剖决，晓以大义，俾各贴然钦服而去。

”［１］（Ｐ３４４∞蒲松龄在《（省身语录＞序》中亦言及先人传统：“余先人盛德之名，闻于乡里，凡族人戚友，小有讼事，必来剖析，求得一言，以判是非”［１］（Ｐ２０７¨，看来，蒲氏家族在当地颇有清望，总是自觉地承担起下层知识分子的职责，关心世风民俗，蒲松龄更是古道热肠，不余遗力地为乡里排解纠纷，纠正曲直，劝善惩恶。

在授馆之余，致力于乡民的风化建设，关心乡民的家庭伦理道德问题。

现存《聊斋文集》中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仅就其中呈文而言，如《清表彰贤迹呈》、《清表一门三烈呈》、《清表一门双节呈》、《公举孝子呈》……从题目中就可看出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１０—０９
作者简介：颜莉莉（１９７４一）女，文学硕士，讲师，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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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是一个伦理色彩浓重的作家。

他十分重视人们“贤”、“烈”、“节”、“孝”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修养”，并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加以推广。

蒲松龄把自己的思考带入了《聊斋》创作中，可以说，《聊斋》至少在文言小说领域里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世俗色彩浓重的家庭伦理问题。

蒲松龄在女性这一对维护和谐的伦常关系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性别角色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

《聊斋》塑造了一系列生活中的贤妻良妇形象，表现出对传统的回归倾向。

代表这种倾向的作品有《珊瑚》、《白于玉》、《妾杖击贼》、《青梅》、《林氏》、《吕无病》、《邵九娘》、《罗刹海市》等十余篇。

在这些作品中，蒲松龄为女子所谓的“贤德”制定了一套标准。

首先，强调孝悌百善孝为先。

孝悌观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为人子媳应尽的基本责任。

《聊斋》中不乏孝子形象，如为父伸冤，魂赴黄泉备受磨难的席方平，千里寻父辛苦跋涉的陈锡九，《侠女》中与老母相依为命的顾生等，同样，蒲松龄也把他的孝悌观注人到女性篇章中，在其中的片段，我们总能看到类似这样的描述：
“下堂操作，无不曲承母志”（《聂小倩》）；“事姑孝，曲意承顺，过贫家女”（《白于玉》）；“入门事翁姑，曲意承顺，尤过于生。

而操作更勤，餍糠粝不为苦”（《青梅》）
尽管并非专门表现女子孝行的篇章，但蒲松龄总不会忘记在小说细节处强调一下女性在婚后怎样对公婆“曲意承顺”，鸦头受尽生母折磨仍然不失孝心；青风、花姑子等一些异类在择婚时尽管心有所属，亦不愿违逆父母之愿；《白于玉》中的太史女困未婚夫迷恋仙道，弃绝尘缘，有婚姻之名而无婚姻之实，却操箕奉帚，供汤侍饭一心一意地孝敬所谓的“姑嫜”；《罗刹海市》中的龙女贵为至尊之体，亦不能免俗，不仅事夫恭谨与人间寻常女子无二，为成全夫婿为人之子所应尽的孝道，忍痛生生与丈夫别离，且在得知素未谋面的婆婆死后，“绩经临穴”，尽了为人之媳应尽的守孝之礼。

如果说前面这些孝媳孝女表现出人性中的良善美德，则《珊瑚》中的孝道观带有悲剧色彩。

孝顺执礼的珊湖遭遇的是刁悍不仁的婆婆沈氏，受到百般虐待不敢有丝毫的怨色，怎样委屈承顺终不能得其欢心，最终还是难逃被休的命运；而当沈氏受尽二儿媳臧姑的虐待而患病后，珊湖却能不计前嫌，日日备好饮食暗中托人带给沈氏，终于使婆婆受到感化，顿悟前非，婆媳终于和好。

这种以单方面的顺从与无条件的自我委屈为代价而成就的“孝”，其实质乃是森严的尊卑等级关系。

这种等级关系凌驾于善恶是非观念之上，媳妇作为位卑者，必须泯灭自我的喜怒哀乐，唯婆婆是尊，唯婆婆是从。

所谓的“孝”，已不再是人性本能追求的良善品质，而沦为“盲孝”、“伪善”之流。

蒲松龄设置了孝媳感化恶婆，婆媳重归于好的大团圆结局，具有明显的道德奖惩性。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顺的媳妇还必然地要为夫家生儿育女，传承于嗣。

一旦不能任此重担，则应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甘冒失宠之险，主动为夫君谋求婢妾。

林氏就是一个贞孝两全的女性典范，为歹徒所逼不惜自刎以保贞节，也因此得到丈夫的尊敬，即使林氏不能生育，丈夫却不愿纳妾。

无奈之下，林氏巧设计谋，以婢女代己受孕，得以使夫家一脉香火延续，全了孝名。

蒲松龄在文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女有存心如林氏者，可谓贤德也”。

在这样的故事结局中，林氏的“贤德”是建立在牺牲婢女个人情感的基础上，而婢女只是被作为特备的生育工具而存在，婢妾地位之低贱可见一斑。

贤德标准之二为妻柔妾顺，尤忌悍妒妒之为害，蒲松龄有很深的感慨，在《江城》、《吕无病》等篇章中大量渲染了妒妇的恶状，而且立文以声讨之，如《（妙音经＞序言》、《＜怕婆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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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塑造了一批不骄不妒的女性形象，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如小妾（《妾杖击贼》）、吕无病（《吕无病》）、邵九娘（《邵九娘》）、莲香（《莲香》）等。

这些女性，为妻的则宽容大度，当丈夫有外遇时绝不会争风吃醋，寻死觅活，而是“心胸宽广”、有“容人”的“雅量”，接纳了这个插足的“第三者”，并抚养妾出的子女如同己出；为妾的，也绝不恃宠而娇，而是以命自安，以份自守，并勤心侍奉夫人。

如同夫妇、婆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尊卑等级关系那样，在妻柔妾顺的这个标准中，妻与妾的尊卑定位是非常明显的。

《妾杖击贼》中小妾身怀绝技，却只能默默忍受正妻的酷虐而不敢有丝毫怨色。

邵九娘天生丽质，知书达理，却自顾命薄，甘为人妾而受尽妒妇涂毒，诚如蒲松龄在“异史氏日”中所言：“女子狡妒，其天性然也。

而为妾媵者，又复炫美弄机以增其怒。

呜呼！祸所由来矣。

若以命自安，以分自守，百折而不移其志，此岂梃刃所能加乎？”如此看来，为妾者的本分在于“百折而不移其志”，而只有自甘下贱者，才称得上是贤德。

当然，做正妻的亦应有尊者之风，能体恤位卑者，妻仁妾顺，方是《聊斋》中所体现的家庭和睦的根本。

贤德的标准之三在于勤勉能干，有理家才能作为四德之一，妇工尽管被排在妇德、妇言、妇容之后，仍然是贤德之女所必备的条件。

所谓“妇”，意味着一个理想的女性必须是手拿扫帚，维持家庭卫生清洁之人。

自古妇人又被称为“主中馈”，即操持饮食。

因此，《聊斋》中贤德的女性还必须是一个理家的能手。

不仅勤于操劳，而且持家有方。

她们有一双魔术般的巧手，在其经营之下，贫穷的家庭往往因此摆脱物质危机，不出数年，变成一个小康之家，免去了穷书生的衣食之忧。

在这三条标准中，夫与妻、婆与媳、妻与妾及妻与婢构成一一对应的尊卑等级关系。

所谓贤德，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自身等级定位的自觉接受与清醒意识，仍然是以女性为从、为卑的观念为出发点而制定和考量的“贤”、“德”。

无论为人妻、为人妾、为人媳，这些女性都是“无我无私”的，以家庭为中心，以人伦关系为皈依，守礼勤勉，其生命价值的实现在于服于人与事于人中。

《聊斋》对这类女性推崇有加。

在结局的安排上，总是不忘让这类女性子贵寿延，夫贵妻荣，在道德奖惩中寓含强烈的理想旨向，即向传统的回归。

颇为有趣的是，《聊斋》中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较壮观的“胭脂虎”形象：江城姐妹（《江城》）、沈氏（《珊瑚》）、王天官女（《吕无病》）、尹氏（《马介甫》、李生妻（《邵临淄》）、李生之嫂（《阎王》）、金氏（《邵九娘》）、宝带（《恒娘》），以及诸多充当配角的女性，堪称悍妒形象的集大成者，以致于蒲松龄哀叹道：“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邵临淄》），“惧内，天下之通病也。

”（《马介甫》）。

所谓悍妒之妇，与“贤妇”对照，往往有三大罪状：
罪状之一：百无一能，自以为是。

她们多数姿色平庸，不如小妾漂亮，即使偶有一二略有姿色者，却不能生育，又不自知，高高踞上，作威作福，搅得家庭鸡犬不宁。

与此相反，总有一小妾与之形成反衬，愈加衬出悍妇妒妇的丑恶。

罪状之二：反对纳妾。

这一点原本不足以构成罪状，男女间的情爱本就具有排他性，不容第三者插足其间，加之封建社会存在男女不平等现象，男子可以广蓄姬妾，自由嫖娼，自然会使一些妇人产生反抗抵触情绪。

这必然威胁到封建伦理的核心之一——男尊女卑制，构成了对社会秩序的挑战，这是伦理纲常万万不能容忍的。

因此，男子纳妾是封建社会所允许的，尤其在女子不能生育的情况下，反对纳妾就成了女性的一大罪状。

封建社会极力表彰贤妇德女之不妒，谴责妒为恶德，把妒列为法定“出妻”的理由之一。

《聊斋》中更是极力加以声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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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状之三：泼悍无度，暴戾无常。

这类女性总是千篇一律地表现出世所罕见的的恶毒举止。

李生之嫂阴以针刺产妇脏腑，江城用刀剪下丈夫与婢女之肉互补，……，种种行为直如丧心病狂，令人发指。

悍妒妇原本值得同情的一面也被作品中所反复渲染夸张的残暴劣行所湮没。

悍妒之妇因此面目狰狞，形象可憎。

在这样的叙述模式中，颇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意味，使人感觉蒲松龄直欲唤起读者憎恨恶妇的同感，寻求“心理支援”。

这类形象是作为破坏纲常的反面形象而存在的。

蒲松龄极力夸大渲染其种种“恶行”，以醒目的文字欲图“唤醒”世人对其“危害”的认识，并因此构成贤妇德女形象的反衬，以此寄托蒲松龄的女性理想。

中国的伦理思想，从孔子时代一直到宋明理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核心思想，几千年来，无不在政权力量影响下潜移默化到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它对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和生活习惯的形成，具有着无法估量的影响。

但这种影响具有两重性，从负面看，它束缚人性，扼杀自由，麻木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使人们丧失了自我，束缚了女性的创造力，竞成为社会理性的标本。

然而从正面看，它对中华民族多种传统美德的形成，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中国女性勤劳、善良、坚忍，孝道等美好品格的形成，是与伦理思想的作用分不开的。

诚如辜鸿铭先生所言，中国女性是“无我”的，这种无我的精神使中国女性心甘情愿地三从四德，自觉地约束自我，节制情感而没有“受伤害感”［２］。

“无我”精神即女性的伦常（或理性）人格，历代进步的知识分子敏感地意识到了伦理纲常束缚人性的负面作用，呼唤自由，肯定人情人欲，在文学作品中多表现礼教对女性身心的残害以及女性在反礼教，自我解放中的艰难历程。

蒲松龄创作《聊斋》正值清初，这是新旧思想交替消长，杂糅并进的一个特殊时代。

清廷为巩固政治计，举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康熙帝亲自过问编篆《性理精义》，又重新刊印内《性理大全》等书；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思想家针对明末传统道德沦丧的情状，对晚明启蒙思潮进行了反思、修正，呼唤经世致用和实录精神，而明中后期以来的反传统伦理道德、反宋明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依然有着广泛的承传与回响。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乃至理学的复归以及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深层衍进，在明清之际形成对峙和冲撞，《聊斋》在女性的形象塑造上显然烙刻着这一特定时代新旧思想观念冲突的印记。

受到启蒙思潮的感召，《聊斋》部分女性形象透露出了以情感性灵为核心的近代气息，如在阿宝、连城、香玉等生死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身上肯定了情的伟大力量，表现了至情战胜天理的理想，是对汤显祖“至情观”的继承；在乔女、瑞云等形象的塑造中突出了知己、志趣、品行在情爱中作用，突破了由来已久的一见钟情模式；部分女性身上也表现出了抗争命运、追求自由、自强自立的独立人格色彩。

这些都寓示着蒲松龄对女性解放的朦胧意识。

然而，蒲松龄对传统的突破是有限的，即使在这些语境下，作家所塑造出来的女性依然延续着传统之色。

由于蒲松龄深受伦理思想的影响，他并没能超越他的时代环境。

他只是在启蒙思潮的冲击波震荡下，暂时游离到了传统边缘，而始终并未摆脱伦理思想强大的引力场。

传统型女性仍是作品的主调，甚至其女性观仍有不少消极面，如宣场守命分，宣扬盲孝、伪善，要求女子在三从四德牢笼里恪守贞节，甚至认为婢不如人，让婢女充当生育工具……这些为理学所提倡的陈腐观念，使部分女性题材的作品主题沦于教化，平庸肤浅，人物形象呆板，虚假僵化，诸多女性成为了礼教的摆设而缺乏鲜活的生命力，也使有关篇章成了《聊斋》中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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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思想的二重性也使《聊斋》涌现出了一大批富有理性精神，具有真善美品格，生命力极其顽强的优秀女性形象。

《聊斋》往往从创造安宁淳美的理想世界，维护正常秩序的角度出发，将女性“服于人，事于人，伏于人”的存在意义放置于伦常日用，人群关系和日常交往中，强调情感与理性的合理调节，一定程度的自我牺牲，尤其强调对人生、生活的积极进取精神，在苦难面前承受能力及勤俭理家的重要性，而极力谴责堕人欲，肆纲常，对井然有序的理性世界造成极大威胁与破坏的悍妒妇、淫荡妇。

这与明清之际经世致用的思想是相通的。

尽管晚明启蒙思潮与明末时期传统道德的沦丧并无直接必然的联系，但是，肯定情欲的合理性，张扬任性而行的思想作风，恰恰为恣情纵欲、猖狂无忌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弃理性，倡人欲”与“存天理，灭人欲”一样，不利于社会的进步。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强烈呼唤文学应积极介入社会现实，抨击脱离社会实际的空疏倾向，对晚明文人的异端思想与任情纵欲的文学观念多持否定态度，希冀一种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文学风尚。

蒲松龄在这一思想的导引下，将女性的贤德精神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联，落实到下层劳动妇女具体而琐碎的人生中，而使这些现实世界中的女性典范具有了一种实在，理性的特质，她们以牺牲自我为代价，维系了一个个家庭的稳固安定，并勤于操持，将家庭生计经营得井井有条，这样在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伦理色彩也就具有了一定的人情味，在其形象的完成上充满了道德主题与时代使命。

在蒲松龄的年代及生活环境里，高谈女性精神自由尚是一种奢侈，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生活是琐碎而现实的，蒲松龄从淳风净俗的美好愿望出发，以传统伦理文化视角审视女性形象，虽受到了伦理思想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但在部分作品中表现出了女性伦常人格对于协调群体，在人事日用中的作用，回应了清初经世致用与现实精神。

当然，以社会进步的角度论，蒲松龄在贤德、淫荡及悍妒女性形象上向传统礼教的回归是一种局限。

参考文献：
［１］蒲松龄全集（第三卷）［Ｍ］．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Ｍ］．海口：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６．８２～８４
（责任编辑陈生）Ｔｈ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ｔｈ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ＬＭｏＺＨＡＪＺＨＩ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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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ｉｍａｇｅ：ｖｉｒｔｕｏｕｓ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ｔｙｐｅ，ａｎｄｆｅｒｏ—ｃｉｏｕ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ｏｕｓｔｙｐｅｉｎＬｊＡＯＺＨＡＩＺＨＩｙＩ，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ｓｔｈａｔＰｕＳｏｎｇ＿ｌｉｎｇ’ｓｆｅ—ｍａｌｅｉｍａｇｅｓ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ｃｅｒｔａｉｎｎｅｗｆｌａｖｏｒ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ｗａｎｄ０１ｄｉｄｅａ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ｏｆＭｉｎｇａｎｄ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ｂｕｔｄｅｅｐ—ｒｏｏｔｅｄ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ｅｔｈ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ｍａｋｅｈｉｓｆｅ—ｍａｌｅｉｍａｇｅｓｔｏｈｅａｄｆｏｒ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ｖｉｒｔｕｅ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ｄｅａｓｏｆｉｄｅ０１０９ｉｃａｌｃｉｒｃｌｅｉｎｅａｒｌｙ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ｍａｋｅｈｉｓｆｅｍａｌｅｉｍａｇｅｓｔｏｈａｖｅｒｅａｌｓｐｉｒｉｔｗｉｔｈｒｉｃｈ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ｆｒｏｍｔｈｉｓ，ｆｏｒｍｔｈ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ｔｈ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ＬＪＡＯＺＨＡＪＺＨＪⅥ．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ＪＡ０ＺＨＡ工ＺＨＩｙＩ；ｖｉｅｗｏｆｅｔｈ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ｖｉｒｔｕｏｕｓ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ｆｅｍａｌｅ；ｆｅｒｏ—ｃｉｏｕ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ｏｕｓｆｅｍａｌｅ
《聊斋志异》的伦理文化视角
作者：颜莉莉， YAN Li-li
作者单位：泉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福建,泉州,362000
刊名：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年，卷(期)：2005，23(1)
引用次数：1次
参考文献(2条)
1.蒲松龄全集 1998
2.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 1996
相似文献(8条)
1.期刊论文周秋良蒲松龄的人性观:儒家伦理与自然人性之间-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3)
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文学是人学,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中也苦苦地追问:到底什么是人性?在<聊斋志异>中,蒲氏是徘徊在儒家伦理和自然人性之间.他既赞美纯洁的自然人性,又认为人性有恶,故而乐用儒家伦理对人性进行规约和框定.他觉得,在儒家伦理和自然人性间走中庸之道,可能是人性美的一种最高境界.
2.学位论文杜文倩文化汇流中的抉择与超越——芥川龙之介与中国2006
日本近代作家芥川龙之介被称作“大正文学的象征”，他生命的完结被认为是日本近代文学的终结。

基于芥川在日本乃至世界文坛的巨大声誉，以及芥川与中国文化之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本文尝试从宏观上把握“芥川龙之介与中国”这一课题，以芥川的中国之行为支点，构建一个双向影响的天平式框架，一端是芥川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汲取与探索，一端是芥川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坛的推动和启示，以芥川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亲近与龃龉、重合与疏离展现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动态趋势。

论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力求对芥川龙之介及其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状况和传播历程做出清晰、客观的梳理。

鉴于芥川在日本文学界的显赫地位，中国文坛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就开始关注这位日本作家。

鲁迅率先将其《罗生门》、《鼻子》携入中国，之后掀起了芥川文学在中国的第一次译介高潮，汤鹤逸、冯乃超、郭沫若等众多新文学的中坚力量都参与其中。

尽管译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与今天同日而语，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已然是不容小觑的成绩。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芥川翻译掀开了崭新的一页，除了诸多译作单行本的出版发行，芥川更成为第一位在中国出版全集的日本作家，这既是中国读者之幸、亦是对作家之肯定，更是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之标志性里程碑。

以此为基础，中国的芥川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相当数量的评论文章与译作集共同构成了中国的“芥川龙之介学”。

这些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高的起点，而其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也成为启发笔者进一步思考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第二章从整体上观照了芥川龙之介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

芥川自幼接受儒家伦理的道德熏陶和汉文汉诗的训练练习，由内而外的浸润使他对中国文化具有发自内心的依恋之情和回归意念，这也决定了他的文学观与艺术观。

对于芥川而言，中国文化不是一种点缀和装饰，而是文学框架的有力支撑和价值规范。

芥川喜爱中国通俗小说，他从中选取题材、获得灵感，置于近代日本的文化语境中重新诠释，以脑海中的中国作为背景、搭建舞台，描绘心目中的经典形象。

他的“中国题材作品群”应运而生，中国古典在其笔下散发出崭新的生机和活力。

芥川偏好中国诗歌，他遵循“一字之功”的锤炼理念进行创作，字斟句酌、雕琢入微，他向往平仄对仗之间表现出来的风雅之情和超世之趣，由此获得汉诗写作的灵感。

芥川对中国的南画偏爱有加，中国绘画方面的深厚造诣构成了其文学创作的一块重要基石。

芥川对中国古典诗歌与传统绘画的借鉴不是独立进行的，诗歌之情、画作之意在其文学世界中融为一体，芥川更进一步将其“日本化”为自身孜孜以求的“诗性精神”。

芥川龙之介在诗情画意中完成了对东方文化的回归，运用“诗性精神”升华了自己的文学世界。

第三章重点论述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创作与《聊斋志异》的密切关联。

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聊斋志异》在日本的受容程度不算太高，而芥川对其情有独钟。

他通过两种途径从中借鉴取材：第一，文字描写、故事情节、主题思想的直接借用以及拓展衍生；第二，故事原型的浸润性化用。

同时，芥JII改革了原作的训诫主题和情节结构，融入自身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糅合西方小说的情节和技巧，巧妙地完成了自己的近代化怪异小说。

由于两者人生际遇、社会背景、生活环境、愁病相循的类似，芥川从创作基调、写作手法、描写对象、悒郁意识等角度同蒲松龄产生了共鸣，并在外在形式、文学风格、对古典的沿承、探究人性等方面继承了《聊斋志异》的灿灿遗韵，留仙与鬼才在芥川的小说创作中完成了跨越时空的文学际会。

第四章对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之行加以论述和剖析。

面对日益激烈的文化碰撞和东西冲突，芥川不满足于从生硬冰冷的书籍资料或前人的间接经验中获得对中国的认知，几经周折，他终于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路途。

对芥川而言，中国之行是灵魂回归的历程，他所期待于这个古老国度的是一个非现实的美丽的梦幻世界，他渴望满足心中的溯寻情怀。

然而，现代中国的停滞落后无情地击碎了芥川的梦想，这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心理冲击和巨大的失落感，亲眼目睹的真实状况与他头脑中原有的文化积淀产生了鲜明的分离态势。

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一种轻视乃至排斥，他对现代中国的看法在偏激的描写和愤怒的诘责中带上了浓重的东方主义色彩。

对中国古典的向往和对中国现实的鄙视构成了芥川对中国之态度的一对矛盾，这其实是日本近现代主流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共同倾向，以芥川龙之介为代表，他们之间普遍存在的“中国情趣”只不过是日本作家对东方的一场集体白日梦。

在洋洋万言的《中国游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唯一一抹亮色是芥川对中国文人名士的尊重与敬仰之情，章炳麟、郑孝胥、辜鸿铭、李人杰等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精英们不仅给予芥川以文学创作上的灵感，更激发了其政治意识的萌生。

他们是芥川部分重构经典中国形象的有力支撑。

第五章主要探讨芥川龙之介对中国现代作家的逆向影响。

在师法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芥川不懈努力、孜孜追求，孕育出丰硕的文学果实，其中蕴含的才华与热情、智慧与思考为中国现代文坛提供了比照和参考。

鲁迅是中国芥川翻译的第一人，同时也是最敏锐地捕捉其文学闪光点的中国作家。

他借鉴芥川立足古典、着眼现实的艺术手法进行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将历史人物主观化、历史事件寓意化，用以表达先前设定的主题。

鲁迅对芥川的历史小说辩证地摄取和扬弃，并加以改革和创新，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小说创作模式。

鲁迅还为芥川的私小说所吸引，《橘子》与《一件小事》两篇小说从形式之近到韵味之似，都印证着两位中日文坛巨擘的纸间神交。

郭沫若在飘泊小说中描写因贫困、疾病引发的内心烦恼，与芥川在私小说中的描写如出一辙。

鲁迅和郭沫若都不曾特别提及芥川对自身的影响，但如果将他们的作品置于整体文学视野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兼收并蓄的可能对象和大致范围。

台湾作家陈映真也从人性探索与死亡意识两个方面沿袭了芥川文学中处处皆是的“鬼气”，比起鲁迅等人，陈映真对芥川文学的借鉴表现出更为深层化、多样化、内在化的趋势。

3.期刊论文刘衍青士魂商才的对话与整合--《黄英》的多声话语论析-固原师专学报2004,25(4)
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分析《聊斋志异》中《黄英》篇的多声话语--爱情话语、儒家伦理话语、商人伦理话语共存的局面,可以发现这三套话语虽然传达出的声音不同,但它们共同为士魂商才的对话与整合这一主旨服务.
4.期刊论文黄洽《聊斋志异》果报故事读解-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5(4)
<聊斋志异>中的果报故事不能简单地以宣扬封建迷信视之,它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包含着劝善惩恶的积极内涵,由最初的自神其教转变成为作者弘扬和阐释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形象化文本.同时,因果报应不仅成为故事所要叙述的主要内容,而且成为小说的一种情节结构模式,在小说叙事方面起到了结构作品、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作用.
5.学位论文王光志《聊斋志异》士子形象的文化人格研究2006
本文试图从士子形象的人格特质入手，揭示士子形象的文化人格，进而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聊斋志异》的文化内涵作一些有益的探讨。

全文除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