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作者司马迁的故事

史记作者司马迁的故事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

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

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

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

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

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

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

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

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

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

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

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李广利没有尽职尽责。

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

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

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

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

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

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

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

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

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

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

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

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

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

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汉武帝派贰师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

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

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

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但是匈奴兵越来越多，汉军寡不敌众，后面又没救兵，最后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

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动了朝廷。

汉武帝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下了监狱，并且召集大臣，要他们议一议李陵的罪行。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

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

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

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

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吆喝一声，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

审问下来，把司马迁定了罪，应该受腐刑一种肉刑。

司马迁拿不出钱赎罪，只好受了刑罚，关在监狱里。

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几乎想自杀。

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极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

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着作──《史记》。

原来，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

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不少书籍。

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

他到过浙江会稽，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以后，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

在他正准备着手写作的时候，就为了替李陵辩护得罪武帝，下了监狱，受了刑。

他痛苦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

现在受了刑，身子毁了，没有用了。

但是他又想：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

还有《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

这些着名的着作，都是作者心里有郁闷，或者理想行不通的时候，才写出来的。

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候把这部史书写好呢?于是，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的巨大着作《史记》。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着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

他对于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

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

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

因此，《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着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着作。

司马迁出了监狱以后，担任中书令。

后来，终于郁郁不乐地死去。

但他和他的着作《史记》在我国的史学史、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

公元前99年，司马迁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句公道话，结果触怒了汉武帝，遂遭受了当时最屈辱的宫刑。

司马迁受刑之后本想一死了之，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的资料和父亲的遗愿，他决心忍辱负重，终于于公元前91年完成《史记》，光耀后世。

几年后，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一般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位。

因为一旦身任此职，即得以掌管机要文书，成为皇帝身边的亲近侍从。

然而，司马迁却始终怀着一种刻骨铭心的耻辱感，把中书令一职视为“闺阁之臣”，不但丝毫不以此为荣，反而以为是莫大的羞辱。

因此，自任职以来，除应付必要的公务外，他息交绝游，集中心思和精力写作《史记》，也只有这项事业才是自己生命价值的真谛之所在。

正是在这种心境之下，司马迁收到了任安的来信。

这封信使司马迁极为不快。

他万没想到这位朋友的精神境界竟然如此低下，和一般凡夫俗子的看法毫无二致。

他对司马迁在受刑之后得居中书令之职，不胜欲羡之至，而且要求他以“推贤进士为务”，对朝廷竭尽忠心。

任安写此信的确切日期，已经无从考证，假若是在他因“庆太子之祸”而身陷牢狱之后写的，那么，他的信中可能还有这样一层意思：要求司马迁向武帝进言，劝其为国惜才，从而赦免自己的死刑。

这与司马迁此时的心情和思想是多么格格不入。

第一，司马迁对于自己以“刑余之人”的身份担任中书令一职本来就是感到耻辱的，以这样的身份给朝廷荐举人才，对被荐举者也同样是一种耻辱。

何况受刑之后的司马迁对专制暴君的认识已日益清醒，早已不愿为之竭尽愚忠了。

第二，任安是一位能干的官员，他被判处死刑，纵不算是负屈蒙冤，至少也是罚过其罪。

但是，司马迁义怎么能够在武帝面前为之开脱呢?“李陵之祸”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沉痛吗?这倒不是说司马迁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不敢替朋友辩白，而是通过那次事件，他对武帝刚愎暴戾的性格有了清楚透彻的了解：凡是他决定了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基于上述原因，他对任安的来信久久不曾作答，可能原来就准备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

后来任安即将引颈就戮，死于武帝的屠刀之下。

司马迁考虑到他的这种遭遇跟自己当初有某种近似之处，能够体谅他此时的心境和思想，于是提笔挥就一封《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和《太史公自序》，都是我们了解司马迁思想发展的极其宝贵的可靠资料。

当然，这两篇东西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自序》着重叙述自己的家世和生平事迹，对于自己修史的宗旨虽然有所说明，但多有隐晦，对“李陵之祸”只用了不多的语言交代过去。

其小心翼翼，说明其在忧患之中，时时以古哲先贤来激励自己，发愤着书，借以启示后人。

《报任安书》则是一篇饱蘸着血泪流出的充满炽烈激情的文字。

它详叙了“李陵之祸”的始末，辩明了其间的是非曲直，申诉了自己所蒙受的冤抑。

这是在辩白，在控诉，在宣泄，在抒发长久郁积胸中的愤隙不平之情。

其文笔酣墨畅，滔滔若江河之水，一泻千里，淋漓尽致，是了解司马迁在遭受“李陵之祸”前后思想感情重大变化的最重要的材料。

顺便说一句，此信当时未必真正送给了任安，可能一直保存在家里，直到宣帝时才由其外孙杨恽连同《太史公书》即《史记》一起传布出去，后来被班固收入《汉书·司马迁传》中。

“李陵之祸”是司马迁生平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对他的思想发展变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史记》的写作虽然开始于“李陵之祸”发生之前，而全书的完成则是在此事之后。

而且，有充分的根据可以推断，即使原先已经写成的篇章，也在“李陵之祸”以后重新修改或加工润色了。

因此，可以说“李陵之祸”对于《史记》一书的整个思想倾向都产个了极大的影响，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同样的遭遇，同样的祸患，在不同的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影响。

对于一个平庸的人，悲惨的命运会摧毁他的精神，使之意志消沉，自甘沦落;对于一个利欲熏心的人，受刑之后，而又受到重用，他会感恩戴德，变成一个更加卑躬屈膝、温驯忠心的奴才。

司马迁在精神上、性格上、思想上都是一个傲岸不屈、不可摧毁的巨人。

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不可能在行动上反抗那强大而残暴的统治力量。

统治者可以损伤他的肉体，但却无法征服他的思想，战胜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