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册府元龟中的秦汉史料价值

简评《册府元龟》中的秦汉史料价值
跃进
作为宋代四大书之一的《册府元龟》，篇幅最大，但常为后人所忽略。

原因之一，就是该书资料的采录范围主要以官方修撰的所谓“正史”为主，且不注出处，核对起来非常繁难。

其他野史杂记以及诗文笔记等多所不取。

而这些正史，世间流传既广，校勘亦精。

因此，《册府元龟》就不像其他三大书那样受到重视，也在情理之中。

因此，明代以来，此书只有一刻，中华书局1960年据以影印，分装十二巨册。

此外，还有若干宋刊残卷凡五百八十一卷及若干残页。

中华书局1989年汇刊而成《宋本册府元龟》，凡四册，这两套书，我早就购置，并时常随兴之所至翻阅，但是并没有认真通读过。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种刊本，各有长短，要想真正判断其价值，只能两书对读，并参考相关史籍，舍此而别无长策。

这当然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个人现在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这样一件有意义的学术工作，时常感到遗憾、感到不安。

凤凰出版社今年推出的由周勋初先生主持整理的《册府元龟》，煌煌十二巨册，装帧典雅，印制精美，既给人赏心悦目的形式美感，更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们这些读书人渴望做而又很难做到的刊对工作。

不仅如此，全书还力图推寻这些文字的来源，力求恢复这些史料的原貌。

全书以中华书局影印的明刊本为工作底本，宋本残存的部分，就以宋本勘对；其他部分则尽量核对其史料来源，加以比对。

这样做，事实上就起到了陈垣先生所倡导的史源学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该书不标出处的缺憾。

作为整理工作，比较重要的还有全书后面所附的人名索引，共约五万人，群分以人，查对极为便利。

《册府元龟》编纂在赵宋初年，所能收集的史料，自然以唐五代为多。

譬如薛居正《五代史》，大部分就可由《册府元龟》辑出。

相对来讲，唐前史料应当有限。

尽管如此，当年陈垣先生还是从中发现了《魏书•乐志》所缺刘芳上书言乐事缺失的一页(见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足以证明该书的文献价值。

即使是采自寻常史籍，但是因为这部大书分门编排，凡三十一部，一千一百零四门，共一千卷，各门其实就是一部专题资料库。

譬如《列国郡部•建国》罗列先秦各国之
名及开国君主和郡望所在，非常清晰。

又譬如《迁徙》其实就是一部中国官方移民简史。

周勋初先生在前言中从史料学、校雠学和学术史三个方面对此书的价值作了高屋建瓴的论断。

我在浏览这部巨著的过程中，对于其中的秦汉史料有所关注，发现其中确有很多内容值得重视。

这里也追随周先生的思路，从史料学、目录学、版本学三个方面，就《册府元龟》中的秦汉史料价值略作阐发，不辞续貂之讥。

从史料学的角度看，《帝王部•名讳》收录两汉帝王的讳字，可与王观国《学林》卷三“名讳”条相互比勘。

又如《帝王部•颂德》记载倪宽至傅毅所作赞颂，无异于这类作品的编年记录。

《帝王部•文学》无异就是两汉帝王文学创作的类编，《台省部•封驳》论及封驳、奏议等汉代四品，《计邦部•俸禄》就是历代官员工作收入的记录。

这里特别提出来讨论的是《国史部•总序》中的一段记载：“秦并天下，有太史令、御史之名 (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章》，御史张苍掌柱下方书之类是也)。

汉武帝始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 (以司马谈为之。

天下文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

谈卒，子迁嗣)。

宣帝改为太史令，行太史公文书。

其修撰之职。

以官领之。

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

”可见，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先后为太史公，而非太史令。

《报任安书》开篇自称“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云云，其书也称为《太史公书》。

后来的很多学术论著都笼统地称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为太史令，恐有不确之处。

这条材料给我们另外的启示是，武帝时代的太史公，权位还比较重要，因为“天下文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

任安被刑后写信给司马迁求救，也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

宣帝之后，其职权被削减，“唯知占候而已”。

另外一条材料也比较引人注意：《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五《国史部•采撰》记载：“又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命班勇所记云。

”由此来看，《汉书•西域传》的编修，班勇也曾参与。

又《汉书•高祖本纪》颜注引臣瓒注：“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寿五十三。

”据此，则刘邦当生于秦始皇即位为王前一年，即公元前二四七年。

但是《史记集解》引晋人皇甫谧的说法以为“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汉十二年，年六十二”。

《太平御览》八十七引《史记》云：“四月甲辰崩于长乐宫，时年六十二。

”与皇甫谧记载相同。

今本《史记》无此。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以为：“秦二世元年纪，《史记集解》引徐广云：高祖时四十八，与皇甫谧
说同据。

据《六国表》，秦昭王五十一年，岁在乙巳。

高祖盖以是岁生。

秦二世元年九月起兵时年四十八。

五十一为汉王。

五十五年即真。

以汉十二年岁在丙午崩，寿六十二。

瓒说恐非也。

”《册府元龟》卷一《帝王部》：“高祖初封汉王，五年平项籍，即皇帝位，在位通为王十二年，年六十二。

”记载得明明白白。

又《史记•外戚世家》载：“昭帝立时，年五岁耳。

”张守节《史记正义》：“《汉书》曰：‘后元二年，上疾病，遂立昭帝为太子，年八岁。

明日，武帝崩。

太子即皇帝位。

’五岁者，褚先生误矣。

” (见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

《册府元龟》卷一《帝王部》：武帝“少子昭帝立，母曰赵婕妤，在位十三年，年二十六，无子。

”据此，昭帝应在十三岁即位。

这样，昭帝即位时的年龄问题，就有三种说法。

当然，根据《汉书•昭帝纪》记载：“后元二年二月上疾病，遂立昭帝为太子，年八岁。

以侍中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少主。

明日，武帝崩。

戊辰，太子即皇帝位。

”对此，颜师古也作了有力的辩证。

尽管《册府元龟》记载有误，但是却提供了一条前所未见的另一记载。

从目录学的角度看，《国史部•采撰》就是一部先秦至五代时期的《艺文志》。

《谱谍》收录汉刘向《世本》以下族谱家谱之类的著作。

《掌礼部•作乐》又是一部先秦至五代的音乐简史。

《学校部•注释》则是一部经典注释的目录著作，如记载“汉孔鲋为陈胜博士，撰《论语义疏》三卷”就未见史书记载。

《总录 部• 立言》则是文人学者的论著目录，如记载赵岐“欲奏守边之策，未及上，会坐党事免，因撰次以为《御寇论》”。

文章虽然失传，却保留下来目录，据此可以考见赵岐的政治主张。

将这些目录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作比较，时常会有差异，或互有补充。

如《总录部•养生》记载王充“年渐七十，力志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

《总录部•文章》：“蔡日，赋一篇(史阙官)。

”又载：“玄成复作诗，自著《复玷缺之█难》，因以戒示子孙。

”又载：“徙入山中，覃思著述，以莫知于世，故作《应时实难》以自寄。

余所作杂文数十篇，多亡失。

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称为侯君。

”这里提到的王充《养性书》、蔡日赋、韦玄成《复玷缺之█难》以及侯瑾《应时实难》等文，都可以补证史传之阙。

从版本学的角度看，《总录部•自述》收录东方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崔骃《达旨》、张衡《应间》、蔡邕《释诲》等，多见于《文选》。

以往的《文选》版本研究往往忽略宋本《册府元龟》中收录的这些作品。

此外，《总录部•书信》收录薄昭、司马迁、杨恽、冯衍、赵壹、孔融等人书信，
也见宋本《册府元龟》。

《宋本册府元龟•谏诤部•直谏》记载贾谊《陈政事疏》，就与史传及《新书》多有不同。

这些重要的版本学和校勘学的资料，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当然，版本校勘问题向来复杂。

这部大书出于众手，当初的编校就已存在许多问题，给整理者也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譬如《学校部•教授》记载“孙期，字仲彧，济阴武成人”，武成误，当作成武人。

又记载“董均，字文仲，犍为资中人也”。

均，当作钧，字文伯。

同书卷七百六十七《总录部•儒学》载“董钧，字文伯，犍为资中人”。

或可为证。

《学校部•刊校》：“刘珍少好学，安帝时为谒者仆射。

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驹骖、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一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

”这里显然衍“一”字。

《总录部•儒学》载：“赵毕，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作《诗细》，历神渊。

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

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传习焉。

”案：赵毕，当作赵晔。

又，《总录部•文章》：“苏李为辽东太守，有赋二篇。

”案《汉书•艺文志》作苏季。

同部记载“贾偃赋二篇”，据《汉书•艺文志》，当作张偃。

这些讹误，很可能是原来编纂过程中就存在的。

如果逐一核对，是可以校改过来的。

还有一些是整理方面的问题，譬如断句和标点，时有可商之处。

如《总录部•名字》载：“虞诩祖父经为郡狱吏，尝称曰：‘东海于公高为里门，而其子定国，卒至丞相。

吾决狱六十年矣，虽不及于公，其庶几乎子孙?何必不为九卿邪?’故字诩曰‘升卿’。

武平故城有碑云：‘诩字安定。

’盖诩之别字也。

后诩果为尚书令。

”从文意上推断，“子孙”二字当下属。

又，《邦计部•迁徙》载：“元鼎六年，开西南夷，置郡县。

徙吕氏以充之，因名不韦县 (谓秦徙吕不韦子弟于蜀汉。

故以为名)。

”按：括注内的“汉”字应当属下。

又，《学校部•注释》著录“董仲舒为江都相，……好看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

《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皆其所著书名也)复数十篇十馀万言皆传於后世(《隋志》载仲舒撰《春秋决事》十卷)。

”按：“闻举”亦书名。

《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义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得失，《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

”因此，“闻举”二字当属下，且应加书名号。

同卷又记载：“后仓通《诗》《书》为博士。

至少府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曲台殿在未央宫)。

”“书”当作“礼”，后仓为礼学大师，史有记载。

《总录部•立言》记载刘陶“著书《数有》十万言”。

这里，“数有”似非书名。

整理这样一部一千多万字的大书，涉及范围如此之广，小有讹误，实在瑕不掩瑜。

更何况，有很多问题是在该书编纂之初就存在着的。

不管怎样，通过这样一个整理本，《册府元龟》的史料价值，是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的，这是毋庸质疑的。

原载：《古籍整理情况简报》2007年第10期总第440期。