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新思考_刘小流

摘要：由于对社区文化建设意义认识不足，社区文化在很长时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建设。目前全国城市掀起一股社区建设高潮，文化建设作为社区建设一部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文章提出对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三方面思考：首先，要切实地认识社区文化建设的作用和意义，才能更好地促进社区建设；其次，要明确以居民文化权利实现为宗旨和以落实社会公平正义为实质开展社区文化建设；第三，要正确认识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力量和主体，合理引导社会资本开展社区文化建设实践。

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文化；社区建设中图分类号：Ｇ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０５４４（２００８）０３－００６０－０４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新思考

刘小流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虽然早在１９９２年十四大报告中就提出要搞好社区文化，但文化建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区建设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２００２年十六大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后，社区文化的意义得到重新认识，同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化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文件（国办发〔２００２〕７号），中央文明办、文化部等９部门也同时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活动的通知》。此后，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相继提出，城市社区建设成了构建城市和谐社会的基础，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文化建设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全国各城市社区逐渐掀起文化建设高潮。那么如何去搞好社区文化建设呢，在笔者看来，以下几方面是当前社区文化建设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切实认识社区文化建设的战略作用和意义，才能更好地促进社区建设

过去我们提倡社区文化建设之所以没有受到很好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从社区制度创新角度去认识社区文化建设的作用和意义。现在各地城市社区在大兴文化建设，但如果没有透彻理解它的作用和意义，也很可能影响社区建设，影响社区的制度创新。在笔者看来，文化建设对当前社区发展的以下三大作用和意义不能忽略。

（一）文化建设促进社区的治理和善治，实现社区制度

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它的一个

重要本质特征就是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正义、不断追求社会和谐、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社会主义。［１］社区的治理和善治就是我国在社会新形势下在社会基层进行的

一种探索社会正义、追求社会和谐的制度创新。随着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政治与社会管理内容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传统的由国家承担全部社会管理职能的城市社区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社区面临新的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的目标是通过社区建设实现社区的治理和善治，逐步达到自治，这是我国目前政学两界的基本共识。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国际上用来形容公共政治和社会事务管理的一个新概念，其核心含义是政府的职能从“划船”向“掌舵”转变，更多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要从政府转移到其他社会部门，它强调的不是单纯的政府自上而下的权威“统治”，而是政府和社会民间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从治理的概念引申出“善治”的理论，认为良好的治理就是处于一种协商、合作基础上的“善治”。社区的治理和善治是我国从基层开始的一种社会管理的改革探索，是社会治理能力的一种培养和整合提升。治理和善治下的城市社区，不再是政府的延伸，不再承担综合行政管理职能，而是来自草根社会的区域性“共同体”，是一种民间社会。由此制度创新的要义是“社区共同体”的建设，这是一种社会治理结构的建设，它的要点是把社区所在地的各社团组织和居民很好地“组织”起来，使他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协同努力，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发挥各自的功能，改进社区的环境，解决社区的共同需求问题，最终取得社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２］

在现代多元开放的社会，社区共同体的利益和价值日益多元化，加上生活节奏加快，社会竞争压力大等原因，社区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疏远，这不仅使居民对社区缺乏归属感，社区意识观念也淡薄。而社区制度创新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过程，即创新过程本身需要社区基层共同体的参与和出谋划策，且创新过程中可能由于种种

原因带来许多不如意的地方，需要时间来修正和更改，也需要社区共同体的理解和包容。作为公共生活领域的社区，已经很难用行政命令来号召和凝聚，因此，如何理顺社区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把社区共同体团结凝聚在一块，成为实现社区制度创新的关键。

作为群众性活动的社区文化正好可以使社区共同体在各种文化活动中加深了解、沟通关系，创造和谐、友善、互助的人际关系，有助于增强社区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增加亲情友爱氛围、增强社区的凝聚力；而社区共同体归属感和社区意识的提升，又能促进社区共同体自觉主动地关心社区事务，投身社区建设，改善社区环境，形成良好社区氛围，为自己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社区环境，也为社区制度创新出谋献策，真正实现社区治理和善治。

（二）文化建设促进社区共同意义创新。我国社会正日益向现代性和多元化发展，而且随着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这种现代性和多元化将更加显著。社会学研究表明，在社会日益趋向多元化的同时，人们对社会共同性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强。社会共同性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利益共同性和意义共同性。前者取决于一个社会的利益结构是否合理、正义和公正；后者指社会各群体对自我利益的获得赋予怎样的意义，两者间即可能是正相关也可能负相关关系。社会共同性这两方面的关系原理启示人们，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制度创新的同时，意义创新也是不可或缺的。共同意义创新具有创造意义资源弥足珍贵的意义，它提供社会共同生活的新意义，引导对于社会事实的积极解释。这使社会成员的正义感受力不断发展和成熟，从而对公平的利益结构更容易认知、认可和接受。特别是在我国进行社区制度创新时，更需要居民以建设性批判眼光来看待新生的制度和新生的事物，这样才可能使我国的制度创新把公平正义真正落实到社区制度的各个方面，才有可能从治本的高度，来认识、把握和维护社区制度创新的重大意义。

我国的社区文化建设实践基本上可分为贯彻、普及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开发本社区原有的文化资源、创造本地特有的亚文化的两个过程，［３］各地在具体社区文化建设中可能各有创新，但都有某种共同意义赋予或创新的成分在内，只有这样的文化能够创造认同感、归属感。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很多都是城市化新兴社区，社区居民来自不同地方，就是老城区的居民也有来自不同地方，从事不同职业，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因此，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共同意义创新具有特殊的意义。社区文化建设需要为社区居民“诗意地栖居”创造必要的环境条件，营造一种家园意识，形成特有的本社区风格的文化，让居民形成我是“某社区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同时也更需要从意义创新的高度来认识文化的深层功能，使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产生新的共同意义，产生新的整合力量。若此，社区文化建设将会在原有的基础上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社区转型和重塑的目标才能真正成为可能。

（三）文化建设引领社区整体协调发展。文化的功能还表现在为整体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提供支撑。历史上凡是盛世时代，其经济文化社会方面都比较协调发展，凡是文化不重视不发达的时代，其社会整体发展也并不如意。当今世界，先进的经济发达地区，无一例外地有着繁荣的文化，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双引擎。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一个社会的发展必须是经济、社会、文化的同步协调发展。经济、社会、文化的不同步发展，必然增加社会发展代价，阻碍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同时，社会、文化发展的落后，也必然使经济发展的后劲乏力。我们过去社区建设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点，社会发展的落后使社会治安问题增多，社会矛盾纠纷增加，文化的落后使人们找不到心灵的皈依和家园的归属，更无法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永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十六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格局已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实际上是将经济发展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优势。在社区建设中如何把经济发展水平转化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水平，转化为市民的生活质量，转化为社会稳定，社区文化建设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有些城市社区，已初步品尝到了社区文化在促进社会整体协调发展方面的甜头，如深圳福田区２００２年提出“大经济、大文化、大环境、大服务”的发展战略，已使其在经济文化社会协调运行和良性发展的曙光初露。相信若在今后社区建设中注重文化建设，那么我国城市社会的明天将更喜人。

二、以保障居民文化权利为宗旨和以落实社会公平正义为实质开展社区文化建设

（一）社区文化建设的宗旨是保障居民文化权利。过去我们对文化权利关注很少，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观念和条件制约：我国国情是生存权优先于发展权，在基本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谈文化权利是奢侈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的满足，精神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公民文化权利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最先敏锐地感觉到公民在文化权利上的要求越来越强烈，２００２年率先在全国开展公民文化权利研究。什么是公民的文化权利？公民文化权利和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一样，都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主要包括享受文化成果、参与文化活动、开展文化创造和文化成果受保护等四个方面的权利。

从社会发展角度看，目前公民文化权利问题的提出，并强调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列为同等重要地位，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ＧＤＰ的增长，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人们对文化消费需求加大；现代化发展要求公民素质与之相适应；民主政治使公共管理从权力理性走向权利理性；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人的创造能力受到尊重。［４］

公民文化权利的提出，说明文化权利不是可有可无和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